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前

誰在成都留下了西涼石刻？

李 輝

五一假期的一個傍晚，夕陽西下，我和夫人又去了一趟龍拖灣。從蒲江縣城徒步登臨長秋山，探訪龍拖灣摩崖造像，僅需半小時便可抵達。途經龍安寺，穿過一段幽寂的林間小徑，眼前豁然開朗——大片柑橘林之上，一堵高數十米的巖壁赫然矗立。巖壁下散落著崩塌的巖塊，當地相傳，古時有蟄龍自此破壁升天，龍尾掃塌崖壁，故而得名“龍拖灣”。走進果園里，抬頭望去，我們看到了崖壁上一方題名石刻。

這方題名石刻是把巖面鏟平刻成碑形，圓首方形，高130厘米，寬50厘米，風霜已將碑額侵蝕得模糊難辨。題記位于碑下方，占壁面高56厘米、寬45厘米。碑上豎刻三列文字。中列為“嘉興元年”四個大字，右列“張仁忠”題名稍高，左列“許七忠”題名稍矮，字體在隸楷之間。

龍拖灣西涼“嘉興元年”題名石刻 圖片來源：羅國建/攝

“嘉興元年”——公元417年。彼時江南的東晉王朝年號應是“義熙十三年”，而這“嘉興”，屬于距蒲江數千里之外、河西走廊西端的西涼國。

那一瞬間，爬坡上坎后的濕熱被山風拂去，耳畔似有朔風呼嘯而來。我們仿佛看見，兩名滿身塵土的使者，帶著他們的團隊，從河西走廊的風沙中走來，他們為何在此刻石？是行程過半的紀念，是險途偶憩的感懷，還是向中原王朝效忠的隱秘宣誓？這塊沉默的石頭，驟然變成了一扇門，通往一條被正史筆墨輕輕帶過、卻充滿生命體溫的“間行”之路。而這條路，正是那條早已湮沒的“絲路”上的一縷余音。

對他們而言，河西走廊是風沙，建康城是江南，而成都蒲江——正是這風沙與江南之間的“過處”。這方石刻，便是過客留給時間的憑證。

1984年，蒲江縣開展文物普查，工作人員在鶴山鎮蒲硯村長秋山麓的龍拖灣摩崖造像群中，發現了這通貌不驚人卻意義非凡的題名石刻。

1985年7月，時任四川大學考古教研室主任、著名考古學家林向教授一行在縣文物干部引導下專程考察，并應《成都文物》編輯部之約，于1986年6月在《成都文物》刊物上發表了題為《蒲江龍拖灣北朝題名碑、石刻造像考察初記》的文章，將這通石刻公諸于世。

40年前，《成都文物》刊載林向教授考察龍拖灣文章 圖片來源：作者李輝提供

“嘉興元年”這一紀年，是解讀此石刻的關鍵。嘉興是西涼國后主李歆的年號，嘉興元年即公元417年。那時的蒲江地域還屬東晉王朝的臨邛縣管轄，為何會出現遠在河西走廊的西涼國年號？這個問題曾引發學術界的多方探討。主要有兩種解釋：

一種認為這是西涼使臣“告襲位”途中的遺留。所謂“告襲位”，即新君即位后必須向所尊奉的正統王朝報備，獲得冊封認可，政權才算具有合法性。這并非西涼獨有的執念。五百多年后，吳越國主錢弘俶即位，第一時間遣使北上，向后漢朝廷“告襲位”，請求冊封。后漢覆滅，后周建立，他又立即遣使稱藩，獲周太祖郭威重新冊封為吳越國王。對偏安一隅的政權而言，中原王朝的冊封，是合法性最硬的背書——熱播劇《太平年》講述的，正是同樣的故事。只不過，錢弘俶的使臣沿運河水路北上，航程兩千余里，沿途驛站通途，尚有官員接應；而張仁忠、許七忠行程近五千里，沿途不少險絕之地，人煙稀少，補給匱乏，大多只能靠攜行給養維系。一樣的使命，卻是不一樣的九死一生。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可能是河西流民的遺跡。綜合分析，“流民遺跡”之說，恐難成立。流民背井離鄉，刻石多為紀行懷鄉，鮮有鄭重題寫故國年號之例；而張仁忠、許七忠以年號居中、名附兩側，正是使臣恪守正統的體現。林向教授考證指出，張氏乃河西漢族大姓之一，張氏門中出任西涼朝晉使節，身份是合適的。龍拖灣地處古道要沖，可供數十人使團休整補給，而非流民藏匿之僻徑。加之李暠曾兩次遣使“杳無音信”，此次出使肩負重托，刻石以記，情理之中。

