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映的電影《給阿嬤的情書》讓“僑批”這一閩粵僑鄉特有的通信方式在全國范圍內“出圈”，“批”就是閩粵方言中的“信”。由于寫一封得體的書信有一定的文化門檻，這種通信方式的維系，在很長時間內又常常需要借助于他人之筆。影片中的“代筆”既有藝術的加工，也有一定的現實投射。正如當下的人們熱切地渴望永遠在線的陪伴，在那個距今不怎么遙遠的過去，世界的不同角落也周而復始地演繹著紙短情長的悲歡離合。當鴻雁傳書還是人們主要的通訊方式時，連結遙遠兩端的媒介不止有走街串巷的郵差，還有無數端坐于大街小巷、以寫信為職業的代筆之人。耐人尋味的是，在科幻電影《她》（Her，2013）中，那位生活在未來的男主人公西奧多，職業仍是一名代寫書信的作者。當年影片中的人機互動已經照進現實，而代筆這一古老的職業卻也能重新煥發生機。

電影劇照：《給阿嬤的情書》（左）和《她》（右）

在民間記憶里，代寫書信的大多是老先生，在郵局外或集市邊擺攤招攬生意。在我所生活的閩南僑鄉小城，就曾經活躍著這些代筆先生，依稀記得上個世紀90年代，在市中心通往學校的一個斜坡兩旁，還有好幾個代筆攤子，老先生們要么百無聊賴地翻著報紙，要么聚精會神地和上了年紀的婦女一邊攀談、一邊在信箋上寫字。時至今日，代筆的場景雖然已遠去，卻并未完全從我們的生活消失。去年一度引發小范圍關注的代書先生姜明典正是閩南地區為數不多的、仍在營業的“僑批”代書人，據說他在將近六十年的職業生涯里代寫十幾萬封信，從未走出過家鄉泉州的他，為此還曾自學多國語言，當之無愧地成為代書歷史的見證者。

代書人姜明典

當然，二十世紀以來，隨著越來越多的民眾得以接受教育，“人人應當學尺牘”的理念也逐漸傳播開來，作為極具實用價值的書信寫作也成為課堂內外基礎知識的一部分。越來越多的兒童與青少年女性掌握寫信技能，不僅自己樂在其中，還成為街坊鄰里交口稱贊的代筆“小先生”，而年輕學生在抗戰時期為傷兵寫家書更是不可磨滅的民族記憶。這篇小文章就來聊聊這些故事。事實上，在世界各地的銀幕中，已有不少對代筆女性或年輕學生的藝術刻畫，例如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的中央車站為旅人寫信的退休女教師朵拉（《中央車站》，1998），或是在日本鐮倉經營著祖傳文具店、繼承外婆衣缽代書的少女雨宮鳩子（《椿文具店：鐮倉代筆物語》，2017），抑或是因父親被捕而不得已在阿富汗的街頭擺攤謀生的女孩帕瓦娜（《養家之人》，2019）……這些影視藝術形象從不同的角度勾畫出代筆女性這一群體的職業鏡像，也是故事主人公們所生活的特定年代不可或缺的一道文化景觀。

電影劇照：《中央車站》（左）、《椿文具店》（中）、《養家之人》（右）

如果把視線拓展到無償服務的非職業代筆人，我們還可以在不少成長的記錄中發現影像片段。例如，改編自林海音同名小說的電影《城南舊事》（1983）就有小主人公英子為奶媽“宋媽”寫家書的情節。她能夠迅速背出宋媽老家的地名，證明這并非她第一次為宋媽寫“平安家信”。為了鼓勵英子，宋媽帶著羨慕的語氣夸獎道：“念書多好，看你九歲就會寫信，出門丟不了啦！”英子聽了果然很興奮，躍躍欲試，“逞起能來”，但她很快發現這次的任務比自己想象的要難得多，最后只好把這封信交給爸爸代寫。而在電影《戀戀風塵》（1986）中，正在干活的男主人公阿遠被阿公喚來，幫找上門來的隔壁阿姨寫信，敦促出門在外的親人（可能是她的丈夫或長子）快些寄錢回家。阿姨用閩南語絮叨道：“兩三個月沒寄錢回來，他爸爸在生氣。家里小弟、小妹吃的、穿的，都要用錢，叫他領錢，寄一些錢回來……”，阿遠的筆尖飛快地在紙面劃過，盡管代筆對少年來說不算難事，但他還是不得不請阿姨放慢語速，因為他需要把閩南語方言同步轉化為邏輯清晰、文字通順的書面語，還要確保書信術語的正確使用，而這些顯然不是僅僅“識字”就能駕輕就熟的。

