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目新聞通訊員 王金展
在工業電影高速狂奔的當下,大制作的視聽奇觀始終占據市場主流,也逐漸帶來觀眾審美上的疲勞——新主流電影借個體命運的微光撬動家國情懷,懸疑片依賴層層反轉制造敘事陷阱,奇幻科幻則以視覺盛宴填滿銀幕。這些類型化實踐并非缺乏價值,但它們共享同一種創作底色——一種高度工業化、可復制、追求即時情緒回報的敘事模式,這種模式精準計算觀眾的淚點與笑點,卻往往遺漏了生活本身那份未經修飾的、緩慢的、甚至帶有些許苦澀的質地。
也正是在這樣的創作語境中,藍鴻春導演的“潮汕三部曲”收官之作《給阿嬤的情書》顯得尤為珍貴。全員素人出演,潮語對白,無爆炸場面,無刻意煽情的慢鏡頭。這部影片以一種樸素甚至略顯笨拙的姿態,向觀眾呈現了一種久違的電影質感——真誠。電影最值得被討論的價值不在于技術層面的優劣評判,而在于提醒我們:在大故事、大場面、大演員之外,那些小人物、小情感、小物件,同樣值得被鄭重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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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木生:江海萬里,心中念你
《給阿嬤的情書》故事本身并不復雜:20世紀30年代,潮汕青年鄭木生被迫下南洋謀生,留下妻子葉淑柔獨自撫養三個幼子。在暹羅,他結識了經營旅店的謝南枝父女。木生意外離世后,南枝選擇冒用“木生”的名義,通過一封封僑批和一筆筆匯款,在長達近二十年的時間里默默守護著遠方那個素未謀面的女人及其家庭。
木生這一角色,是潮汕人“有情有義”品性的具象化身。他并非什么大英雄,只是一個普通的潮汕青年“番客”,為了養家糊口踏上紅頭船,在異國他鄉的街頭蹬車、在人來人往的碼頭倒貨,把每一分血汗錢都寄回“唐山”。他的笑容里有潮汕人特有的憨厚,他的沉默里藏著對故土和妻兒無盡的牽掛。影片以輕盈的生活玩笑穿插沉重段落,不刻意渲染悲傷,也不刻意粉飾歡喜:“暹羅日猛,通身熱熱,速寄相片來,以解相思之苦”,苦難的生活有諢話也有真情——這才是日常生活的本來面貌。
木生落水那一場戲,鏡頭沒有給慢動作,沒有配煽情音樂,只有水面恢復平靜的幾圈漣漪。這種克制,反而讓悲傷沉得更深。木生的一生短暫而熾烈——他欠妻子一個白頭偕老,欠孩子一個父親的位置,卻從未欠過任何人一份情義,他的善良招致了牢獄之災,他的義氣換來了英年早逝,但也正是這份不惜命的赤誠,讓南枝愿意用十八年的時間替他完成未竟的守護。
木生因落水結識淑柔,最終又因保護同伴落水身亡;淑柔與南枝之間持續多年的誤會,正是一名郵差落水丟失信件所致。水,既是阻隔,也是連接;既是死亡,也是回歸。木生最終隨水歸鄉托夢淑柔,其神牌也在誤會解開后的祭奠儀式中終歸故里。這一意象的系統性貫穿,使影片獲得了一種宿命式的圓融結構。木生從未真正離開——他活在淑柔的等待里,活在南枝的僑批里,活在潮汕人代代相傳的“信”字里。藏在花蕊與筆畫間的,是跨越生死、不容漲落沖散的人間信義。
二、南枝:“走仔”,也不是要走的仔
如果說木生是故事的敘事起點,那么南枝才是影片真正想要書寫的核心人物之一。南枝生長于暹羅,從未踏上“唐山”的土地,卻經由一群潮汕僑胞的言行舉止,在漢字鄉音與嬉笑怒罵中逐漸建構起對故土的想象與認同。她用一個漂泊者的方式,完成了一場從未謀面的文化歸鄉。
影片對南枝著墨最多,既避免了流于俗套的情愛關系,也避免了將人物簡化為完美道德符號的傾向。這種“發乎情,止乎禮”的表達,賦予了影片獨特的文化厚度與情感肌理。南枝起初表現出某種“不近人情”的堅持——她恪守原則,不愿輕易賒賬。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她最討厭別人叫她“厝主走仔”(房東女兒)。在潮汕話里,“走仔”是對女兒的稱呼,暗含“女兒是潑出去的水、遲早要嫁走”的傳統觀念。然而,南枝始終拒絕這種定義,她不要依附于男人出嫁離家的命運,她要靠自己站住腳跟。“平安當大賺”,這句潮汕俗語,恰恰是南枝性格最好的注腳。平平安安便是最大的財富,她用半輩子的辛勞踐行著這一樸素的哲學,撐起了一個不屬于她卻由她托舉的家庭。
在與木生的交往中,她逐漸感受到潮汕僑胞之間那種“有情有義”的聯結。當她冒著風險開辦私人學堂時,情義的種子已然播下;當她開始學習漢字時,故土的羈絆悄然發芽。南枝從被動招婿的客體,轉變為獨自支撐家庭的獨立個體,最終成為一名中文老師,成為收養孤兒、廣行善舉的文化傳承者。此后,她的傳承又延續在了那些收養的孤兒身上,成為“長”在異國他鄉的“木生學校”,讓根脈源遠流長,讓文化代代相傳。在這一過程中,木生用身體力行教會了她情義,淑柔通過僑批中的片言只語教會了她堅韌。南枝既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也是一座文化的橋梁,她連接的不只是“樹”與“葉”的那個小家庭,更是他鄉與故鄉、僑胞與祖國的這個大家庭。
