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數百年

誰在為巴蜀“立傳”？

黃小華

“司馬相如、嚴君平、揚子云、陽成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

——常璩《華陽國志·序志》

這短短39字，記錄了中國歷史上一段被后人忽略的文化盛事：漢晉之際，八位蜀地學者，不約而同地做著同一件事——為巴蜀寫史。

他們寫的是同一個題目：《蜀本紀》。他們的身份不同、經歷各異，卻都懷著同樣的信念：蜀地的歷史，不能被遺忘。

這，就是漢晉時期——成都修志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

圖片來源：《華陽國志》

八家同修

一場跨越數百年的“同題作答”

這是一個無人命題的共同使命——以《蜀本紀》為題，為巴蜀“立傳”。這是一場跨越數百年的“同題作答”——從西漢武帝時期，到西晉太康年間，四百余年，八位學者賡續相繼，撰寫著同一篇“作文”。

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罕見的地方史書寫——一群文人集體為中國最富神秘色彩的地域古史作搶救式的發掘。這是中國地方志正式誕生前，來自巴蜀大地的先行探索和實踐——被梁啟超譽為中國“方志之祖”的那部書的作者，正是從這片土地走出。

有意思的是，前述八位文人幾乎都來自同一個地方——成都，其中不乏中國文化史上鼎鼎有名的大家。

司馬相如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開篇即載：“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他不僅是漢大賦的創立者、一代“賦圣”，更在文章辭賦之外，開啟了蜀人書寫蜀史的先河。

而他與卓文君“相如滌器、文君當壚”的佳話，他在成都北門升仙橋上“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的豪言，以及他奉命通西南夷時“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的名句，早已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經典。

圖片來源：紀錄片《司馬相如》

嚴君平

《華陽國志·蜀郡士女》明確記載：“嚴遵，字君平，成都人也。”他是西漢著名的易學家、教育家，也是中國最早的心理咨詢師——他在成都鬧市開設卜肆，借占卜勸人向善。他的《老子指歸》在漢代獨舉義理旗幟，將人的命運分為天命、造命、隨命，強調“君子自強不息”。李白《送友人入蜀》有“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之句，足見其影響之深遠。

嚴遵（字君平）畫像 圖片來源：郫都史志

揚雄

《漢書·揚雄傳》載：“揚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他是漢代文化的集大成者，被譽為“漢代孔子”。他的辭賦與司馬相如并稱“揚馬”，哲學著《太玄》《法言》，語言學著《方言》——是世界上最早的方言著作。他還精于天文學，作《難蓋天八事》。相傳他寫字寫壞的毛筆堆成墳冢，洗筆的墨水匯成水池——這便是成都“洗墨池”的來歷。

舞臺劇《揚雄傳》劇照 圖片來源：郫都發布

陽城衡

字子玄，也作子長。《桓譚新論》載：“陽城子名衡，蜀郡人。”《樂經》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六經”之一，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失傳，而王莽時期重立的《樂經》，正是陽城衡所作。王充《論衡》對他評價極高：“陽成子長作樂，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唐代李賢注《后漢書》，將他與揚雄、劉歆、褚少孫等并列。

譙周

三國時期巴西郡（今閬中）人，《三國志·譙周傳》載，“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從此長期在成都的蜀漢朝廷為官。他是一代儒學大師，有“蜀中孔子”之稱；精于天文，記錄過哈雷彗星和日中黑子；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的兩個學生——陳壽（《三國志》作者）和李密（《陳情表》作者），都是中國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

除以上幾位文化名人紛紛參與撰修《蜀本紀》，以下兩位也非平凡之輩。

鄭廑

漢代臨邛（今邛崍）人，《華陽國志·梁益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錄》載：“漢中太守鄭廑，字伯邑，臨邛人也。”臨邛今為成都市轄。他不僅參與編纂《蜀本紀》，還撰有《巴蜀耆舊傳》，是蜀地耆舊傳的開創者之一。

任熙

西晉成都人，《華陽國志·后賢志》載：“任熙，字伯遠，蜀郡成都人也。”他是漢代大司徒任方的后人，博通五經，事親至孝，曾任給事中之職，西晉太康年間多次征召不就。

八家《蜀本紀》，除了揚雄的《蜀王本紀》有佚文存世外，其余七種均已散佚。但“八家同修”這一中國文化史上罕見的文化現象本身，足以說明漢晉之際成都編史修志之盛——蜀人寫蜀史，已然成為一種自覺的文化行動。

揚雄與《蜀王本紀》

最早“活下來”的古蜀記憶

在八家《蜀本紀》中，唯一有佚文存世的，是揚雄所撰《蜀王本紀》。這是我們今天了解古蜀文明最原始的紙上文獻，也是三星堆、金沙遺址被發現之前，古蜀歷史最早、最主要的文字記載。

蠶叢——“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揚雄《蜀王本紀》對古蜀王世系進行了最早的梳理。而《華陽國志·蜀志》中“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的記載，正是承襲揚雄而來。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縱目面具，讓“其目縱”三字從神話走進了現實。