電影劇照：《城南舊事》（左）和《戀戀風塵》（右）

關于寫信的難度，中國近代官派留美的女性、活躍于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作家、學者陳衡哲（1890-1976）曾在自傳中提到，自己七歲時在母親的指導下學寫信，采用的是文言文體：“那時候流行文言，孩子學的是士大夫階級創立的傳統文體。也就是說，我寫的將會同我說的、想的完全不同……每封信雖然格式固定，內容卻不同。因為母親沒空教我怎么把不同的內容變成固定的格式，我只能在每封信的開始和結束時用固定的格式，中間部分得發揮我的創造性寫出內容。”（《陳衡哲早年自傳》，馮進譯）這件事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發她在后來的作品中探索自己情感和思想的原創表達，也促使她積極地響應白話文運動。著名的兒童文學翻譯家、作家任溶溶（1923-2022）同樣曾在《代嬸嬸們寫信》一文中，回憶兒時學寫書信的挑戰：

往日寫信可不如現在簡單，要用文言。因為我讀過幾年私塾，這不成問題。只是舊式書信有很嚴格的格式。我每個星期規定要給在上海的爸爸去一次信，信一開頭便是“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結尾是“敬請福安”，再來個“男（小字）根鎏敬稟”。爸爸來信一開頭是“父字示”。輩分要分清，男女也有別。來不得半點差錯。為此，我就得買來一些有關寫信的書。把稱謂等東西都讀清楚了，信頭信尾照書上寫的抄。我桌上還擺著一些著名尺牘，如《秋水軒尺牘》等，空下來讀讀，好把信寫得雅一點。寫信也真是一種學問。

這里提到的《秋水軒尺牘》是清代最為知名的尺牘范本之一，由紹興師爺許葭村（字思湄）的書信選輯而成，以措辭典雅、文情并茂而流傳于世，為各種社交場合的應酬禮儀提供指導。任溶溶來自廣東僑鄉，“當時文盲多，識字的人少，字就顯得珍貴，而且神秘，因此連寫過字的紙也要敬惜”。習得寫信方法的他，很快就成為嬸嬸們代筆小幫手：

我有不少嬸嬸和許多廣東婦女一樣，她們的丈夫到境外謀生，到香港、南洋甚至美國。有信來，她們不會看，就來請我讀給她們聽。要回信，她們不會寫，也來找我代寫。那時候有許多專門代人寫信的攤子，我也就是一個代人寫信的。……嬸嬸們的信都是寫給丈夫的，因此我寫的信開頭總是“某某夫君妝鑒”，末尾也總是“某某斂袵”。談的是家常，她們的丈夫也不是雅人，用不著寫得怎么雅，有時她們講的話我文言轉不過彎來，也就寫成直白的廣州話了。

年少的任溶溶從為嬸嬸代筆的活動中培養了自信，正如他后來回憶的那樣，“我當時是個識字的小學生，在不識字的嬸嬸們看來，也算是個人物，她們用得著我。”不過兒時的他對書信術語似乎仍是一知半解，沒有完全掌握正確用法，上文提到的“斂袵”的確是用作女性寄信時的自稱，但是“妝鑒”用法不當，應是專用于致信女性，“妝”指女子的妝飾，代指女性，而“鑒”為審閱、察看之意，此處是在恭敬地邀請對方看信，通常接在“某某女士”而非“某某夫君”之后。

幼年的任溶溶（左）和孫幼軍（右）

另一位同時代的代筆學童、著名童話作家、中國首位安徒生獎提名者孫幼軍（1933-2015）在《寫信》一文中回憶父子通信的溫情片段，也述及代媽媽和代鄰居寫信的童年趣事：

8歲時我全家流亡到關內，爸爸為全家人的生計，大流浪中又有小流浪——把媽媽和我們弟兄幾個安置在一個地方，自己到外地謀職。爸爸想起我多病的媽媽和五個孩子，牽腸掛肚，我們也想念爸爸，唯一能互通一點兒消息的辦法只有寫信。

記憶中最清楚的是第一次到北平，住在北鑼鼓巷的日子。爸爸由朋友介紹、到邯鄲一個什么“糧食配給所”當雇員，走了以后立刻寫封“平安家信”來。媽媽識幾個字，卻不會寫。我剛讀小學二年級，倒成了家里文化層次最高的了，寫回信的任務落在我肩上。我十分努力，但信寫出來也不過是：“收到爸爸來信。我們很高興，很好。”爸爸思家心切，當然不滿足于內容如此空洞的家書，再來信就提了一連串問題：“幼君[軍]讀書跟得上嗎”“占鳳（我媽媽）的氣喘病好些沒有”等等。我不敢怠慢，對問題一一作復。但爸爸還是不滿意，說他數過了，總共才30個字。

