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長篇世情小說《金瓶梅》問世后，關于其作者“蘭陵笑笑生”真實身份問題，成為《金瓶梅》研究史上最使人困惑難解而又最具吸引力的謎，有人戲稱，它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自明至今，已提出的作者候選人有六十多個，但令人遺憾的是，仍然沒有得出一個令人心服口服的一致結論，這在中外文學史上恐怕是獨一無二的現(xiàn)象。

在所有《金瓶梅》作者“候選人”的龐大隊伍中，王世貞作《金瓶梅》一說是影響較大的一種。但已故的吳晗先生卻持極力否定態(tài)度。

吳晗先生是著名的明史專家，他以史學家的身份介入《金瓶梅》的研究，以豐富的歷史知識和嚴謹?shù)氖穼W考證方法，

結合《金瓶梅》小說文本所涉及的歷史事件，又查閱了正史、野史，筆記等，以較為豐富翔實的史料，對《金瓶梅》的有關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梳理，歸納起來，其主要結論有三：

一是徹底否定《金瓶梅》作者王世貞說；

二是《金瓶梅》成書于萬歷中期；

三是認為《金瓶梅》是一部現(xiàn)實主義小說，它所寫的是萬歷中期的社會情形。

它抓住社會的一角，以批判的筆法，暴露當時新興的結合官僚勢力的商人階級的丑惡生活【1】。

吳晗先生的主要觀點，幾十年來似乎已成為學術界的定論，可見其影響很大。但現(xiàn)在看來，隨著新的史料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的深入，吳晗先生的許多結論都是大可商榷甚至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只談吳晗關于《金瓶梅》作者王世貞問題。

吳晗先生對《金瓶梅》作者研究的主要貢獻之一，是他對有關王世貞作《金瓶梅》的種種傳說和附會進行了一次全面系統(tǒng)的梳理工作。

他所涉及到的筆記、史料有：《寒花盦隨筆》、劉廷璣《在園雜志》《缺名筆記》、顧公燮《銷夏閑記》、徐樹丕《識小錄》、梁章巨《浪跡叢談》等。

《論金瓶梅》

吳 晗、鄭振鐸 等著

胡文彬、張慶善 選編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這些筆記、史料雖然說法各異，但歸納起來主要是：

(1)王世貞父子與嚴世蕃父子結仇的原因是由于名畫《清明上河圖》；

(2)唐荊川識破《清明上河圖》為偽畫，以致王忬被殺，世貞為報父仇，著《金瓶梅》并置毒以殺之。

按，王世貞的父親王忬被殺，《明史》卷二○四《王忬傳》和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三《上太傅李公書》都記載得很清楚，主要原因是：

(1)忬為總督時，由于數(shù)次失敗，漸漸失去皇上的信任，嘉靖帝認為王忬怠于軍事，辜負了自己；

(2)嚴嵩“雅不悅忬”，而忬子世貞又因說話不慎積怨于嚴世蕃；

(3)還涉及到楊繼盛、沈煉和徐階的一些事情。

吳晗先生依據(jù)的正是上述史料，他在經過周密詳盡的考證后，得出三條結論：

一、王忬的被殺與《清明上河圖》無關。

二、《清明上河圖》的流傳、收藏均與王家無關。

三、唐荊川死于嘉靖三十九年春，比王世貞的父親王忬被殺還早半年。

因此，根本不存在種種傳說中王忬死后，忬子世貞先行派人去刺殺唐荊川不遂，后荊川向其索書，遂撰《金瓶梅》以毒殺之的事實。

可以說，吳晗先生對種種的附會和傳說所進行的梳理工作是應該肯定的，而且說得，也不能否定王世貞作《金瓶梅》，很對。

但是，即使否定了這些傳說（傳說本身就不可靠）因為它們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

《金瓶梅詞話》夢梅館校本

二

大凡古人的野史、筆記，雖有“捕風捉影”之嫌，但也絕不都是“無中生有”，與歷史事實總是存在著多多少少的某方面的聯(lián)系。

唐荊川（順之）與王世貞作《金瓶梅》之間的關系被后世文人描寫得繪聲繪色，其中事出有因。

《寒花盦隨筆》：“世傳《金瓶梅》一書為王弇州先生手筆，用以譏嚴世蕃者……”