魚鳧——“魚鳧田于湔山，得仙。”寥寥數語，卻揭示了古蜀部族從岷江上游遷入成都平原、發展農業定居的歷史進程。溫江魚鳧古城遺址的考古發現，為這段記載提供了實物佐證。

圖片來源：成都大學圖書館

杜宇與鱉靈——望帝杜宇“從天墮”的傳說、鱉靈“死而復生”的神話，以及望帝因慚愧而“委國授之”的故事，構成了古蜀史中最富戲劇性的篇章。而“杜鵑啼血”的典故，也由此而來。

《蜀王本紀》還記載了五丁開山、秦惠王伐蜀、李冰治水等故事，其中有史實，有傳說，亦有神話。正如研究者所言：“《蜀王本紀》對于古蜀國的記載給人怪力亂神、荒誕不經之感，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實際上正是漢代蜀地原汁原味的民間傳說。雖然它并不雅馴，但卻貴在真實。”

不只是“蜀本紀”

蜀地史志數量約占全國四分之一

八家同修《蜀本紀》，只是漢晉蜀地編史修志盛況的一部分。那個時代，蜀地學者們還在多個領域同時發力：

七家同修“蜀志（記）” ：東漢李尤撰《蜀記》，晉常寬撰《蜀志》、杜襲撰《蜀后志》、王隱撰《刪補蜀記》、常璩和陳壽各撰《蜀書》、袁休明撰《巴蜀記》。其中，李尤是廣漢雒（今廣漢）人，常寬是常璩的叔祖、蜀郡江原（今崇州）人，陳壽就是撰《三國志》那位陳壽。

五家同修“耆舊傳”： 東漢鄭廑、趙謙各撰《巴蜀耆舊傳》，陳術撰《益州耆舊雜傳記》，晉陳壽撰《益部耆舊傳》、常寬撰《續益部耆舊傳》。“耆舊傳”專記一地先賢事跡，是地方志人物志的雛形。

四家同修“益州志（記）”：東漢陳術、三國蜀漢譙周各撰《益州志》，晉任豫、劉欣期各撰《益州記》。

此外，還有東漢趙寧撰《蜀郡鄉俗記》，三國蜀漢來敏撰《本蜀論》，譙周撰《巴蜀異物志》，晉常寬撰《蜀后賢傳》等。

據劉琳先生《華陽國志校注》統計，整個漢晉時期，全國有文獻可考的方志性質地方史著不過百余種，而以成都為中心的蜀地就有三十余種，占全國約四分之一。

這個數據說明：成都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形成了濃厚的編史修志傳統和文化自覺。

文化世家

修志傳統如何代代相傳？

漢晉蜀地尤其是成都修志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規模，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文化世家代代賡續，讓編史修志成為家族的“傳家寶”。

最具代表性的，是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的常氏家族。江原常氏為蜀中大族，文化世家。據明人張佳胤考證，江原常氏官至縣令以上的人物就有16位。常璩的叔祖父常寬，是蜀地著名的大學者，著有《典言》《蜀后志》《后賢傳》《續益部耆舊傳》等。正是這份家學淵源，年少的常璩從小耳濡目染，為他日后寫出《華陽國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另一個典型是趙謙家族。趙氏是東漢蜀郡成都著名家族，趙謙的祖父趙戒，叔父趙典，趙謙自己及弟弟趙溫三代四人均位列三公，趙戒、趙謙官至太尉，《后漢書》有傳。趙謙撰《巴蜀耆舊傳》，其子趙寧（一說為侄子）亦撰有《蜀郡鄉俗記》。父子相繼，為蜀地歷史的傳承作出了重要貢獻。

還有譙周、陳壽的師徒傳承。譙周在成都蜀漢朝廷為官，陳壽師從譙周，后來寫出《三國志》——這部位列“前四史”的史學巨著。陳壽還撰有《益部耆舊傳》《蜀書》，將蜀地修志的傳統帶向了全國。

陳壽（右）和老師譙周（2025年10月28日蓬州閑士攝于南充市方志館）

為什么是成都？

漢晉時期成都修志之所以如此興盛，原因有三：

一是以成都為中心的蜀地遠離中原，有強烈的“自我書寫”需求。正如任乃強先生所言，蜀地“以地形險阻，僻在邊方，文化發育則不與中原一致……蜀士既多見輕，述作亦遂罕能傳于中原者”。在這種背景下，蜀地學者只能“懷寶自述”，以修史立傳的方式，讓外界了解巴蜀的歷史厚度。

二是蜀學傳統深厚，文人輩出。蜀學重文史，文學方面有“揚馬”賦圣，史學方面有譙周、陳壽、常璩，易學方面有嚴君平，語言學方面有揚雄。正是這樣深厚的學術土壤，才能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修志大家。

三是文化世家代代賡續，形成了修志的傳統自覺。從常寬到常璩，從趙謙到趙寧，從譙周到陳壽——修志，成了這些家族的“傳家寶”，一代代傳承，一代代發揚。

正是這片土壤，孕育出了后來常璩的《華陽國志》。《華陽國志》是中國現存最早、在那個時代體制最完整且以志命名的地方志著作，被梁啟超尊為“方志之祖”。它的誕生，正是漢晉之際蜀地編史修志文化傳統集大成的結果。

來源：成都方志

撰文：黃小華（成都市地志辦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