影片最動人之處,莫過于那一紙寄了近二十年的僑批。當南枝第一次代木生執筆,她寫下的是這樣一段話:“吾妻淑柔,展信安康,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似與你并肩共賞,江海萬里,心中念你,便不覺遙遠。”這并非南枝自己的思念,而是她替一個再也不能開口說話的人傳遞的告白,也是她替自己第一次在文字中觸摸某種她從未擁有過的東西。當南枝撫摸著木生的手稿,一筆一筆地描摹這些字跡時,她辨認的不僅是字形,更是一種從未屬于她卻從此成為她人生方向的情感。這些泛黃信紙上的文字,穿越了大半個世紀的海浪,最終抵達的不只是收信人的手中,更是每一個觀影者的心里。
三、淑柔:打了新被棉,眠床燒燒,不畏天寒
與南枝形成鏡像互文的是留守家鄉的淑柔,丈夫遠赴南洋,她獨自將三個孩子撫養成人,在流言蜚語中守護一個家庭的完整。淑柔與南枝,一個用一生等待,一個用一生牽掛。她們從未謀面,卻通過一封封假托木生之名的僑批,完成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淑柔這條線索,貢獻了全片最令人動容的情感時刻。當多年的誤會終于澄清,淑柔得知南枝并非破壞家庭的第三者,而是一位素不相識的異國僑胞善心人時,她的第一反應并非憤怒或慶幸,而是深切地心疼——心疼異國他鄉孤身一人的南枝。女性之間那種超越利害關系的天然信任與理解,在這一刻被溫柔地托舉。此前積淀的全部怨恨、猜疑與委屈,在這句話中得以消解。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女性情義:不需要口號式的宣言,而是在共同的苦難經歷中辨認出彼此的傷痕,并由此生發出深刻的共情。
影片的另一重層次落在淑柔日常生活的細節里——食物、器物與方言中的每一個字,都成為情感的容器。影片中反復出現的幾樣潮汕吃食,串起了人物之間無法言說的牽念與撫慰。淑柔在家中制作橄欖菜,那是她日復一日的生活煙火,也是無數海外潮人念念不忘的“思鄉菜”——一口咸香,便解萬里鄉愁。而南枝在異鄉街頭支起的無米粿小攤,不僅撐起了一個孤身女子的生存希望,更成為下南洋先輩自力更生的精神隱喻。無米粿的誕生背后,正是潮汕人“無米之炊”的巧思與韌性——米缸空了,就用番薯磨粉做粿皮;日子難了,也要把苦咸嚼出回甘。
潮汕人把這種人情味叫作“燒燒”。它不僅是氣候的暖和,更意味著一份熨帖人心的暖意。阿嬤在家書中寫下:“打了新被棉,眠床燒燒,不畏天寒,你免掛念。”這句話里沒有一句“我想你”,卻讓觀眾瞬間明白了什么是中國式的含蓄。同樣是這份“燒燒”的暖意,讓多年后的南枝即便在阿爾茨海默病的侵蝕中,仍握著淑柔的手喃喃地問:“咸豬肉好吃嗎?”味道跨越記憶而扎根,它在就是人在,就是那個彼此托舉的家還在。一口生橄欖,苦啊,但是回甘,亦如這泛黃的回憶。
四、僑批:一紙信箋,填平山海
《給阿嬤的情書》的另一重更宏闊的現實意義,藏在每一張不經意間被提起的歷史物件里:僑批。
影片以“下南洋”為時代背景。從清末到民國,一代又一代潮汕子弟背井離鄉,乘著紅頭船遠涉重洋,把汗水與性命抵押給莫測的海途,只求千里之外的家人能吃上一口飽飯。僑批,這種“銀信合一”的歷史憑證,是他們與故土之間唯一的牽線。影片不僅在情感上讓觀眾與人物同頻共振,還在文化傳播的維度上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拓荒實踐。導演藍鴻春在采訪中坦言,影片超過90%的情節都有真實故事支撐,那些信件經過大量的田野調查和文獻研讀,才得以從人物身上自然“長”出來。這是一次以創作者的生命重訪千千萬萬真實人生、以光影作為刻刀的艱難創作,值得書寫和尊重。
回看影片中那些斑駁的字跡,當它們以潮汕話的韻調流淌而出,中國人骨子里的詩意與浪漫便躍然紙上。“暹羅雖遠,心有所寄,身若比鄰,切要平安,即為團圓。”“隨信寄兩百元,我一切無恙,生意昌順”“暹羅沒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你若有合心意姿娘,亦可再結伴,免于孤枕……君無需掛應……只需寫信告知,我必無怨言。”“吾妻淑柔,再娶一事,斷不可為。我心只有一個,一心不能二用。”——他們從不說愛,卻每一筆都是。
什么才是“講好中國故事”?不一定是宏大敘事,不一定要視覺奇觀,它可以如同僑批一般,讓每一個漢字承載具體的思念、具體的苦難、具體的善意。這樣的故事不需要翻譯,因為它所傳遞的情感本就是人類共通。這封“給阿嬤的情書”不是什么后輩獻給先輩的昂貴禮物,而是一場深情的回望——回望那些在苦難中依然選擇善良的人,回望那些在一張薄紙上刻下重逾千鈞的誓言的人。它被水泡過、被日頭曬過、字跡有些模糊,但每一個筆畫,都算數。
(作者單位:湖北省電影家協會青年電影工作委員會秘書長)
(來源:極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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