龍拖灣摩崖造像僅是蒲江石窟的一部分。蒲江石窟包括飛仙閣摩崖造像和龍拖灣摩崖造像兩處，于200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龍拖灣摩崖造像又包括龍拖灣、庵子巖、土地嘴、石馬庵4處造像，從南北朝、唐、宋到明清共有造像35龕473尊。在龍拖灣古佛山西麓，有南北朝至唐、宋造像10龕80尊，這通西涼嘉興元年摩崖題名碑便在其中。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方西涼題刻是目前蒲江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石刻題記——在蒲江正式建縣之前一百三十七年便已鐫刻于此，其歷史價值獨一無二。

龍拖灣古佛山西麓，崖壁上有南北朝至唐、宋造像10龕80尊 圖片來源：李輝/攝

要讀懂這方來自河西的刻痕，必須回到它誕生的公元417年，看清當時的歷史格局。

這一年，東晉的皇帝是晉安帝司馬德宗，但朝政大權早已旁落。真正掌控東晉命脈的，是太尉劉裕——后來的宋武帝。就在這一年，劉裕率軍北伐，攻破長安，滅亡后秦，達到了個人權勢的頂峰。后秦主姚泓兵敗出降，后被押送建康處決。劉裕滅后秦之功，為他三年后代晉建宋奠定了堅實基礎。

彼時，西涼使臣途經的成都，又是一番怎樣的時局？

就在四年前——義熙九年（413年），劉裕剛剛完成對蜀地的收復。此前，蜀地經歷了長達八年的割據政權——譙蜀（405年—413年）。譙蜀由漢人譙縱所建，定都成都，向后秦姚興稱臣。義熙九年，劉裕遣將軍朱齡石率軍攻蜀，破成都，譙縱自縊，譙蜀滅亡。至此，蜀地重歸東晉版圖。

至于蒲江，公元417年尚未建縣。根據《蒲江縣志》記載，蒲江正式建縣始于北朝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初名廣定，屬蒲原郡。此前，蒲江地域長期隸屬于臨邛縣。公元417年刻石之時，此地尚為臨邛縣轄地，歸東晉益州統管。

北方格局方面，這一年正是十六國末期諸國并存的復雜局面：西涼李歆剛剛繼位，改元嘉興；北涼沮渠蒙遜正不斷用兵擴張，他是西涼的死敵，也是最終滅亡西涼的人；北魏明元帝拓跋嗣聽取謀臣崔浩的建議，未直接干預劉裕伐秦，轉而鞏固北方防線。

需要特別交代的是西涼這個政權的命運。這個從風沙中走來的政權，自稱是西漢“飛將軍”李廣的后裔——據《晉書》記載，開國君主李暠（hào）為李廣十六世孫。其疆域地廣人稀——從河西走廊向西延伸至西域蔥嶺，向北抵居延海，向南至祁連山，大部分是戈壁與沙漠，真正適宜耕作的綠洲有限。李暠在位時，曾遷徙兩萬余戶充實酒泉，中原避難者更是“日月相繼”，使西涼人口達到數十萬之眾。正是這些在亂世中艱難求存的人們，支撐著這個漢人政權在河西走廊偏安一隅。

江油市青蓮鎮，隴西院西涼國開國之君李暠像 圖片來源：李輝/攝

作為開國之君，李暠堪稱一代英主，不僅雄才大略，文采亦相當了得。《晉書》載其：“通涉經史，尤善文義”，一生創作詩賦數十篇，在感情豪邁上自成一格。據《十六國春秋·西涼錄》載，李暠“著《槐樹賦》以寄情，蓋嘆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賦中所詠的這棵槐樹，本是前涼張駿時從秦隴移植而來，同批大多枯死，唯有此株頑強存活。李暠借此感嘆僻陋偏遠之地非建功立業之所，實則寄托了自己身處河西一隅仍懷雄圖大略的壯烈情懷。這棵槐樹后來成為敦煌一景，百姓稱之為“李公槐”。

