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當AI消解了淺層的語言壁壘，曾經備受追捧的外語學科迎來了潮落時分。招生遇冷、就業遇冷、專業停招減招……爭議與焦慮相伴而生，外語學科被推到了十字路口。

AI時代，外語學科的價值究竟何在？歷經起落更迭的它又該如何守正創新、破局新生？不久前，20余位專家學者齊聚上師大，共同探討AI時代外語學科發展的新路徑。記者專訪了四川大學教授石堅、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朱振武、大連外國語大學教授常俊躍。

外語專業“潮起潮落”的背后

上觀新聞：近年來，不少高校紛紛停招、減招外語專業，有人認為，AI能基本取代外語從業者，外語學科也就失去了存在和發展的必要。作為深耕外語教育多年的專業人士，您是否感受到了這種壓力？

石堅：確實，當前我們最為焦慮的問題就是外語學科的生存與發展。因為AI技術大大降低了語言壁壘，人們對外語和外語學科的認知發生了變化，而高校學科專業正在進行的調整優化，成為引發焦慮的直接導火線。去年，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印發《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行動方案（2025—2027年）》，明確提出要對“社會需求明顯不足、培養質量下滑、辦學條件不足”的學科專業點進行優化調整。

石堅，畢業于美國Lehigh大學英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四川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四川大學副校長

上觀新聞：在各地高校停招的一批專業中，外語學科比較突出。

常俊躍：去年6月至8月，我對全國高校外語教育領域122位專業人員進行了調研，重點關注他們所在省市外語類專業的撤停減增及轉型發展。通過調研發現，外語類專業撤銷停招現象、減少招生現象，以及擬撤銷情況在內地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普遍存在。撤銷停招較多的有日語專業、商務英語/翻譯專業、英語專業、朝鮮語專業、法語專業等。減少招生較多的有英語專業、日語專業等。當然，也有部分高校增設了外語類專業或者擴大了招生，但這類反饋信息很少。

上觀新聞：從外語專業發展史的角度來看，這說明了什么？

常俊躍：整體來看，我國外語類專業經歷了三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逐漸起步階段，“文化大革命”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基本停滯階段，以及改革開放后的快速發展階段。

進入21世紀，我國的外語類專業設置和專業設點工作駛入了“快車道”。開設外語類專業的高校大幅增加，由2005年的790所增加到2013年的994所。專業設點由2005年的1321個增加到2013年的2531個。但是，從2013年到2025年，開設外語類專業的高校數量、專業設點并沒有延續此前全面增多的態勢。

常俊躍，大連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畢業于英國赫爾大學教育學專業，曾任大連外國語大學副校長

上觀新聞：從曾經的熱門到如今的頻頻關停，外語專業“潮漲潮落”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石堅：學科的發展是與國家需求、社會發展同頻共振的。2001年中國加入WTO，對外開放全面深化提速，對具備外語能力的人才需求迅速增加。高校大規模增設英語、日語、法語、西班牙語等專業，以滿足時代之需。有些學校認為有教師、有教材就能辦外語專業，倉促上馬。經過一段時間的高速發展，外語學科出現了“產能過剩”的狀況。培養質量不高、辦學條件不足的學科專業點，首當其沖被優化調整，這是很正常的。

當然，一些院校主動關停外語專業，是審時度勢，從戰略角度和校本特色出發主動進行變革。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是國內最早關閉外語專業的985高校。我認為這個決定是明智的——中科大作為頂尖理工科院校，辦學核心是聚焦前沿科技、培養理工領域高端人才，它更應集中所有外語教師的力量，提升本校理工科學生的外語應用能力和人文素養，而不是單獨開辦一個與自身辦學定位不太匹配的外語本科專業。

站在人文社會科學的高度思考

上觀新聞：當外語學科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之時，也引發人們重新思考：AI時代，學習外語是否還有必要？當下學習外語的意義何在？

石堅：過去，學習外語等同于“看見世界”，對待外語是一種仰視。近些年來，隨著民族自信心的增強，人們普遍認識到，語言是獲取信息的工具之一，而翻譯軟件日益準確、快捷，足以應付日常溝通，因此對外語多了一種平視的視角。這種角度上的轉變，引發了還要不要學習外語的爭論。

常俊躍：很多人覺得，學習外語太耗費時間，沒必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去學習。但我相信，外語的價值在未來只會越來越凸顯。畢竟全球化的大趨勢沒有改變，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經貿合作日益頻繁，外語作為連接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橋梁，其基礎作用不可替代。在我看來，對外語本身的認知總體上不會發生很大變化，但對外語學科確實應該重新審視。

