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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世紀,蒙古鐵騎用復合弓+回回炮的組和,硬碾出史上最大陸地帝國。奈何不到百年就分崩離析,只剩下殘部退守草原,淪為偏安一隅的北元政權。曾經的草原勇士為全家老小,不得不回到崗位上重新打拼。
與此同時,朱元璋在《明太祖實錄》留下口號:昔胡漢一家,胡君主宰,今朕主宰天下,以四海為家!
對外撒狗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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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一直對關外蒙古人釋放善意
事實上,明朝的對外宣傳非空洞吹牛,而是一套經過精致偽裝、靠撒幣運作的戰略欺詐。其邏輯清晰且冷酷--你給大明干活,大明給你超規格待遇。
正因如此,明朝自洪武時代起就慷慨招降各類蒙古人。比如在洪武四年12月,制定月錢米有差規格。洪武二十一年,更是直接賜東昌府新附韃靼官軍鈔,指揮十錠、千戶八錠、軍士五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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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大撒幣讓蒙古人懷疑他是元順帝的遺腹子
等到大孝子朱棣上臺,不僅沿用上述措施,還進一步加高推廣。永樂三年7月,明朝對甘肅、寧夏等沿邊的蒙古人開出的賞賜清單: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都指揮使,牛十四,羊七十;指揮,牛十,羊六十;千百戶、衛所鎮撫,牛十,羊五十。其隨來軍民,每戶牛六、羊二十。
宣德年間,招募蒙古人的待遇上限又被打破:侯四百畝、伯300畝、都督250畝、都指揮200畝,連百戶所一級的鎮撫都能領到100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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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幣是明朝收買番邦的慣用手段
從土地、房子、糧米、錢鈔到職務晉升,這就是一套全方位覆蓋的馴化信號。
如果蒙古人選擇歸附明朝,只要正常活著,收入和生活水平就自動碾壓草原上的昔日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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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歸附 無一例外是最求利益
特務滲透+降虜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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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利益輸送到位 能堅持的蒙古人數量有限
那么,這套“躺平+狗糧”的效果怎么樣呢?答案是--好到超出預期!
早在明朝北伐時,已經有大量蒙古降虜投靠,比如日后在靖難之役發揮重要作用的朵顏三衛。以至于《蒙古源流》都說:40萬蒙古中,得脫者惟6萬,其34萬皆被圍而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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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顏三衛源于明朝的收買策略
此外,明朝還通過特務、往來商旅、投附者、邊鎮軍兵,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播“躺平”病毒。公元1435年,錦衣衛指揮僉事康能奉命出使瓦剌,同行還有曾與蒙古有姻親關系的“達官”千戶阿老丁。盡管無功而返,卻反映出潛在的秘密交涉渴望。
到正統-景泰年間,出使瓦剌的任務幾乎全由錦衣衛承擔。千戶梁泰因此破格晉升指揮僉事,而指揮同知岳謙擢升都指揮僉事,屬于貨真價實的加分路線。他們依靠外交掩護聯絡酋長、刺探虛實,將躺平思想精準投放到草原的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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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 對蒙古外交幾乎全交給錦衣衛承擔
當然,口齒伶俐的特務說教,遠不如蒙古歸附大佬的“種草帶貨”。公元1405年,把都帖木兒率部眾5000人、馬駝1600匹歸附明廷。朱棣大悅、賜其漢名“吳允誠”,還授右軍都督僉事,命其居涼州耕牧。
于是,這位吳允誠成活廣告,招降舊部把禿等人。成祖則再下賭注,賜把禿漢名“趙忠美”、伯克帖木兒“宋一誠”,還分別授予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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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投靠的大佬 可以成為招募活廣告
而且歸附蒙古人自己也會產生“皈依者狂熱”。例如名將滿桂不認可自己是胡人,在對陣女真時忠勇絕倫、不好聲色,最后為大明血染沙場。這番忠烈表現,比日后積極剃頭的漢人官兵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現實來講,與其在草原上刀口舔血、不如潤到明朝當欽定人上人。無論光復蒙元的口號如何偉岸,終究只是無法變現的宏大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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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誘惑讓宏大敘事成為反義詞
