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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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魏金陵是北魏前期皇室貴族的陵寢。然而，由于《魏書》中“盛樂之金陵”“云中之金陵”和“金陵”三種稱呼的存在，其確切位置一直不明。綜合史書記載、廟制改革與都城變遷等因素，“盛樂金陵”與“云中金陵”指向同一地點，其位于定襄盛樂，即今天的和林格爾縣西北的上下二土城。“金陵”之稱變遷的內在緣由與魏遷都 改制后盛樂地區地位的變化有關。探究北魏“金陵”之稱變遷為理解北魏時期的政治、文化變遷提供了新的視角。

關鍵詞：北魏；金陵；盛樂金陵；云中金陵

北魏金陵是北魏前期歷代統治者的陵寢，自北魏孝文帝遷都前，據《魏書》記載，共有7位帝王、10位皇后以及若干宗室功臣魂歸于此。然而，正是如此規模巨大的帝陵，學界對于其具體位置至今仍無定論。究其原因，是由于《魏書》對北魏金陵三種不同的記載。《魏書》所載北魏葬于金陵的共有7位帝王、10位皇后及20余位功臣。在所有葬于金陵的帝后及王公貴族中，明書葬于“盛樂金陵”的只有2例，即道武帝及其母獻明賀太后。在道武帝之后，只有“云中金陵”和“金陵”兩種說法。“金陵”之稱相對而言似乎更好理解，葬于“金陵”的大多為北魏功臣，也有部分皇后，帝王中僅有昭成帝、景穆太子等在位存在爭議的皇帝書之“金陵”。此外，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在《皇后列傳》中云 “葬云中金陵”，而在《高宗紀》中則記為“興安元年（452年）十有二月戊申，祔葬恭皇后于金陵”可視為一處 例證。因此可以排除掉“金陵”是第三個獨立陵寢的 可能性，其更可能是一種簡稱。這樣，問題就集中在 “盛樂金陵”與“云中金陵”是否指向同一地點。如果 它們是同一地點，為何史書中會出現不同的稱呼？如 果它們是兩個不同的地點，北魏的統治者又為何要建 造兩座金陵？通過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云中金陵”的記載主要集中在道武帝之后，那么，是什么導致了 這種不同的記載出現？本文將從地理位置、廟制改革和遷都改制三個角度對這一現象進行探討。

一、盛樂、云中屬地辨

要明白盛樂金陵與云中金陵是否所指一處，便需要對“盛樂”“云中”兩處的地理位置進行追溯。《魏書·序紀》載始祖神元皇帝力微“遷于定襄之盛樂”，其后太祖道武帝拓跋什翼犍于“建國三年（340年）春，移都云中之盛樂宮”，又“筑盛樂城于故城南八里”，由此引發了新舊盛樂城，以及所謂“盛樂宮”的爭議。

定襄、云中皆位于漢朝的北部邊界，是古代中國與北方游牧民族交界的前沿地帶。《讀史方輿紀要》卷2《歷代州域形勢二》載：“定襄郡，秦云中郡地，高帝析置定襄郡，領盛樂等縣十二。”周振鶴根據漢高帝十一年詔，認為漢初將云中郡分為云中和定襄兩部分。除交代定襄郡的由來外，這則史料還給我們提供了另一重要信息，即定襄的地理位置在云中之東。

接著，再來看一下其下治縣成樂縣和云中縣的情況。《漢書·地理志》載定襄郡統縣十二，其中的成樂縣正是北魏盛樂的前身。《漢書·地理志》云：“云中郡，秦置。莽曰受降。屬并州。”其下屬縣有云中縣。東漢時期成樂縣的歸屬發生變化，《后漢書·地理志》載云中郡下有十一縣：

云中、咸陽、箕陵、沙陵、沙南、北輿、武泉、原陽、定襄、成樂、武進。

其中，“故屬定襄”的定襄、成樂、武進三城皆已改屬到云中郡之下。以上記載說明了成樂縣和云中縣在漢代的歸屬情況，那么二縣的具體位置是在哪里呢？《水經注》所引《虞氏記》中的一段記載記錄了云中縣的地理位置：