上觀新聞：該如何理解外語這門學科？

朱振武：許多人誤解太深。舉一個例子：之前有位高校領導非常誠懇地問我，我們理工科學者，不少留過學，英語也很好，和你們外語系的教授相比，到底有什么區別？我當時就對他坦言：就像我中學數學成績不差，但根本沒法和大學數學教授比一樣，外行永遠看不懂專業的精深，個人愛好永遠比不上專業深耕。平常我也愛打乒乓球，經常在全國教授杯和業余比賽中取得好成績，但和樊振東這種頂尖選手比賽，肯定連一分都拿不到。其中的道理是一樣的。

朱振武，上海師范大學外國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國家重點學科負責人，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資深翻譯家

很多人誤解，外語從業者搞的就是日常英語教學，其實不然。外語專業的全稱是外國語言文學，下設諸多二級學科，內涵豐富多樣。可不少人總把我們和語言培訓機構混為一談，覺得就是教日常口語，十分淺薄。

事實上，高校外語專業普遍開設精讀、泛讀、文學研究、國別文化等核心專業課程，還有大量高階研究類課程，挖掘研究特定國家的文學脈絡、文化內核，從哲學、美學等多個維度深度解讀文明、文化與人性，培養深層次的跨文化理解能力。而只有擁有跨文化理解能力，才能徹底打開眼界，提升心智，激發創造力。否則，要么陷入民族虛無主義，要么盲目自大、故步自封。而另一方面，只有把他國的文化、文明鉆研透徹，我們才能真正讀懂其他國家乃至整個世界，才能真正實現文明互鑒。

上觀新聞：也就是說，外語學科本質上并不是語言工具培訓，而是一門根基深厚、內涵廣闊的人文學科。

石堅：是的。當我們陷入當前的焦慮時，更應該回歸學科本身，明確其核心定位。外國語言文學本質上是一門文史哲類的人文學科，是建立在文、史、哲學基礎之上的，但一些高校的外語專業卻陷入了“新東方”似的“語言培訓班”的誤區，沒有站在人文社會科學的高度去思考辦學，沒有將其作為一門人文基礎學科，這是當前的一個重要問題。

外語學科有，但絕不止五大領域

上觀新聞：二級學科是一級學科內涵與外延的反映，考察外語二級學科的設置，是否能幫助我們更進一步地認識、理解這門學科？

常俊躍：當前學界已形成共識：外語的二級學科有五大領域——外國文學、外國語言學、翻譯學、國別與區域研究、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這五大領域的形成和獲得共識，其實經歷了不少波折。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們就有國別與區域文化相關研究的學科方向。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與“文化”相關的表述從二級學科的官方界定中消失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1世紀前10年。這段時期里，二級學科中不再提及文化相關方向，只側重語言學、文學、翻譯，有很長一段時間完全不涉及文化與區域研究內容。

這也深刻影響了一批學科從業者、一線教師以及學科管理者的整體認知。很多人片面認為，語言學、文學才是學科正統，甚至將語言學、文學等同于外國語言文學二級學科的全部。反映在學科建設上，就是一味重視語言學、文學研究，而忽視其他領域，包括翻譯、文化、國別與區域等其他分支領域的發展。

2013年，教育部明確界定：外國語言文學學科包含多個研究方向。但長久以來形成的認知偏差已經深深影響了各高校的學科與專業建設。大家集中資源深耕語言學、文學方向，產出的學術成果也大多集中在這兩個領域。即便是和外國語言文學關聯十分緊密的翻譯，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不少高校，甚至是高層次院校，不把翻譯相關成果納入學科成果認定范疇。這種導向帶來了一定負面效應，對學科整體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

直到近年來，學界才逐漸意識到翻譯研究、國別與區域研究的重要價值。之后，翻譯正式回歸學科體系，明確成為獨立的二級學科；國別與區域研究重新被重視。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有助于我們重新認知外語學科，加深對學科邊界與內涵的理解。

上觀新聞：從這一曲折發展中，能總結出哪些經驗教訓，為未來的學科發展提供指引？

常俊躍：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到，外語學科不是單純的語言學科。在我看來，外語學科是一門涉外學科。也就是說，所有與國外打交道、與其他國家相關的工作與研究，都是我們應當重點關注的內容，這也是國家對我們的期待。

我們不能只把研究領域局限在語言學和文學，對象國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法律等各個方面，凡是能夠服務于國家對外戰略的內容，我們都需要研究，這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