李暠又在另一篇《述志賦》中寫道：“悠悠涼道，鞠焉荒兇。杪杪余躬，迢迢西邦。”身處荒涼兇險的西陲，心中卻懷著對遠方（江南）的向往。這份情懷，最終化作遣使“告襲位”的決心。

李暠去世后，其子李歆繼位，追尊父為涼武昭王，改元嘉興——這正是石刻上“嘉興元年”的由來。同年，李歆曾率軍大敗北涼，沮渠蒙遜被迫求和。此番告襲位，既是新君向父親的告慰，也是向北涼示威。可惜戰場上的短暫勝利，并未改變西涼與北涼的實力對比。李歆也未能繼承乃父之風，據《晉書》記載，他“用刑頗峻”“繕筑不止”，嚴刑峻法，大修宮室，百姓苦不堪言。

三年后，北涼沮渠蒙遜散布南征西秦的假消息，誘使李歆出兵。母親尹太后以先王遺訓“深慎兵戰，保境寧民，俟時而動”嚴辭勸阻，重臣宋繇亦上諫不可，李歆一概不聽，執意率步騎三萬東征。兩軍戰于懷城，西涼大敗。左右勸其退回酒泉，李歆羞愧難當，泣曰：“吾違太后明敕，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見吾母也！”強令再戰，結果兵敗蓼泉，為沮渠蒙遜所殺。其弟李恂繼位，次年城破自殺，西涼就此覆亡。

李歆實在算不上一位有為君主，在位僅三年便將父親苦心經營的基業斷送殆盡。然而，歷史的吊詭，便在于此：這位未能守成的君主，其血脈卻在后世達到了中國古代政治和文化的巔峰。一方石刻的牽連，已非興衰二字可以概括。

一支是政治的血脈。其子李重耳在國破之時逃奔北魏，子孫世代為將，歷西魏、北周、隋，在亂世中潛行兩百年。至李淵時，這支血脈終于從關隴貴族中崛起，在長安登基，開創了光耀千秋的大唐帝國。唐天寶二年（743年），玄宗追尊李暠為“興圣皇帝”。

江油青蓮鎮，李白文化博物館展陳李陽冰《草堂集序》。李陽冰，約生于唐玄宗開元年間。唐代書法家，李白在詩文中稱李陽冰為“族叔”“從叔”或“季父”。李白晚年窮困潦倒時，曾投奔時任當涂縣令的李陽冰，李陽冰收留了他并幫助整理其詩文，編成《草堂集》并作序，對李白詩作的保存和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圖片來源：作者李輝提供

另一支是文化的魂魄。李陽冰《草堂集序》載：“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圭組，世為顯著。”按此世系推算，李白當為李歆的八世孫。筆者在江油李白紀念館所見世系譜中，李白正是西涼后主李歆之后，與李唐皇室同宗且比唐玄宗高兩輩。盡管這一說法在學術上至今存疑，也未能載入皇家族譜，但它刻在李白的詩篇中，也刻在江油紀念館的墻上——無論真假，都已是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為了得到東晉朝廷的認可，西涼其實早已做過嘗試。早在建初元年（405年），李暠就曾派遣近侍官員黃始、梁興為使臣，抄小路前往建康送奏表，但“黃鶴一去，杳無音信”。三年后，他又選派一位名叫法泉的僧人再次出使，同樣沒有回音。直到嘉興元年（417年），張仁忠、許七忠此行，才算完成了西涼十余年的等待。

西涼使者為何不惜跋涉千里，舍棄坦途，選擇南下經蜀地至建康的迂回之路？原來，當時北方正處于十六國時期，西涼的死敵北涼盤踞在東去建康的傳統道路上，加之關中一帶亦非坦途，為避開這些敵對勢力，西涼使臣只能選擇繞道四川，順長江而下。《資治通鑒》記載，西涼李氏王朝與晉宋至少有四次外交，史稱“間行”，即經由蒲江的這條南線。