趙武侯自五原、河曲筑長城，東至陰山。又于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乃即于其處筑城，今云中城是也。

拋卻其中的神話色彩，可將云中城的大致范圍鎖定于陰山河曲一帶。同書《河水注三》：“其水又西南，歷中溪，出〔陰〕山，西南流，于云中城北，南注芒干水。”嚴耕望認為“芒干水即今大黑河，亦即唐代金河”。從中可以看出，云中城位于黃河和大黑河交匯處的南部，南臨黃河，北望陰山。《讀史方輿紀要》記“云中城，（大同）府西北四百余里，古云中城也，秦、漢云中郡皆置于此。”《資治通鑒》又有“《史記正義》曰：‘古云中、九原郡皆在勝州。云中郡故城在榆林東北四十里’。”勝州榆林縣位于今府谷縣北、托克托縣南黃河南岸的十二連城，說明云中縣大致位于今內蒙古托克托一帶。

關于盛樂地理位置的記載，可見《水經注》卷3《河水注三》：

《郡國志》曰：“成樂故屬定襄也。”《魏土地記》曰：“云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云中郡治，一名石盧城也。白渠水又西逕魏云中宮南。”《魏土地記》曰：“云中宮在云中故城東四十里。白渠水又西南，逕云中故城南，故趙地。”

董祐誠認為，白渠水即黃水河，也就是今天的內蒙古西拉木倫河。這段材料說明成樂城在云中故城東八十里，云中宮位于二者之間，即成樂城西四十余里處。“云中故城”即漢代云中縣，與北魏新修建的云中新城——“云中宮”相對。

《元和郡縣圖志》載唐代單于大都護府下有東受降城，即魏都盛樂，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其下轄的金河縣乃拓跋什翼犍所遷“云中之盛樂”。按金河縣設于東受降城內，則《元和郡縣圖志》將“定襄之盛樂”和“云中之盛樂”視為同一地方，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爾縣一帶。但若是按照《水經注》的記載，則云中宮并非如《元和郡縣圖志》所說，在成樂城之內，而應是在距離其西四十里的地方，即拓跋什翼犍所另建的“云中之盛樂”。那么兩處說法哪一種更可信呢？從成書情況來看，《水經注》成書于北魏晚期，早于成書于唐代的《元和郡縣圖志》，更能反映北魏的真實狀況；此外，如果云中宮就在成樂城之內，拓跋什翼犍沒有必要“移都云中之盛樂宮”，而建國四年（341年）秋九月“筑盛樂城于故城南八里”，則說明原來的定襄盛樂城出于某種原因無法居住，使得北魏統治者遷都于其西四十里的云中盛樂，在穩定下來之后，又在定襄盛樂南八里之處重建了新的盛樂城。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北魏時期的“定襄之盛樂”實際上就是指成樂縣，即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爾縣北二十里處的“和林格爾縣之上下二土城”。云中則存在兩個，一個是西漢的云中縣，也即北魏的“云中故城”，另一個則是拓跋什翼犍新修建的“云中之盛樂宮”。前者位于今內蒙古托克托縣，后者則在距成樂城西四十里的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土城子。盛樂、云中建置屢經變易，導致其名稱乖謬，但可以確定的是，盛樂城本就有“云中之盛樂”和“定襄之盛樂”兩處，這引發了一個疑問：為什么史書記載有“盛樂金陵”和“云中金陵”兩種稱呼？《魏書》中的另一則史料似乎告訴了我們答案，“又于云中、盛樂、金陵三所，各立太廟，四時祀官侍祀”。這段記載表明，金陵是除云中、盛樂外的另一處建筑，下文將結合這則史料進行探討。