上觀新聞：未來想要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還可以開拓出哪些新的學科方向？

常俊躍：雖然我們現在常說外語學科有五大領域，但在我看來，它絕對不止五大領域。在2024年出臺的學科專業中，已經增加了外語教育學。而我認為，即便是六大領域也不足以涵蓋全部，還應該有第七、第八，甚至更多領域需要我們繼續拓展。

朱振武：將來，外語學科可以走“外語+”的融合路徑，通過跨界融合打破學科壁壘，才能不斷拓寬發展空間、提升學科價值。布局區域國別研究、對接語言大模型研發、深耕國際傳播等等，都是合理方向，但切忌盲目跟風、一哄而上。

各個高校要立足自身辦學特色，找準發展定位：擅長文學研究的就深耕文學領域；擅長翻譯的就做強翻譯學科；深耕小語種的就扎實推進國別研究，形成差異化優勢。總之，要走“小而精、專而強”的發展路線，不要陷入大而空、同質化的建設模式。

專業教育并非輸送單一職業從業者

上觀新聞：在不少人看來，外語系培養的不外乎外交、翻譯、外貿、英語教育這幾類人才，而這幾類人才在AI時代需求量銳減。對于如何培養出適應時代需求的外語人才，您怎么看？

朱振武：此前，在一次研討會上，有業內人士吐槽我國的MTI（翻譯碩士）培養失敗，理由是畢業后專職從事翻譯工作的學生數量極少。我當即提出不同看法：魯迅早年學醫，最終在文學領域深耕；馬云主修外語專業，卻在商界闖出一番天地。能說他們受到的醫學教育、外語教育是失敗的嗎？

許多例子都證明，專業與職業從來不是一一對應的固化關系。專業價值不應該被單一職業綁定，更不能簡單用職業去向衡量培養結果。以外語專業來看，畢業生能夠走進政務、商業、科技等各行各業，扎根核心崗位，創造專屬價值，恰恰說明他們受到的教育是成功的。

任何大學專業的本質，都不是定向輸送單一職業的從業者。就好比電能可以轉化為動能、熱能等多種能量形式，大學期間的專業積淀與能力培養，最終會轉化為適配各行各業需求的核心競爭力，這才是教育的真正意義。

上觀新聞：很多人呼吁，在培養專業能力與綜合素養的同時，也應將AI應用能力納入人才培養的必備素養范疇。

朱振武：首先要明確核心邊界：哪些是AI能夠完成的工作，哪些是必須由人掌握、AI無法替代的核心能力，這是前提。

AI的優勢在于可以賦能外語學習，能快速整合基礎資料、豐富素材儲備，為教學和研究做好鋪墊，確實能成為高效的輔助工具。我近期編撰《非洲文學導論》時，就借助AI完成了國別地圖繪制、基礎素材整理等工作，大幅提升了準備工作的效率，也拓寬了研究思路。

但是，核心的研判、深度的思考，必須依靠人的專業能力和主觀能動性來完成。個人原創寫作、深度文學翻譯、研究這類核心工作是AI無法替代的，因為它依靠的是研究者長期的思想積淀與專業感悟。如果一味依賴AI生成，人的創作靈感、獨立思考能力會被禁錮，很難打磨出精品力作，更無法做出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成果。

所以我主張，在大學里，人才培養的核心，始終是提升人的自主學習能力和專業素養，而非單純教會學生使用工具。這兩者的邊界必須厘清，主次必須分明，絕不能混淆。

更值得警惕的是，倘若放任學生過度使用AI，只會讓學生逐漸滋生惰性，導致思維退化、專業能力下滑，甚至丟掉治學底線和職業素養，長遠來看危害極大。而這不是個別學科面臨的問題。

上觀新聞：如何才能培育學生的核心思維能力、積淀綜合人文與專業素養？

石堅：首先要完成教師角色的核心轉型——教師要從單純的“語言教練”，轉變為具有跨學科、跨文化視野和現代教育技術與素養的導師，要擔當起培育學生綜合素養的“引路人”角色，這是人才培養的根基。

在教師轉型的基礎上，必須推動課程體系的全面重構。目前國內不少高校的英語專業課程，依舊沿用傳統線性技能導向的模式：新生入學先集中訓練精讀、泛讀、聽力等基礎語言技能，到高年級才逐步接觸文學、翻譯等專業內容。這種模式是單一技能的線性推進，而不是能力模塊型的，完全沒有構建起系統化的跨文化的綜合能力培養體系，難以適配當下的人才需求。