其中一次正在嘉興元年（417年），李歆即位后派遣使者前往建康“告襲位”。這支使團的規模，史書未載，但參照魏晉南北朝外交使團慣例，當有數十人之眾——除正使張仁忠、許七忠外，還配有副使、譯語、護衛、雜役等隨行人員。他們攜帶給養、貢品、國書，還有沿途交易所需的物資。近五千里的漫漫長途，不可能僅憑兩人之力完成。

蒲江位于蜀身毒道、西南絲綢之路、茶馬古道的中樞孔道。他們從酒泉南下，選擇的是一條被稱為“吐谷渾道”或“河南道”的路線——穿越柴達木盆地，經青海湖、松潘草原。

翻過松潘高原之后，他們進入蜀地的具體路徑，后人已無法確知。他們或沿岷江河谷直抵成都，在這座“東連中原、西通西域”的商埠稍作休整；或擇取更隱秘的古道，自松潘南下，翻越夾金山入寶興，循靈關道經雅安，自西而入蒲江河谷。據史書記載，李暠在位時就曾兩次遣使前往建康，張仁忠、許七忠此行，不過是沿著前輩的足跡繼續前行。

嘉興元年（417年）張仁忠、許七忠出使路線圖 制圖：李曉陽

我們已無法確知他們具體何時從酒泉啟程，也無人知曉他們抵達蒲江時是春光爛漫還是秋葉飄零。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趟跋涉耗時漫長——直至次年秋天才到達建康。

《資治通鑒》留下了確切的時間坐標：“（義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秋，歆遣使來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為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酒泉公。”這一長串封號，每一個字都有分量——“都督七郡諸軍事”授予對七郡的軍事統轄權，“鎮西大將軍”是極高的武將品秩，“酒泉公”則是貴族爵位。東晉朝廷通過這套正式冊封，既承認了李歆對西涼地區的合法統治，也將他納入東晉的爵位體系。對于千里跋涉的張仁忠、許七忠而言，獲得這套封號，便意味著使命的圓滿完成。

從酒泉到建康，為何需要一年多？原因或有三：一是所走的吐谷渾道迂回艱險，人煙稀少，攜帶給養，速度極慢；二是蜀地剛平定四年，官府盤查嚴格，使臣需在成都滯留數月，辦理通關文書、打探建康局勢；三是抵達建康后，還需等待朝廷安排接見，當時劉裕剛滅后秦，朝政繁忙，使臣排隊等候也是常情。以此推算，耗時一年有余，實屬情理之中。

漫漫長途，每一步都潛藏著致命的危機。“沖風沐雨，載沉載浮”，李暠《述志賦》中這八字，恰似后世使臣的命運寫照——迎著風，淋著雨，在生死之間沉浮不定。張仁忠、許七忠一行面臨的風險有：

跋山涉水：祁連山余脈海拔三四千米，夾金山埡口終年積雪，一不留神便墜入深淵；長江三峽水流湍急，稍有不慎即船毀人亡。

強敵環伺：北涼的追兵、譙蜀的殘部、沿途的賊寇，每一雙眼睛都可能盯著使團的物資與性命。

疾病纏身：柴達木的烈日可致人中暑，松潘高原的寒夜能讓人咳血，瘧疾、痢疾、凍傷，隨時可能奪走一條性命。

我們可以想象公元417年的情景：西涼使臣肩負新君重托，從河西走廊啟程，穿越險峻山川，歷經數月長途跋涉，終于在某一天進入這片青山綠水。回望來時的千里風沙，他們或許長舒一口氣，又或許默默祈禱，這一趟，可不能再像前輩那樣“杳無音信”了。

在長秋山麓，他們或許為抒發感懷，或許為紀念此行，在山壁上刻下了自己的行跡。這一行倉促的刻痕，承載的是家國所寄、九死未悔的使命——縱前途艱險、生死未卜，亦必抵達。種種因緣際會，終將河西的風沙，刻進了龍拖灣的石骨深處。

刻石之后，他們繼續前行，沿岷江順流而下，過江陵，最終抵達建康——他們的使命，還在前方。

龍拖灣西涼使臣刻石圖，AI生成

他們留下的，或許不止這一方題記。林向教授曾有一個動人的推測：當西涼使者張仁忠、許七忠一行歷盡千辛萬苦來到此地，萬分慶幸，感謝佛祖保佑，他們承襲河西佛教造像之風，在此造像祈福禳災，以表達對佛祖的感恩戴德之心。在龍拖灣開創造像之后，唐宋均有繼續在此開龕造像。后來因山巖崩坍，北朝造像破毀，崖上卻留下“嘉興元年”的題名碑與唐宋造像并列。