或又謂此書為一孝子所作，用以復其父仇者。蓋孝子所識一巨公，實殺孝子父，圖報累累皆不濟。后忽偵知巨公觀書時，必以指染沫，翻其書葉。

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經營此書。書成黏毒藥于紙角。覬巨公出時，使人持書叫賣于市，曰‘天下第一奇書’。

巨公于車中聞之，即索觀，車行及其第，書已觀訖，嘖嘖嘆賞，呼賣者問其值。賣者竟不見。

巨公頓悟為人所算，急自營救已不及，毒發(fā)遂死。今按二說皆是。孝子即鳳洲也。

巨公為唐荊川。鳳洲之父忬死于嚴氏，實荊川譖之也。

姚平仲《綱鑒挈要》載殺巡撫王忬事，注謂：“忬有古畫，嚴嵩索之。忬不與，易以摹本。有識畫者為辨其贗。嵩怒，誣以失誤軍機殺之。”但未記識畫人姓名。

有知其事者，謂識畫人即荊川。古畫者，《清明上河圖》也。【2】

唐荊川（順之）之所以被拉扯進《金瓶梅》這樁公案中，筆者推測，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唐荊川對王忬的事跡調查得很細，并有疏參劾王忬，王忬之死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清明上河圖》畫冊

關于這一點，《明世宗實錄》記載得很詳細：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遣兵部職方司郎中唐順之查理薊鎮(zhèn)兵馬。【3】

九月庚寅。兵部職方司署郎中唐順之奉命閱視薊鎮(zhèn)兩關鎮(zhèn)區(qū)馬步官軍，原額九萬一千有奇，見卒五萬七千有奇，逃亡三萬三千有奇。因還奏言：

……古北、燕河兩區(qū)，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shù)百人之外，皆羸兵憊馬，朽甲鈍戈，徒糜廩餉，不濟緩急之用。

故往年庚戌虜變及近日寬佃河流之寇、土墻之寇，至于近檄宣遼，遠微（征）延固以御之，甲胄蟣虱于道途，忬（杼）軸匱竭于轉輸，蓋積弊之極，其勢不得不出于此。

……總督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馬珮及諸將領袁正等，俱宜坐曠職誤事之罰。

疏入，得旨：該鎮(zhèn)缺兵至三萬不補，一卒不練，督撫官所理何事？兵部從實參看以聞。

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等因言：有兵則有糧，今多缺伍而糧無減額，乞并清查，以懲欺冒。章亦下兵部。于是部擬王忬等三臣當降罰，……上曰：薊鎮(zhèn)兵馬缺弱已極，而督撫不問，殊為負恩。馬珮已革職，王忬、歐陽安姑降俸二級留用。【4】

由上可見，唐荊川的奏疏，直接導致了王忬被降二級使用，且為后來嚴嵩參劾王忬提供了許多“證據(jù)”，最終導致王忬被殺。

二是唐荊川的為人是很不光明磊落的。通過趙文華巴結、獻媚于嚴氏父子：

順之，直隸長州府武進人。嘉靖己丑舉禮圍（闈）第一人，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兵部主事，調吏部，改翰林編修。

未幾，上疏乞養(yǎng)病，詔以吏部主事致仕。居數(shù)年，召為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

明年，與贊善羅拱（洪）先、校書郎趙時春，上定國本疏，忤旨，黜為民。順之初欲獵奇致聲譽，不意遂廢，屏居十余年。

上方摧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之，終不見用。會東南有倭患，工部侍郎趙文華視師江南，順之以策干文華，因之交驩嚴嵩子世蕃，起為南京兵部主事，尋升職方員外郎、郎中。

奉命查勘薊鎮(zhèn)邊務，復視師浙直。總督胡宗憲薦其有功，遷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

