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mo Kwame Sundaram，前聯合國助理秘書長、亞太智庫研究員；

Felice Noelle Rodriguez，菲律賓三寶顏雅典耀大學（Ateneo De Zamboanga University）歷史與文化中心主任。

編譯：亞太日報 丹瑋

跨國農業企業日益影響著全球糧食政策。他們聲稱能夠最好地解決最近的糧食安全問題，并尋求從糧食生產、加工和分銷的創新中獲得更多利潤。

戰后糧食安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南方國家的糧食政策發生了顯著變化，亞洲和非洲國家紛紛獲得了獨立，在經歷了嚴重的糧食匱乏后，對糧食安全提出了新的重視。

在戰爭期間，許多人挨餓，數百萬人經歷嚴重營養不良。印度戰時的孟加拉饑荒奪去了超過300萬人的生命。戰后，殖民列強將糧食供應武器化，用于反叛亂和人口控制目的，特別是為了克服民眾的反帝國主義抵抗。

數據統計顯示，許多死者不是軍人傷亡，而是蓄意的反叛亂食物剝奪的受害者。糧食安全工作毫無疑問地成為了二戰后受歡迎的政策優先事項。

包括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在內的西方控制的研究組織變得極具影響力，塑造甚至發展了后殖民時期的糧食安全政策。

綠色革命

綠色革命最初的重點是增加小麥、玉米和水稻的產量。發展中國家設立了公共研究機構，其中許多隸屬于國際農業研究磋商組織（CGIAR）。這些努力在20世紀60年代和1970年代增加了谷物產量，但并不均衡。

馬爾薩斯邏輯認為，預期壽命的延長意味著人口增長超過了糧食供應的增長，而農業土地有限。隨著富裕國家政府資助的減少，強大的企業利益和慈善事業的影響力變得更大。他們常常以犧牲農民、消費者和環境為代價來促進自身利益。

國際農業發展基金（IFAD）成立于20世紀70年代，將石油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糧食和農業發展。不久之后，美國將其公法（PL）480計劃轉變為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因此，糧農組織的一些職能被轉讓給也在羅馬設立的捐助者控制的聯合國基金和計劃。

令人尷尬的是，糧農組織的一份報告發現，糧食計劃署從索馬里扣留糧食供應，以避免被“伊斯蘭”青年黨民兵奪走。查塔姆研究所還估計有二三十萬人因此死亡。

新自由主義

20世紀80年代針對國家發展努力的反革命破壞了政府財政能力、進口替代工業化和糧食安全努力。

涉及經濟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政策被強加給負債累累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是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北方國家推動貿易自由化，破壞了早期對糧食和工業生產的保護和支持。

強大的食品集團贊助和推廣有利于進口的糧食安全指標，破壞了糧農組織和其他民間社會的研究和宣傳工作。

幾乎不生產糧食的國家排名靠前，民間社會組織試圖用自己的指標來應對，主要關注糧食主權。

特朗普2.0

隨著唐納德·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一個新的階段已經開始。特朗普2.0將經濟政策和協議（包括糧食供應）武器化，對試圖主張一定獨立的國家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經濟和軍事威脅已被用于多種目的，包括經濟、政治和其他“戰略”目標。關稅和制裁現在已成為用于各種目的的多種此類武器的一部分。外國政府甚至因個人原因受到關稅和制裁的威脅（如巴西）。

此類經濟武器加劇了全球經濟滯脹的加深，特朗普的各種經濟和軍事政策威脅加劇了緊縮和通脹壓力。

美國控制的糧食計劃署長期以來一直有選擇性地提供糧食援助。但華盛頓對其他國家的糧食安全擔憂幾乎沒有同情心。為了削減聯邦政府支出，特朗普終止了包括糧食援助在內的官方發展和人道主義援助，而美國仍然是世界領先的糧食出口國。

盡管如此，特朗普可能會采取意想不到的新措施來提高農民的收入，以在11月中期選舉之前恢復選舉支持。

在以色列圍困加沙期間，糧食援助的武器化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通過調整糧食供應來實現選擇性種族清洗。例如，美國設立的加沙人道主義基金會吸引饑餓居民來到其食品中心，導致拼命尋找食物的饑餓家庭在尋找食物時遭到槍殺。

貧困主要是指獲得食物的機會不足，而糧農組織認為收入是糧食不安全的主要決定因素。盡管世界銀行的貧困衡量指標總體上持續下降，但糧農組織的指標顯示，過去十年糧食安全方面早先取得的進展出現了逆轉。

這些矛盾的趨勢不僅反映了估計和理解貧困和糧食安全方面的問題，而且還表明由此產生的政策信息匱乏，甚至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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