二、廟制改革與舊都祭祀

循著《魏書·禮志》中提到“于云中、盛樂、金陵三所，各立太廟”這一線索，我們可以從廟制改革的角度予以考察。廟制改革屬禮制研究范疇，后者是魏晉南北朝近二十年研究的熱點話題。關于北魏廟制的研究成果頗豐，本文僅選取與北魏金陵名稱變化相關的部分進行分析。

《魏書·太祖紀》載：“（天興元年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是為北魏天興改制之始。同書《禮志》卷中有更為詳細的記載：

天興元年（398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事畢，詔有司定行次，正服色······于是始從土德，數用五服尚黃，犧牲用白。

這一改革包括了正服色、改正朔等諸多方面。伴隨著漢化改制的持續深入，道武帝在天興年間（398—404年）拉開了宗廟建設的序幕。《魏書》所見道武、明元帝時期宗廟營建情況如表1：

大規模的宗廟建設可分為兩個階段。道武帝天興年間是第一階段，天興二年（399年）冬季十月，道武帝在平城宮城南門外建立了神元、平文、昭成、獻明四帝的太廟，隨后，在平城宮中，他又完成了對另外五帝及祖神的祭祀設施建設。通過這種建宗廟、定世系的手段，嘗試從禮制的角度構筑北魏的正統地位。事實上，北魏對于正統的塑造呈現出矛盾特征：一方面，作為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北魏統治者需要吸納漢族文化以與東晉相對峙，在拓跋珪將國號易“代”為“魏”這件事上可以看出他們的野心，即通過否認原來西晉所冊封的封號，搖身一變成為曹魏的接班人來實現對東晉政權的否定；另一方面，過強的草原文化特質又使其難以完全拋棄鮮卑傳統。這一矛盾特征在祭祀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

在著力于平城宗廟建設的同時，道武帝并未忽略對北魏舊都的祭祀工作，他還在舊都組織了“神元以下七帝”的祭祀活動。通過這則史料我們可以發現兩個問題：其一，“神元舊都”指的是單一的“盛樂”，還是泛指“云中及盛樂”？如果按照第一種理解，根據《魏書·序紀》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遷于定襄之盛樂”的記載，盛樂指的就是“定襄之盛樂”，作為并列關系出現的“云中”或許就是拓跋什翼犍所遷都的“云中之盛樂宮”；第二種則是將云中與盛樂作為遷都平城前的舊都統稱，通過樹立“神元舊都”的形象來強調道武帝遷都平城的劃時代意義。本文更傾向于第二種，如果這樣理解的話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同一處金陵前后出現兩種不同稱呼，即在北魏遷都平城后，云中地區便成了北魏鮮卑傳統的象征，而“云中金陵”則作為舊都的代表，承載著鮮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類似還有孝文帝時期圓郊分離的爭議。在北魏平城時代，祭天儀式呈現出二元格局：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西郊與白登山祭天，與代表中原禮制的南郊祭天并存。至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圓丘祭天的地位不斷抬升。佐川英治對此現象的解讀為：“圓丘祭祀為拓跋氏自古以來的祭天儀式”，孝文帝意圖利用《周禮》，將其固定為永久程式。由此，洛陽時期的圓郊祭天得以替代平城時期的西郊祭天，成為延續鮮卑傳統的祭祀儀式。前后兩次遷都后的祭祀活動可謂一脈相承。可見，北魏在通過祭祀構建正統性的同時，也有意強化了漢化的對立面，于是，“云中金陵”已不僅指具體地域，更被濃縮為一個具有鮮卑地區象征意義的文化符號。