……晚乃由趙文華進得交嚴氏父子，覬因以取功名起家。不二年，開府淮楊（揚），然竟靡所建立以卒。【5】

趙文華乃嚴氏父子之走狗。唐荊川又依附之，可見其人格之卑下。

王世貞自然鄙其為人，再加上唐荊川查勘王忬的事由，后人自然而然地才將這兩件事聯(lián)系起來，附會出王世貞作《金瓶梅》置毒以殺之的傳聞。

由此可見，古人的筆記、野史并不都是憑空捏造的，所述必有一定的歷史事實根據(jù)，不然的話，與唐順之同時的其他許多有很高官位的著名文人，為什么就沒被扯進《金瓶梅》這樁公案中？

《稗說校注》封面

清人宋起鳳在《稗說?王弇洲（州）著作》條中明確地指出了《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貞：

世知《四部稿》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書亦先生中年筆也……。

按弇洲《四部稿》有三變……是一手猶有初中晚之殊，中多倩筆，斯誠門客所為也。若夫《金瓶梅》全出一手，始終無懈氣浪筆與牽強補湊之跡，行所當行，止所當止，奇巧幻變，媸妍、善惡、邪正、炎涼情態(tài)，至矣！盡矣！

殆《四部稿》中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與后乎此誰耶？謂之一代才子，洵然！世但目為穢書，豈穢書比乎？亦楚《檮杌》類歟！

聞弇洲尚有《玉（嬌）麗》一書，與《金瓶梅》埒，系抄本，書之多寡亦同。【6】

另外，無名氏《玉嬌梨?緣起》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據(jù)學術界考證，《玉嬌梨》的成書約在明末清初，帶有序的刊本至晚在清康熙年間就出現(xiàn)了。而這兩條極為重要的材料，吳晗先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著文時并未看到。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卷二《偽畫致禍》條記載了嚴王兩家結仇始自偽畫，即《清明上河圖》，肯定是弄錯了，吳晗先生已駁之甚詳。但“偽畫致禍”卻又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嚴嵩用事〉篇云：

嚴世蕃嘗求古畫于忬，忬有臨幅類真者以獻。世蕃知之，益怒。會灤河之警，鄢懋卿乃以嵩意為草，授御史方輅，令劾忬。

嵩即擬旨逮系，爰書具，刑部尚書鄭曉擬謫戍，奏上，竟以邊吏陷城律棄市。【7】

周鈞韜先生曾注意到這一點，他認為“偽畫致禍”（并不是名畫《清明上河圖》）應與王世貞著《金瓶梅詞話》以報父仇，抨擊諷刺嚴嵩嚴世蕃父子，顯然有不少直接的內在聯(lián)系。【8】

這些，都是吳晗先生不曾論述到的。

換句話說，即使全部肅清野史、筆記中一切有關《金瓶梅》的種種附會和傳說，也不能從根本上否定王世貞為報父仇而作《金瓶梅》，因為二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系。

《明史紀事本末》 中華書局出版

三

吳晗先生在其論文中有一節(jié)標題為“《金瓶梅》非王世貞所”」，其主要觀點有四：

第一，“嚴世蕃是正法死的，并未被毒”，“嚴氏之敗是由世貞賄修工爛世蕃腳使不能入直致然的，此說亦屬無稽”；

“順之出為淮揚巡撫，兵敗力疾過焦山，（嘉靖）三十九年卒。”

“王忬死在是年十月，順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貞何能預寫《金瓶梅》報仇？世貞以先一年冬從山東棄官省父于京獄，時順之已出官淮揚，二人何能相見于朝房？”

又何能先行遣人行刺于順之？這些都是歷史事實，足以證明清人的某些傳說是無稽之談。

但不能證明《金瓶梅》非王世貞作，亦不能證明王世貞作《金瓶梅》不是為報父之仇，也就是說，還不能駁倒“報仇”說。

退一步講，在嚴世蕃、唐荊川死后，王世貞作《金瓶梅》辱罵、譏刺他們，發(fā)泄心中天大的冤恨，雖不能誅，但以筆代伐，替父雪冤，不也是很正常的嗎？

第二，關于“嘉靖間大名士”問題。

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五“金瓶梅”條說：“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

沈德符這段話是有來歷的，他的祖父與王世貞家本系世交，他又和王世貞的兒子王士驌是好友，故對王世貞的“家底”最清楚，他所說的“指斥時事”完全是實際情況，“嘉靖間大名士”指的就是王世貞。

