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周恩來已經進入彌留狀態，時而清醒，時而昏迷。

工作人員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昏睡的時間越來越長，對病情的惡化無疑是雪上加霜。

葉劍英、鄧小平等人相繼趕到醫院探望，周恩來嘴唇翕動，想說點什么，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不掉眼淚。
其實早在1972年，醫生就確診了周總理患膀胱癌。

周恩來不讓公開這個消息，他對醫療組說：“我不能倒下，現在正是需要我的時候。”

那時林彪事件剛剛平息，中美關系破冰、中日建交等重大事務亟待推進，國內經濟整頓也到了關鍵節點。

他深知自己肩上的擔子有多重。從1974年6月1日住院起，到1976年1月8日逝世，期間他做了13次大手術，平均每40天就要上一次手術臺。

但只要身體還能撐住，他就堅持批閱文件、會見外賓、主持會議。
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強忍病痛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會場內外掌聲雷動，沒人知道他是在用最后的力氣托舉這個國家的未來。不久后病情加重，在毛主席多次責令下，他才住進醫院。

6月，周恩來在病榻上給毛澤東寫下最后一封信。

字跡顫抖，卻字字清晰：“我如今身體尚還支撐得住，體重尚有六十一斤,務請主席放心。”他還在信中關切地詢問毛澤東的眼病治療情況，懇請他“早治眼病”。

毛澤東讓秘書把信念了一遍又一遍，沉默良久，最后只說了一句：“告訴總理，安心養病。”
12月，周恩來的身體已經到了最后關頭。

20日，高燒38.7℃的他強撐著會見對臺工作負責人羅青長，用微弱的聲音詢問臺灣近況和在臺老朋友的情況，反復叮囑：“不能忘記那些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們……”不到15分鐘的談話，他兩次因劇痛中斷，最后陷入昏迷。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總理與世長辭。
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當即宣布了丈夫生前的三個遺囑：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國山河。

消息一出，工作人員和家屬紛紛反對。

葉劍英拍案而起：“總理為黨和人民操勞一生，怎么能連最后的告別都沒有？這先例不能開！”大家一致認為，周總理是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他的去世不僅影響中國，甚至影響全世界。

按照國際慣例，不僅該舉行隆重的國葬，還該邀請外國元首來吊唁。

如果連葬禮都不辦，怎么對人民交代？怎么向世界交代？
歸根結底，爭議集中在三點：

一是中國人自古講究入土為安，不留骨灰的做法前所未有；

二是周恩來的地位太特殊，這樣的領導人去世豈能無聲無息；

三是人民群眾的感情無法接受——后來“十里長街送總理”的宏大場面已經說明了一切。

最終決議報請毛澤東批準。

毛主席得知最親密的戰友去世，這位83歲的老人淚如泉涌，失聲痛哭。

他強忍悲痛，在訃告上批了八個字：“追悼會開，骨灰撒掉。”他深知，周恩來一生鞠躬盡瘁，只有讓人民最后送他一程，才能慰藉億萬百姓的哀思。
其實，毛主席與周總理的情誼，早在紅軍時期就已刻進骨血。

周恩來力挺毛澤東，多次讓賢，甘當“配角”。

長征途中，周恩來高燒昏迷，毛澤東親自守護，用擔架抬著他走完最艱難的路程。

周恩來病重期間，毛澤東派人送來一個特制沙發，說：“這個沙發我用著舒服，給總理送去。”

周恩來得知毛澤東詩詞發表，讓秘書買來雜志，躺在病床上聽了一遍又一遍。

當聽到“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

不許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這位數月未笑的老人竟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有人曾問：毛主席為什么沒有去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多年后華國鋒含淚道出了真相：1976年1月，毛主席已是83歲高齡，重病纏身，兩腿膝關節不能伸直，站立都困難，吞咽不暢，嚴重缺氧。之前參加陳毅追悼會時，八寶山沒有暖氣，他受了涼，回來大病一場。他再也無法出門了。“

當時毛主席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連站立都困難。

大家不是不想讓他參加追悼會，而是實在不敢勸啊。

他的健康關系到國家的命運，誰也負不起這個責任。

”這番話，道盡了那個特殊年代的無奈與深情。
1976年1月15日晚，一架老式飛機在北京上空盤旋，周恩來同志的骨灰被撒向密云水庫、天津海河和黃河入海口。

他沒有留下任何物質遺產，卻把一個民族的魂留在了這片土地上。

毛主席沒能送他最后一程，可他們的名字早已緊緊連在一起，刻進了共和國的每一寸山河。
如今，海棠依舊。兩位偉人雖已遠去，但他們的精神如同江河奔涌，永遠流淌在中華大地。

每當春風拂過中南海西花廳的海棠樹，人們都會想起那個鞠躬盡瘁的身影。周恩來同志，您留下的三個遺愿，

第一條和第

二條被億萬人民否決了，

可第三條——不留骨灰——我們含著淚遵從。

您太累了，該回到祖國的山河里歇歇了。這一歇，就是千秋萬代。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