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民國大師，網絡上爭議比較大，褒貶不一，那么民國大師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呢？對此，不妨先看看胡適對晏陽初和陶行知的工作如何評價。

1930年，胡適參觀陶行知在南京曉莊辦的學校，該校要學木工、泥瓦、種菜等，“底層”的社會實踐氛圍比較濃，胡適感慨“氣象蓬勃”，但最后卻說“此種實驗，精神可佩，然難推及全國。”

1931年，胡適寫信晏陽初（海龜大學者，主張平民教育，在河北定縣十年培訓數千名鄉村教師，編出“平民千字課”、“農民衛生常識”等書籍，一毛一本），稱贊晏“苦行可敬”，但“然教育根基，仍在都市高等學府。”

問題在于：無論陶行知，還是晏陽初，他們的工作都利國利民，無疑都是正確的，都是要大力推廣的舉措，那么為何胡適雖然稱贊陶和晏的工作，卻又否定這一條路線呢？其實，這不僅是胡適的問題，也是那個時代的問題，所以新中國后要改造知識分子。

民國大師如何對待平民？

民國大師是當時社會絕對的精英，他們對待平民的態度，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國家的方向。那么，民國大師如何看待平民呢？關于這一話題，不妨看看幾個案例。

首先，1934年《大公報》短評，一針見血的指出：“教授群起赴宴，一席所費，農人全年所入。”

原因何在？因為民國教授薪水奇高、待遇奇好。比如胡適，入職首月工資 260 元銀元，次月為280 元銀元，1931年為600銀元（兼職還有一份收入）。如果職務在身，那么還有津貼、車馬費、住房補貼，乃至還有“交際費”。1931年，清華年度預算里，“校長特別交際費”為1.2萬元！

相比之下，1930年北平社會調查所調查兩千多家工薪家庭月薪，結果是家庭平均月收入為16元銀元。同時，上海普通男工月薪為17.52元。即，教授月薪十多倍于上海北京普工收入，大概數十倍于農民收入。

其次，1932年的中央研究院評議會，丁文江提議開放課題申報，就是讓社會各類人都能申報，但傅斯年反駁稱：“學問之事，非可付諸市井競標。”

問題在于：誰是“市井”呢？其實，在民國大師眼里，“市井”猶如今天學者嘴里的“民科”。

胡適去山東青島演講，拒絕當地中學教師座談會，因為“時間有限，須與學界同仁深談”，即與當地留美同窗會面。參觀蘇州學校時，錢穆想與之交流學術，但胡適先是對錢穆問題“無以對”，后也以類似理由拒絕。

因此，所謂“市井”，在胡適傅斯年等的眼里，其實就是缺乏海歸經歷，或者學歷不夠高的人。比如錢穆，雖然學問很深，但他連中學都沒有畢業。所以，胡適與水平一般的“海歸同仁”都可以深聊，卻不和錢穆深聊，所以胡適學生傅斯年說“向不讀錢某書文一字。”

第三，1946年華羅庚在西南聯大開“矩陣論”課，以工廠齒輪傳動舉例，有學生問“能算出紡織機皮帶轉速嗎？”

這個問題吸引了華羅庚，于是他連夜推算，最終數天后給出公式，讓紡織廠效率提升15%。然而，華羅庚的這一舉動，卻被所謂的民國主流學術界，主流的民國大師們視為“自降身份”。

當時，獲悉華羅庚這一行為的陳省身，說了一句話：“純數學之美，豈在器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代表具體的東西，代表生產。

難怪需要改造知識分子

透過這些案例，可以看到一個殘酷的事實，就是當時所謂精英，所謂民國大師，普遍高高在上，嚴重脫離群眾，甚至瞧不起普通百姓，而像晏陽初、陶行知、華羅庚等這樣的學者卻很少。

問題在于：當時中國是不是已經奢侈到無需大師們出力，國家就已經足夠強大了呢？

答案當然不是！中國處于危急存亡之秋、列強虎視眈眈就不說了，就說教育方面，比如1935年，全國文盲率高達80%以上（當時的文盲標準是不會寫名字），鄉村老師月薪3元，全國教育經費缺口高達40%，可見當時既缺錢、也缺老師。

如果當時民國大師們多效仿晏陽初陶行知華羅庚這樣的學者，那么中國教育、工廠效率可能就會大不一樣。可惜的是，當時絕大多數專家學者不知或者漠視人間疾苦，一直高高在上。

除了高高在上、不知民間疾苦，民國知識分子還有一個惡習，就是圈層化，壟斷話語權。

1950年，新中國之初，全國高校在校生11.7萬人，其中工農子弟占比不到5%；當時，全國大概萬余教授和副教授，92%出身地主、官僚、資本家家庭，其中60%有過留洋經歷。

需要注意的是，這是在1950年，放在1937年，那么工農子弟學生比例更低，地主官僚資本家庭出身的教授副教授比例更高。

因此，我們聽到的民國有名氣的學者，只要把身份一扒，往往就會發現家族有淵源、或者與某些名人有關，甚至很多學者與歷史名人沾親帶故，反正鮮有沒有“跟腳”的普通家庭出身。在此，不是否定他們學識，而是說這種情況下，必然出現“親近繁殖”，形成圈層，壟斷話語權。

總之，民國知識界的氛圍很不健康，不能說對國家對民族對群眾毫無作用，但總體來說貢獻不大，甚至與他們獲得的待遇、占有的資源嚴重不成比例。

搞清楚了民國知識界的情況，再看新中國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就知道有沒有必要了。如果繼續讓其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生產，那么今天的中國估計與今天的印度差不多。

最后，新中國后的很多學者，都是在社會生產實踐中取得成績，就是走進群眾、參與生產實踐。

1950年，新中國要查清淮河泛濫成因，民國學者的辦法是查資料，但新中國時黃秉維是步行丈量淮河以查找原因，實測、實訪、實挖以剖析古河道等，最終發現明清“束水攻沙”政策導致下游河床抬高七米。

1951年，北京大學組織教授參加土改，帶隊的費孝通帶在《我這一年》里寫道：“第一次親手扶犁，才知道犁頭入土三寸需多大臂力。第一次聽老農算租，才明白‘三七五減租’背后是幾代人的血淚。”

1955年，錢學森回國后，首先不是埋頭苦算，不是躲在小樓研究理論，而是去工廠了解生產能力，了解生產中的誤差情況，他記錄道“導彈外殼材料，需知高爐溫控實況。彈道計算，得懂工人目測誤差范圍。”

因此，以民國知識界那種氛圍，大師再多，依然無用，反之新中國的即便所謂的大師再少，卻有更多的實干學者，最終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成為真正的大國。當然，值得警惕的是，現在也有不少學者高高在上，脫離了群眾。

參考資料：《觀察者網——民國大師真沒那么神，硬捧“國士”其實名不副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