前些年，我所在的四川大學打造了近百門通識教育課程體系，指導思想就是“厚通識、寬視野、多交叉”。外語專業要不被優化，就應該主動地在課程體系上求變，基本思路就是打破傳統教育局限，將單一的“聽說讀寫”技能訓練全面升級為“讀寫思辨創”的綜合能力培養模式。而步入AI時代，我們也在思考，能否將現有模式迭代為借力于先進科學技術的“作思辨創學”，讓大學生在掌握外語專業核心技能的同時，真正獲得終身學習的能力與核心素養，這需要我們進一步探索和實踐。

讓人文內核在當下找到新的表達形式

上觀新聞：不久前，包括您3位在內的20余位專家學者齊聚上師大，出席“AI賦能，外語學科何去何從”高峰論壇。外語學界如何看待當下的困境？又對未來發展形成了哪些共識？

石堅：我們現在面臨的普遍困境是，既要考慮畢業生的就業需求，還要思考自身學科的定位和發展。這種危機的核心，是外語專業在大數據新技術沖擊、國家戰略調整、自身定位迷茫這三重壓力下的生存焦慮。

但大家也達成了共識：危急關頭更要“向內看”，真正認清學科的內涵與本質，從危機中看到新機遇。我們必須明確，外國語言文學是一門人文學科，過去20年，高校擴招外語專業，導致了一些不合格的教師進入這個領域，與國家、社會對外語專業的要求嚴重脫節。這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個基本現實，必須糾錯、改正。

具體到某校某專業某學科點的何去何從，普遍有消亡和轉型兩種主張。轉型，是用人文價值、工具價值取代技術價值，更好地與校本特色適配；而消亡，其原因是辦學理念偏移、學科結構失衡、人才供需錯配以及學科僅作為應試和培訓的異化等問題。

朱振武：但從總體上看，基礎核心學科絕對不能斷代，不能跟風熱門、盲目調整。當下就業形勢普遍嚴峻，是全球大環境導致的，我們不能僅因為短期就業波動，就盲目砍掉特色學科、取消基礎專業。因此，是否關停專業，需要理性研判，而不是僅僅考慮學科經費多少、短期收益高低。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學科發展要堅守特色、理性創新，摒棄功利化、短視化認知，才能真正發揮外語學科的長遠價值。外語學科在傳播中華智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肩負著重要使命。AI的興起，非但不會取代外語學科，反而更能彰顯其不可替代性，現在正是乘勢發展的關鍵時刻。

上觀新聞：在受到AI沖擊的同時，是否也能利用AI為學科發展賦能？

常俊躍：談到技術，傳統的外語人確實不是行家里手，但我們應該主動擁抱技術。無論是現有的翻譯、外語教學大模型，還是未來可能出現的新技術，都應該成為學科研究的助力，讓人工智能融入外語學科的知識生產。同時，我們要借助AI打破學科壁壘，推動人文與科學深度融合。技術如果脫離人文引導，將帶來風險，必須堅持人文駕馭技術，實現技術與人文的雙向賦能。

上觀新聞：從守正創新的角度而言，外語學科若要破局新生，可以有哪些作為？

石堅：首先要明確，我們“守”的是什么“正”——這是外語學科何去何從的根本。

我們要守的“正”，是人文學科的三重根基。首先，我們要守“理解之道”：即對跨時空的異文化、文化交流、思維體系、理解邏輯、審美與情感以及他文化和他人的理解，培養出的人才有助力中國走向世界的深厚人文素養。

其次，要守“文本之道”。外語學科必須守住經典文本的細讀、闡釋與批判傳統，觸及人類普遍的精神命題，自主理論、知識體系的建立，張揚中國聲音。

再次，要守“批判之道”，要用一種批判性的人文精神，讓學生不僅能掌握外語，更能洞察語言背后的立場和意識形態，有思辨能力、創新意識、跨文化素養，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那么，我們該如何“創新”？第一，從語言、文學走向文明對話；第二，從審美走向倫理；第三，從闡釋走向創造；第四，書房走向世界。只有在守正的基礎上創新，我們才能堅守人文底色，重塑外語學科的尊嚴，完成立德樹人的教育。

其實，學習一門或多門外語，本質上是學習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在技術加速祛魅的時代，保留語言的豐富、歷史的縱深和想象力的自由，這也是AI時代人應有的本質——思想。真正的創新，是讓這種人文內核在當下找到新的表達形式：既能沉浸于古典文本的深處，也能回應AI無法替代的人類需求，進行跨文化的深度理解、精準的價值判斷，以及用不同語言與世界一起講述深刻的人類故事。

原標題：《AI時代外語專業真要消失？業內大咖共論如何破局》

欄目主編：龔丹韻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曹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