這樣，我就得想辦法讓字數多些。每次寫信，我不但問媽媽有什么話說，還要求媽媽“多說一點兒”。我盡量把家里的生活情景寫進去，譬如，媽媽貼混合面餅子，也同時貼到自己鼻子尖兒上；晚上吃的菜是炒青草，大家嚼過之后都吐在桌子上，讓爸爸猜一猜，是什么菜？爸爸接到這封信十分高興，寫信來夸獎我，還改了兩個錯別字。我情知自己在那里當倉頡，錯別字何止兩三個？爸爸該是怕一次改得太多，會挫傷我的積極性。……

流浪期間家人幾度分離，我始終充當信息傳遞人，勤勤懇懇，盡職盡責。街坊鄰里知道“老孫家大小子會寫信”，也央我代書。我發現自己成了有用的人，非常高興，總是樂顛顛地跑去幫忙。有時他們包餃子，還會端來熱氣騰騰一大碗，特意交代說：“給學生吃！”大概是“潤筆費”的意思吧！

孫幼軍的故事說明，在某些情況下，需要兒童代筆并非是因為成人完全不識字，而是因為尋求幫助的成人覺得兒童受過更好的教育，有更高的讀寫能力，可以更準確地傳達意思。在這些故事中，善于寫信的兒童也常常因為自己的義務勞動受到稱贊、甚至是獎賞。除了上面提到的“潤筆費”餃子，我還在一次口述訪談中，從一位上世紀40年代出生、來自余杭的老先生王水法那里聽說，當他還是小學生的時候，就開始在他出生的江南古鎮上為手藝人寫信，信箋封好之后他會拿到一角錢，去郵局跑腿代寄，付了郵資還能賺兩分錢，算是“辛苦費”（2025年對話，訪談稿待出版）。特別是在鄉下地區，很多學生還經常受鄉鄰之托，提供無償寫信服務。因此，讀書識字、學會寫信使兒童能夠與不識字或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成人保持一種互補、互惠的交往關系，突破年齡界限造成的等級差距。這使兒童與成人之間的互動復雜化，提升了識字兒童的社會地位，并將他們融入到此前傳統意義上由成人主導的社會網絡之中。

寫信活動不僅幫助年輕學生形成自己的交際網絡，還將這一群體的角色從家庭延伸到更廣闊的社會政治空間，從社區到國家層面的軍隊，使之能夠參與更廣泛的社會事務。掌握寫信技能的年輕學生在贏得他人認可的同時，也用書寫實踐體現教育的社會價值。針對中國女性在戰時的代筆活動，歷史學者江松月（Nicole E. Barnes）在其英文專著《親密社群：戰時醫療與近代中國的誕生，1937–1945》（Intimate Communities: Wartime Healthcare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37–1945, 2018）中有所涉及并指出，數以千計的年輕知識女性為傷兵寫信，從不同程度上貢獻了“情感勞動”，鞏固了原本陌生人群之間的情感紐帶，將處于不同社會階層的個體聯結成一個休戚與共的親密團體。那些能嫻熟代筆的女性志愿者幾乎都來自城市中產階層，而絕大多數士兵則出身貧苦鄉村。在通常情況下，這兩個群體鮮有交集，更難以分享私密的人生經歷。戰爭卻將兩者緊密相連，并使彼此相互依賴。當士兵們口述信件時，女學生得以了解士兵生活中的私密細節，對這些年輕戰士不得不承受的心碎與艱辛有了全新的認識。由于多數士兵來自貧困的鄉村家庭，這種理解無疑讓養尊處優的城市女孩對鄉村文化及村民的堅韌品性有了更為深切的體悟。

寫慰勞信：一位女學生正在為士兵寫家書（1938）

謝冰瑩與黎明健在戰地醫院為傷兵寫家書（1937）

這段珍貴的抗戰記憶不僅定格在大量的鏡頭里，還有不少文字資料佐證。例如聶華苓（1925-2024）曾在回憶錄中提及：“我們那些小女孩也排山倒海地參加抗日活動，去醫院慰問傷兵，唱歌給他們聽，代他們寫家書，分送慰問品，上街募捐。”女兵作家謝冰瑩（1906-2000）在長沙組成“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擔任團長，率領成員二十人到前線參加上海保衛戰，為負傷將士服務，代傷兵寫家書的場景便被戰地攝影記者趙定明所記錄。散文作家、詩人方令孺（1897-1976）在《古城的呻吟》（1937）中記錄了一次刻骨銘心的傷兵慰勞活動。內心沉重和茫然的她，跟著一隊中學女生開啟旅程，腦海中浮現著一幕幕血腥的畫面，也許一路還做著心理建設，想象著將會看到傷兵們“斷手、折足、皮破、血流、呻吟、哽咽，顏色灰白，愁痛不堪的樣子”。在進入病房前，當她聽到遠遠傳來的“嚎叫”聲音時，“心臟都為之收縮了”。不過，病房里的景象讓她懸著的心稍微落下：