縱使學界存在爭議，蒲江龍拖灣西涼紀年石刻的核心價值，依舊無可撼動。作為蒲江境內最早的題刻，它本身就是一座標尺。

從佛教入川路線來看，漢代至南朝，佛教經河西走廊入川是一條重要通道。《魏書·釋老志》載：“涼州自張軌后，世信佛教。”這支使團所走的路線正是古稱“羌中道”的青海通道——十六國時期河西走廊受阻，這條穿越羌人區、連接西域與蜀地的古道便成為南北交通的要沖。有學者更指出：羌中道“可能是佛教傳入四川的主要通道”。這條路不僅是使臣的通道，更是佛教藝術的傳播之路。

敦煌莫高窟與蒲江石窟之間，存在著一條隱秘的文化臍帶。飛仙閣9號龕的金翅鳥、童子騎獸王像，與敦煌同類題材淵源深厚。這種造像的流傳路徑，清晰地勾勒出佛教藝術從西域經敦煌入蜀，沿蜀道南傳至蒲江的軌跡。正如美國學者安吉娜所言：“印度造像到達四川……四川藝術從未成為被動的鏡子。”

在“嘉興元年”碑刻下方大約二十多米處的果園內，還有一尊沉默的造像，等待著后人解讀。這龕造像呈45°傾斜（應為石頭從上方巖壁崩塌下來所致），窟內為單身造像，佛像面相清瘦，結跏趺坐而無座床，頭頂平板冠冕，佛作帝王相，在四川造像中尚無例可尋。龕沿有供養人兩身，左邊長袖下垂，右邊褒衣博帶，風格與周圍唐代造像迥然不同。據林向教授記述：“揆其特征，疑是十六國期間的造像”。正是這種獨特的“帝王相”，引發了學界的長期爭議。2002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機構的聯合調查，則認為其屬唐代道教造像。圖片來源：李輝/攝

蒲江石窟造像從南北朝延續至明清，具有極高的歷史與藝術價值。而龍拖灣西涼題刻，便是這片文化沃土上一個至今仍在呼喚解讀的歷史謎題。

“嘉興元年”四個字，在史家筆下只是一個政權紀年的尋常更迭。但在龍拖灣的石壁上，它是這片土地上最早的文明印記，是一隊疲憊人馬短暫歇腳時沉重的呼吸，是漂泊者對故國象征的頑強恪守，是文明在亂世中依然艱難穿行，纖細卻堅韌的脈搏。

回望公元417年，那是一個英雄與名士交相輝映的時代。這一年，五十三歲的陶淵明已辭官歸隱十余年，在潯陽柴桑過著“采菊東籬下”的田園生活——他的“靜”與使臣的“動”，恰成兩種生命姿態的對照；這一年，年過八旬的高僧法顯剛剛從印度求法歸來，正在建康道場寺翻譯佛經，他西行十四年、經三十余國的壯舉，與西涼使臣東行千里的跋涉，恰成鏡像——一個向西求法，一個向東告襲，都在亂世中傳遞著文明的火種。法顯帶回的是梵本佛經，使臣留下的是這方石刻。歸隱者的靜守、西行者的求法、東去者的告襲——三種選擇，都在亂世中抵達了各自的彼岸。

今日龍拖灣眺望蒲江河谷，遠處是川西高原大雪山。張仁忠、許七忠的故國——西涼國，就在山背后的西北遠方。1600多年前，他們或許曾在這里回望故鄉。圖片來源：李輝/攝

一千六百多年前，張仁忠、許七忠兩位使臣，從河西走廊遠道而來，帶著大漠風沙，途經天府之國，刻下了這方“嘉興元年”的石刻。他們未曾想過，這一刻，竟成為蒲江現存最早有確切紀年的石刻題記。

他們刻石之后，便再次啟程，奔赴煙雨江南。風沙萬里赴江南，片石留痕記行旅。俯身靜聽——文明的足音，穿越千年，仍在石骨深處回響。

來源：成都方志

作者：李 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