其二，“祀神元以下七帝”似乎又不同于此前在平城的四廟制抑或五廟制建設，而是在其基礎上加以補充，形成七廟制的雛形。但道武帝的這一工作并未完成，而是將其遺留給了明元帝：（神瑞二年）“又于云中、盛樂、金陵三所，各立太廟，四時祀官侍祀”。首先，這則史料點明了金陵是區別于云中、盛樂的另一處建筑，可以作為金陵只有一處的明證。其次，從祭祀對象來看，雖然沒明確說太廟的祭祀對象，但太廟的設置地點在舊都、陵寢附近，且“四時祀官侍祀”，與平城宮中的寢廟待遇同，說明這并非普通皇室宗親太廟，而應當同樣是帝王太廟，這一舉動無疑是道武帝“于云中及盛樂神元舊都祀神元以下七帝”的延續。此外，北魏在多處設立太廟的舉動也不同于前朝，應是胡漢雜糅的結果。云中、盛樂自不必說，金陵為北魏先祖之陵寢。太廟的修建，一方面代表其向漢族文化的趨同；另一方面，也是將漢族喪葬信仰與鮮卑族傳統融合的嘗試。

明元帝在永興至神瑞年間（409—416年）繼續推進宗廟建設，這一階段的工程主要在白登山和北魏舊都等地進行，可視為對道武帝宗廟制度改革的延續。“永興四年（413年），立太祖廟于白登山。”《漢書·匈奴傳》載高祖被圍白登山一事，其下顏師古注“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余里”，結合神瑞二年（415年）明元帝“于白登西，太祖舊游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判斷，白登山應該是位于平城附近、北魏太武帝曾活動過的一處小山丘，對拓跋鮮卑具有重要的紀念意義。明元帝在白登山所立的一系列宗廟，因其位于平城之東，有別于太廟，故稱“東廟”。在明元帝創制“東廟”后，“東廟祭祀”一度超越了“太廟祭祀”，“在先祖祭祀中居于首位”。趙永磊認為，這反映了當時鮮卑胡漢雜糅的制度特征，而直到孝文帝確立太廟祭祀制度之后，這種局面才發生變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天興年間廟制改革是北魏構建正統性的初步嘗試，這一嘗試在之后又經歷了從四廟制、五廟制到七廟制的演變。道武帝在“神元舊都”舉行的祭祀活動，以及明元帝在盛樂、云中、金陵三處建立北魏七帝太廟，是這一歷史進程中的重要環節。原本的“盛樂金陵”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打上“舊都”的烙印，經過鮮卑貴族對歷史記憶的塑造，而變成北魏君臣口中的“云中金陵”。其次，鮮卑族的舊習俗在北魏禮制建設中仍然占據著重要地位。東廟的建立以及多處太廟的設立，反映了北魏禮制中胡漢雜糅的特點。這種制度上的融合，既體現了北魏對漢族禮制的借鑒，也保留了鮮卑族的傳統元素，形成一種“似驢非馬”的局面。因而，“盛樂金陵”向“云中金陵”稱謂上的轉變，本身也反映出北魏構建正統性的曲折與矛盾之處。

三、遷都改制與盛樂地位之升降

前文提到，道武帝之后，《魏書》載帝王葬地皆書“云中金陵”或簡稱“金陵”，這可能與道武帝遷都以及其后的改制有關。通過考察北魏遷都平城前后云中及盛樂地區地位的升降，可以佐證這一觀點。

登國元年（386年），拓跋珪即代王位，建元登國。同年拓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改稱魏王，是為北魏建國之始。盛樂作為北魏政治中心，承擔了重要的職能。從拓跋力微率部到達盛樂開始，到拓跋珪遷都平城，拓跋鮮卑在盛樂經歷了140年的經營。這一時期，盛樂不僅是拓跋鮮卑的政治中心，也是其文化和經濟的重要基地。道武帝在盛樂一帶的活動見表2：

從活動類型來看，道武帝于登國元年（386年）“二月，幸定襄之盛樂。息眾課農”，后在同年“夏四月，改稱魏王”，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動。此外，登國五年（390年）“冬十月，遷云中”討伐高車，又于“（登國十年）十有二月，還幸云中之盛樂······（皇始元年）冬十月乙酉，車駕出井陘”，發動了對后燕的軍事活動。