王世貞與李攀龍是“后七子”領袖，“攀龍歿，（世貞）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9】

“弇州博洽第一”（沈德符語）“大名士”，王世貞是當之無愧的。但吳晗先生卻認為“‘嘉靖間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話，假使可以把它牽就為王世貞，

那么，又為什么不能把它歸到曾經有雜劇四種的天都外臣汪道昆？為什么不是以雜劇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王百谷或張鳳翼？那時的名士很多，又為什么不是所謂前七子廣五子后五子續(xù)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

吳晗先生的話是沒有道理的，“嘉靖間大名士”并非是一句空話，而是一句實實在在的話，只不過沈德符未明言，故弄玄虛，使用“迷人障眼法”罷了。

同時，吳晗先生還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嘉靖間大名士”固然很多，但并非這些“大名士”都與嚴嵩父子結仇，都能與《金瓶梅》掛上鉤，很顯然，這樣的推論是根本不能說明問題的。

《金瓶梅探謎與藝術欣賞》

周鈞韜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第三，吳晗先生在其論文中是這樣假設的：王世貞有作《金瓶梅》的可能（自然他不是不能作）。但王世貞是江蘇太倉人，又是土著，有什么保證可以斷定他不“時作吳語”？

《金瓶梅》中用了大量的明顯的山東方言，雖然王世貞在山東做過三年青州兵備，但沒有證據(jù)證明他在這三年中學會了地道的山東土語，這又如何能證明王世貞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呢？

從這些斷語中顯見吳晗先生對《金瓶梅詞話》中的語言并沒有做過認真的研究。

其實《金瓶梅》的語言是十分復雜的，不僅有山東土話，而且時時作吳語，南北兼有。

單憑這一點，絕不能作為否定王世貞作《金瓶梅》的根據(jù)。

最后，吳晗先生引用了清禮親王昭蓮斷定王世貞絕不是《金瓶梅》的作者的一段話，“以宋明二代官名羼亂其間，最屬可笑，……弇州山人何至谫陋若此。”【10】

吳晗先生以此推斷有史識史才、畢生從事著述，卷帙甚富的王世貞絕不會寫出連基本的歷史常識都搞錯的作品來。

吳晗先生顯然沒有看透《金瓶梅》的根本主旨。

其實，昭蓮所說的“最屬可笑”“谫陋”的地方，恰恰是《金瓶梅》最高明、最隱晦且最富深刻蘊意的地方，作者不是不清楚，而是了如指掌，他是在故弄玄虛，借宋罵明，又不讓讀者輕易看透罷了，這是《金瓶梅》最為獨特高超的藝術手法。

不然的話，那性命還能保得住嗎？

順便指出，吳晗先生所梳理的基本上都是傳說、筆記，既然他不相信這些傳說和筆記，而為什么又偏偏引用同樣屬于筆記性質的昭蓮的話來作為否定王世貞的根據(jù)呢？豈不是前后矛盾？

況且，清人筆記明確斷定《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貞的材料，如宋起鳳的《稗說》等，吳晗先生限于當時的條件，他是未能看到的。

《金瓶梅》的作者肯定是大名士，而絕不是中下層那些粗通文墨的書會才人之類。根據(jù)筆者多年的探討研究，認定《金瓶梅》的作者非王世貞莫屬【11】。

《霍現(xiàn)俊 <金瓶梅> 研究精選集》

霍現(xiàn)俊 著

臺灣學生書局出版（2015）

注 釋：

1 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文載《文學季刊》創(chuàng)刊號，1934年1月。

2 黃霖《金瓶梅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

3 《明世宗實錄》卷四六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

4 同前注，卷四六四。

5 同前注，卷四八三。

6 《明史資料叢刊》第二輯《稗說》卷三，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7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見《歷代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 1997 年。

8 參見周鈞韜《金瓶梅探謎與藝術賞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

9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簡體字本 2000 年。

10 昭蓮《嘯亭續(xù)錄》卷二「小說」條，《說庫》叢書本。

11 參見拙作《王世貞作金瓶梅新證》，《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

文章作者單位：河北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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