葉韋明

最近，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新就業群體服務管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一份全方位給新就業群體權益兜底、思想引導、配套服務與職業成長工作的政策。這份政策不只是專項群體服務管理優化舉措，更是針對性化解平臺經濟進階發展后，靈活用工模式與傳統公共保障體系適配失衡的核心矛盾。

目前我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經高達8400萬人，占全國職工總數的五分之一；廣義上的靈活就業人員更是突破了2.4億。他們是數字時代維持城市運轉的“毛細血管”。平臺經濟確實讓就業變靈活了，另一面的現實是：打工人的工作跟著手機、訂單和平臺全國跑，但傳統的社保、就醫、培訓等公共服務，卻還固定在勞動關系、屬地戶籍及實體單位，無法隨人員靈活流轉適配銜接。

《意見》的核心價值不止于保障新就業群體切身權益，更推動平臺經濟治理提質升級，重構公共服務供給邏輯。重構一套“隨身攜帶”的公共服務網絡，用一套務實的中國方案，去規避西方“平臺資本主義”的發展困境，提前為即將到來的智能時代打好社會治理的地基。

要理解這一政策背景，需要把平臺經濟放在更寬的社會分配結構中觀察。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里指出：資本賺錢的速度，長期來看總是高于經濟增長率和打工人工資的增速；這將持續拉大勞資財富分配差距、引發社會失衡。放到當下數字場景中，資本不只掌控金融資產，還把持核心數據、全域算法、流量端口及行業規則。勞資收入分化以隱蔽化、技術化的全新形態持續加劇。這正是“平臺資本主義”在許多國家引發爭議的根源。

AI時代的到來讓“算法用工”的隱形風險急劇飆升，AI深度嵌入派單、風控、績效考評后，務工決策更難溯源、爭議更難申訴、風險更難預判。《意見》的出臺，正是對這種風險分配結構進行矯正。

國際上，一些國家已經開始探索“權益跟著人走”的制度安排。法國“個人活動賬戶”（Compte Personnel d’Activité，CPA）把培訓、職業支持等權利同個人職業生涯綁定，不再以“雇員”身份為福利發放的前置條件，而是以“勞動者”個人的生命周期為基座，將勞動者的培訓積分、職業傷害積累、社會保障等權益打包成一個“數字背包”，實現福利的跨界、跨平臺便利攜帶。而新加坡《平臺工作者法案》自2025年1月1日起為平臺工作者提供新的保護，覆蓋工傷補償、公積金繳納和代表權等內容。

中國不需要簡單照搬法國CPA或新加坡模式。我國的優勢在于已經形成較強的數字政務能力、社保經辦體系、醫保結算網絡、住房公積金制度和基層治理體系。下一步可能探索的，是建設面向新就業群體的個人公共服務賬戶。如《意見》中特別指出，“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逐步推動相關公共服務隨人走”。意味著新就業群體不必在戶籍地、工作地、平臺所在地之間反復切換身份，也不必因為職業形態不穩定而被公共服務排除在外。未來，如果能夠依托數字化公共服務賬戶，把勞動者在不同平臺、不同地區、不同職業階段形成的權益記錄下來、接續起來、使用起來，中國將形成一種不同于西方福利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平臺資本主義放任模式的新型公共服務體系。

千萬別覺得這一切只關乎外賣騎手或網約車司機。隨著大模型、智能體、具身機器人、自動駕駛、智能客服、AIGC內容生產的狂飆突進，勞動的組織方式正在劇烈變化。今天被重塑的是體力勞動，明天面臨變革的可能就是文案、翻譯、設計、客服、程序員等知識工作者。未來，越來越多勞動者可能不再擁有單一職業身份，而是在就業、自由職業、平臺勞動、項目制工作之間頻繁切換。勞動市場的流動性會進一步增強，職業生涯將變得極其碎片化和非線性。

《意見》的出臺不只是一次新就業群體服務管理政策升級，而是平臺經濟治理從“規范平臺”走向“保護人”的重要轉向。成熟的智能商業文明，不能只有算法效率、資本回報和消費便利，也必須有能夠托住數億勞動者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中國式平臺經濟治理的深層意義，正在于把公平重新納入效率，把技術重新嵌入社會，把高度流動的勞動者重新納入穩定可及的公共服務網絡。

今天，我們討論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的保障和權益問題，實際上也是在討論未來每一個勞動者如何面對頻繁流動、高度智能、充滿不確定性的勞動社會。新就業群體是平臺經濟最前端的勞動者，也是未來勞動形態變化最早的承壓者。為他們織密一張“隨人走”的防護網，就是為整個社會提前建設一套能夠承接技術變革、緩沖風險沖擊、促進共同富裕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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