從時間來看，北魏君主在都城時間不長，短則數月，長不過一年。事實上，除盛樂外，北魏還擁有多處駐蹕地：

登國二年（387年）十有二月，巡松漠。還幸牛川。

（登國五年）六月，還幸牛川。

六年（391年）春二月，幸紐垤川。······秋七月壬申，講武于牛川，行還紐垤川。······十有一月戊申，還幸紐垤川。

可見，這一時期拓跋鮮卑大體上仍維持著游牧生活。但無論如何，此時的盛樂在政治軍事上依然處于較高地位。然而，這一情況在北魏遷都平城后發生變化：

“天興元年（398年）春正月慕容德南走保滑臺”。至此北魏已占領河北主要地區。同年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何德章認為，拓跋珪滅后燕占有河北后，將都城定于平城，天興初制定的一系列漢化制度亦是北魏政權統治河北所需要的。因此，在北魏政治中心由盛樂轉移到平城一帶之后，通過這一系列舉措，北魏政權在鞏固新都平城的同時，也在逐步淡化舊都盛樂的政治影響力，從而加強了中央集權，為北魏的長期統治奠定了基礎。這一變化不僅反映了北魏政治地理的轉移，也象征著北魏政權在漢化進程中對舊有權力中心的重新定位和整合。定都平城之后，在道武帝晚年沒有一處關于前往舊都盛樂的記載，最后一次提及盛樂是在明元帝初期，即道武帝去世后，他被安葬于盛樂金陵。

明元帝時期在盛樂一帶活動情況如表3：

其中，明元帝曾于永興三年（411年）“五月丁卯，車駕謁金陵于盛樂”。這一舉動打開了后世拜謁金陵之門，此后的北魏君主多次前往金陵拜謁：

太武帝始光三年（426年）六月，幸云中舊宮，謁陵廟。

（孝文帝太和十八年秋七月）戊戌，謁金陵······（太和二十一年）三月庚寅，車駕至自云中。辛卯，謁金陵。

明元帝時期拜謁的金陵地點清晰地顯示為盛樂，這一點沒有疑義。但是，太武帝先前往了云中舊宮再去拜謁陵廟的行為，容易引發研究者的誤會，認為兩地相距甚遠。事實上，云中舊宮與盛樂相距不過四十余里，“幸云中舊宮”與前往盛樂拜謁陵廟并不沖突。此外，所指的陵廟包括“金陵”和“太廟”，應當是明元帝在“云中、盛樂、金陵三所”修建的太廟之一，這也反過來證實了金陵只有一處的說法。類似的還有孝文帝拜謁金陵的舉動。雖然僅從“金陵”的名稱上難以判斷是哪一座金陵，但是觀察孝文帝抵達云中和前往金陵的時間，“三月庚寅”為當年的4月20日，而“辛卯”則是4月21日，前后僅相差一天，也可反映出兩地距離不遠。此外，如果“金陵”位于云中城內，似乎也不用休整一天再出發。因此可以證明金陵是位于盛樂境內。

除拜謁金陵外，明元帝主要進行了兩類活動，分別是永興五年（413年）和泰常五年（420年）的夏季“幸云中舊宮之大室”和泰常四年（419年）及泰常六年（421年）的冬季在云中地區的田獵。此外，這些活動多是作為西巡的一部分出現，停留時間最長不超過三個月，反映出盛樂的行政職能已大大下降。

還可以注意到的是，這時云中城已有“云中舊宮”之稱，說明隨著平城建置的不斷完善，盛樂及云中舊都的文化意義在增強，而逐漸成為拓跋鮮卑集體記憶的標志。王明珂先生認為，“一個族群，常以共同的儀式來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強此集體記憶，或以建立永久性的實質紀念物來維持此集體記憶”。隨著“金陵”與“盛樂舊都”“云中舊都”等詞重復被提及，以及北魏君主多次在此地舉行拜謁祭祀活動，金陵與云中地區緊緊捆綁在了一起。“太延元年（435年）六月甲午，詔曰：“······白燕集于盛樂舊都”；（始光三年）“六月，幸云中舊宮，謁陵廟”。其后哪怕是已經遷都洛陽，鮮卑族人依舊心系金陵。說明金陵在他們心中不僅是單純的皇室陵寢，更是其祖先根脈所在。《魏書·李崇傳》載：