極度雙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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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對內依然是反躺平敘事
正如所有的帝國主義雙標派,明朝對外部瘋狂輸出躺平,對內卻有另一套嚴苛設定。
比如朱元璋為維護統治和經濟安全,對內建立一套嚴密到窒息的人口管控體系。他在《御制大誥》、《明太祖實錄》、《大明會典》等記載里多次強調天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逃離本土在外地被發現,嚴重者甚至被處以絞刑。如果外出經商或務工的拿不到路引,重則殺身、輕則黥竄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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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普通人的境遇 幾乎與歸化蒙古人呈反面
簡而言之,底層民眾被終生軟禁在戶籍地,只能老老實實充當牛馬和炮灰。于是,《武宗實錄》、《明史紀事本末》都有記載,晉、陜、冀等邊地百姓頻繁翻越長城,奔赴草原兌現另一種生活方式。哪怕困難重重、后果不好估量,依舊是在用腳進行投票。
這套令人脊背發涼的統治邏輯就此成型:大明子民的苦累是天經地義,而曾經被驅逐的韃虜,卻可以靠著歸附二字瞬間過上躺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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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普通的人的存在意義 就是貢獻剩余價值
棋子和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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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歸化蒙古人 生活境遇也不容樂觀
值得一提的是,歸化蒙古人的頂級待遇,只會在特定時期或特定級別才會全面兌現。許多賞賜草場雖有120-300畝面積,但普遍位于南方地區,氣候與北方故地截然不同。對于習慣寒冷氣候的游牧民而言,無異于一場嚴酷的生存挑戰。
在戰爭中,底層蒙古軍戶必然被當作廉價炮灰,派往最要命的戰場實施以夷制夷。公元1454年正月,朝廷就調撥河間、東昌等處的蒙古降虜從征,又遣其妻子前往定居。從北部大草原到嶺南的熱帶山林,幾乎都有蒙古降虜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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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皈依者常被明朝用于鎮壓漢夷起義
這是因為明朝不可能真正信任蒙古降虜。早在洪武年間,群臣就認為他們不得已來歸,一旦反側邊鎮不能制也。《續文獻通考》也記載,朱元璋下令禁止蒙古人族內嫁娶,必須跨民族通婚,否則就要抄家為奴。事后又擔心這些異族污染正統血脈,遂叫停這一舉措。
土木堡之變后,京城內的蒙古降虜又成為被懷疑對象。翰林院侍講劉定之用直白語言揭示恐懼,要求朝廷嚴加管控:遷徙其眾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姻。變其衣服,不許仍遵舊俗。或以為兵,使與中國之兵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離,以染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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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變 讓歸化蒙古人成為重點懷疑對象
直至萬歷時期,作為三大征開端的寧夏之役,也與明朝的蒙古政策脫不開關系。哱拜原于嘉靖年間歸附,受封寧夏副總兵后充當某種“種草樣板”。僅僅二十年時間,因巡撫黨馨克扣糧餉、當眾羞辱,只能率領蒼頭軍嘩變。朝廷被迫動用七鎮精銳、耗時八個月,最后靠掘開黃河堤壩才勉強平定。
更為諷刺的是,平叛主帥李如松麾下有大片胡人兵丁,外省援軍包括先前被蒙古降虜征討的苗人土兵。這場以夷制夷鬧劇,讓明朝的信譽徹底坍塌。蒙古殘兵寧愿投靠后金,也不想再被朱家騙進修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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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之役后 蒙古人對明朝徹底失去信心
平心而論,明朝制定的大量短期策略,確實在特定時間內有過超常發揮。但根子上的投機取巧注定無法持久,或是在長周期內兌現承諾。一旦出現裂痕,又要為粉飾太平而欲蓋彌彰,弄的幾乎所有人都不太好過。
可惜,這就是歷史的幽暗之處。因為普遍的“害怕失去心里”,讓任何階層都傾向于靜默忍受。既受短期利益誘惑,也會被長期熏陶的概念所裹挾。最后在一潭死水中掙扎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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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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