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在這里紀念朱維錚先生，我有什么樣的感概呢?咱們的學者，走了以后，我們來追思。當然追思需要，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在生前的時候，我們的體制有沒有尊重他呢?這是我們要想的問題。朱先生在復旦執教最起碼五十年以上，我一直有個遺憾，可能是終身都不會辦好、一直沒辦好——我曾跟大哥講過，給他搞一個五十周年執教日。但后來想想不對呀，他不是我們高等研究院的，只是我們的一個學術顧問。我覺甚至得歷史系都不應該來張羅，是應該由復旦大學來張羅的，但學校沒張羅。我覺得我們這些老學者生前的時候，能不能給他們足夠的重視。當然這個追思會很重要。

我跟朱先生相識，印象當中是在八十年代末，大概是1988年在北京的時候。有一次杜維明先生組織一個會，中午我們一起吃飯，我和朱先生就是沒酒就不吃飯，怎么能沒酒呢?然后杜維明很不好意思，趕緊去弄瓶酒來。一問這個桌上，湯一介、龐樸啊，他們都不喝。我們兩個人就一人一半，他說就一人倒一半吧。我當時心里想，聽說朱先生好酒，也懂酒，但沒想到他如此豪爽。于是乎就在那個酒桌上，我們一起喝酒。然后，朱先生，我心里把他當作先生，他說我們倆就兄弟相稱，所以我一直叫他大哥。

其實在這之前，我已經很了解朱先生的為人了。為什么?我當年跟湯一介先生、季羨林先生、周一良先生都有很深的交往。他們在評價上海學術界的時候，都會講三個人，可能第一個就是朱先生。更重要的是，甚至那些被他批評過的學者，也認為朱先生的學問好。

他們講朱先生不是說他罵不罵人或者別的什么事，而是說這個人是做學問的，是真正有學問的。所以當時他一說我們倆做兄弟的時候，我真是誠惶誠恐。但我非常高興，覺得此生有這么一個大哥，不錯。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我每年會來上海。元化先生也跟我是老朋友，每次工作完了，他都會請在他那個酒店里面請我吃飯。每次談話，必談的就是朱先生。08年我來復旦，參加的第一個追思會是元化先生的追思會。很遺憾，我在那個追思會上沒有看見我大哥。我知道我大哥對元化先生是最好的，而元化先生跟我講，在思想上最親近的、最信賴的也是朱先生，每次他都要談及。

來復旦以后，我們就有了更多的交往。當然我是煙酒茶都來，我大哥更是如此。我們兩個人可以喝酒喝到半夜兩點，一喝一瓶半。大嫂看到我們喝得盡興，沒辦法，只好翻出一瓶更好的酒來，讓我們喝。

很多人說朱先生罵人，是要指著人罵的，今天在會上，我還聽到許多這樣說。但我覺得這是不了解他究竟罵什么人，他第一個罵的是什么人呢?就是他經學史研究當中三句話中的一句話，“學隨術變”。他特討厭的就是你跟風走，跟著政治走。今天主張這個，明天又突然變了的那種人。比如，原來完全根本不懂自由主義的一個人，明天他就成了自由主義者，再過兩天他就變成反自由主義者、要跟你脫離干系的人。他說的不只是在他身邊的事和人，而是指整個中國的學術界，對于這樣的人他是非常痛恨的。他要罵，你在場不在場他都罵。他罵的第二種是什么人呢?就是不懂裝懂的人。有一次，朱先生在我們高研院做講座，有個學者做點評，點評的時候給了一個史料出處。坐在下面的朱先生就說，你錯了，你都沒認真看，這里是你搞錯了，你還很堂而皇之地當真的給大家講。這是第二種他要罵的人。第三種他罵的人是，現今推行數量而不講質量的體制中人，對此，他厭惡得不得了。他就跟我數落哪些雜志是絕不投稿的，絕對不給他們稿子；哪些出版社永遠不給他們稿子。為什么?他認為這不是做學問。所以我覺得這是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

另外，我們這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是搞社會科學的。為什么請我大哥朱先生做學術顧問?最主要的原因不知道在座的清不清楚，當然我相信他的弟子們可能比較了解。他對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了解頗深。他一直跟我討論什么哈耶克，我說：“大哥你怎么也關心這個?”談著談著，你就發現，他還真是非常認真去讀那些文獻，去想那些問題的。有位先生當年批評一個人，表揚一個人，說有一個人懂自由主義的，就是朱先生。后來我征求了很多的學術委員會的意見，他們一致認為，朱先生可以當這個學術顧問。他真的是在做自己專業同時，還關注其他的問題。所以我想講給諸位聽的，也是我自己對大哥的感受。

(此稿根據鄧正來在2012年4月22日朱維錚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整理。)

來源：《懷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