詔曰：“金陵在彼，夙夜憂惶。”······吏部尚書元修義曰：“總彼師旅，備衛金陵。”······仆射蕭寶夤等曰：“陛下以舊都在北，憂慮金陵，臣等實懷悚息。”

這種將“舊都”與“金陵”對舉的例子并不少見，如《魏書·廣陽王深傳》載：“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也是一例。在道武帝遷都并推行改制之前，“盛樂金陵”這一稱謂是相對于當時的都城盛樂而言的，在北魏早期對于其地理位置的描述更為確切。然而，在北魏遷都改制后，“云中金陵”逐漸成為“云中舊都”的象征，與新的都城平城形成了對照，進而成為鮮卑族集體記憶中的一個文化符號，其地理位置的屬性反而被模糊了。這一轉變反映了北魏時期伴隨政治中心的轉移，對舊都文化和地理認知的變遷。

從道武、明元兩朝圍繞盛樂的活動可知，在北魏遷都改制之后，盛樂的行政職能下降，巡幸舊都成為西巡的一環。相反地，其文化意義卻在上升，自明元帝開始，北魏帝王拜謁金陵的活動頻繁出現，他們多次前往盛樂拜謁金陵，“金陵”也與舊都社稷聯系在一起，成為遷都后北魏拓跋鮮卑集體記憶里的“云中金陵”。

四、結論

金陵作為北魏前期的皇室陵寢，其數量、具體位置學界一直眾說紛紜。本文認為金陵只有一處，且位于“當時的盛樂縣境內”，即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

為了探尋北魏金陵名稱變化原因，本文從廟制和遷都改制的角度入手。從廟制來講，明元帝“于云中、盛樂、金陵三所，各立太廟，四時祀官侍祀”，既說明了北魏金陵只有一處，也體現了道武帝漢化改制在明元一朝的延續。但這種制度仍然是胡漢雜糅，“東廟”的設置反映出漢化遇到的重重阻力。道武帝遷都后于“云中及盛樂神元舊都”祭祀這一說法，如果將其視為與“平城新都”相對的概念，那么云中、盛樂拓跋鮮卑的起家之地的文化象征，“盛樂金陵”在其后改稱“云中金陵”也是作為此特征的衍生現象出現。為了佐證這一觀點，本文又進一步考察了遷都前后圍繞舊都的活動情況。道武帝時期，盛樂仍然是北魏政治中心，雖然其仍維持著游牧傳統，但“息眾課農”、改稱魏王等政治舉措，以及北擊高車、后燕等軍事活動屢見于史書。遷都平城之后，便沒有道武帝前往盛樂的記載。到了明元帝時期，盛樂的政治屬性更是大大削減，僅維持常規的西巡、田獵等活動。與此同時，舊都的文化意義卻在上升，從北魏帝王多次“拜謁金陵”“定襄金陵”與“平城”對舉出現等情況可以看出，“金陵”與北魏舊都社稷聯系在一起，成為拓跋鮮卑共同記憶里的“云中金陵”。正如王明珂先生所說，“歷史記憶的建立和改變，實際上是在資源競爭關系下，一族群與外在族群以及該族群內部各族群間，對于‘歷史’的爭論與妥協的結果”。北魏金陵之稱的變化，既有外在與南方東晉政權爭奪正統性的考量，也是自身政權內部伴隨漢化改革而無法回避的胡漢矛盾的外顯。從廟制和遷都改制的角度分析，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北魏金陵名稱變化的深層原因，以及這一變化在北魏。

作者：黃逸凡

來源：《陰山學刊》2026年第2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江 桐

校對：宋柄燃

審訂：楊 琪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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