我們分開向每一個床前去問好，并問他們可要寫信。啊，他們是那樣和善，即使在最痛苦的時候，臉上也露出一絲微笑的光輝，我先前所設想的一幕沒有理由的駭怕，在這時完全消失了，心里充滿著敬意。

有一位傷員可能是期待有學生主動過去幫忙寫信，從床邊的抽屜里拿出一瓶雙妹牌的香水灑在被單上，以免自己的氣味被嫌棄憎惡，這讓方令孺覺得既滑稽又心疼，便過去為他寫一封信，叮囑他的哥哥安慰母親，不愿讓傷勢傳到母親的耳朵里。她還看見另一位傷兵頸部中槍，已經無法動彈，表情卻相當平和。還有一位傷兵雖然來自農村，不過相貌很秀美，受過良好的教育，是中學畢業生，想寫信給父親，述說自己光榮負傷，并想將一雙年幼的兒女托付給父親照看，確保孩子有上學的機會、未來才能有希望……與傷兵們的交談讓方令孺生出難以釋懷的“憐憫與感傷”之情，感慨“無數的兵士正是這樣純潔的在犧牲，并不圖財利，只為了祖國的安危而戰”：

這古城，將近二十年我沒有回來過，一切都還象一灣塘水似的凝滯不動，現在送來從敵人炮彈當中留下來的幾千殘廢的軀體，卻個個都有活躍英勇的靈魂，這靈魂該是最新鮮的雨水，沖凈這一塘陳積的浮萍。

另一個故事來自于劉桃貞（1919-？）的講述，她是陜西省三原女子中學的一名進步青年，曾是中共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成員。1938年抗日戰爭初期，劉桃貞與師生們熱情投入到慰問抗日傷兵的活動中，籌款購買棉花和布匹、為傷兵縫制被褥、清洗血衣、演唱“慰問歌”、為傷兵寫家書等。一位十九歲的士兵傷勢嚴重，僅存頭部和上身軀體，令人望而生畏，沒有一個女生敢主動上前幫他寫信。為了安慰鼓勵他，劉桃貞自告奮勇上前，為自己之前冷落了他而道歉，給他遞水并幫他寫了兩封信：一封寫給他的父母，另一封寫給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寫給妻子的信尤其令人心碎：士兵懇求劉桃貞幫忙勸說新婚妻子趕緊另嫁他人，因為他在戰爭中身負重傷。劉桃貞起初擔心自己無法完成這樣的任務，但她實在不忍心看到一位失去四肢的傷兵露出失望的神情，于是模仿一位專業的代筆先生對待顧客那樣，帶著尊重和耐心傾聽他的講述。為了不讓新娘收到信后傷心，兩人決定隱瞞士兵已失能的殘酷事實，而是謊稱他加入了“敢死隊”，時刻處于極度危險之中，隨時可能失去生命，不愿拖累對方。劉桃貞將她的信稿讀給這位士兵聽，以確認自己的信文以最委婉的語言表達了士兵對愛人的“真情”以及分手的決心。她認為這封信更像是一篇“作文”，需要運用自己所學的修辭手法來表達寄信人的愛意和忠貞，而在溝通的過程中她也真切感受到：“這位小傷兵確實是忠誠善良的人”。多年后，她仍然清晰地記得士兵對她的感恩和稱贊：“你們這些學生娃，好像個算卦先生，把人家心里想的話都說全了。你們的老師真會教書。”士兵將她比作算卦先生，這既是對她寫作能力的肯定，也是對她職業精神的認可。或許也正是士兵的贊揚，讓她感到作為知識青年的社會價值。為了共同的抗戰事業，像劉桃貞這樣的年輕學生通常在代書過程中努力克服交流和心理的障礙，盡可能給予傷兵關懷和幫助。盡管幾乎沒有資料顯示這些代書的年輕學生與其所幫助過的傷兵保持聯系，但是學生們在代書過程中所目睹的慘烈戰爭給普通士兵所造成的身體痛苦，對于她們的精神洗禮是持久深遠的。這些被戰爭裹挾的普通人的無奈與心酸，那些說不完的動人的慰勞代書故事，同樣值得被看見與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