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4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談。這是中美兩國元首繼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對面會晤，也是美國總統時隔9年再次訪華。在這次舉世矚目的重要會晤中，兩國元首就事關兩國和世界的重大問題交換意見，中美經貿問題作為兩國關系的“壓艙石”，成為本次會談的核心議題之一。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經貿環境下，中美經貿關系的走向不僅牽動兩國發展利益，也對全球經濟穩定產生深遠影響。

關稅博弈中的“降溫”與經貿關系再平衡

中美經貿往來，歷史悠久、規模巨大、領域廣泛、關系復雜，在這之中，關稅無疑是中美經貿關系中的熱點。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圍繞經貿問題展開的高層溝通釋放出積極信號。習近平主席在此次會見美國總統特朗普時指出，“中美經貿關系的本質是互利共贏，面對分歧和摩擦，平等協商是唯一正確選擇”。這一表態表明，在經歷長期關稅博弈和產業鏈沖擊之后，中美雙方都更加意識到穩定經貿關系的重要性。

此前，中美經貿團隊在日內瓦舉行會談，并發布聯合聲明，同意建立中美經貿磋商機制，同時就部分新增關稅取消與暫停實施達成一致。這意味著雙方正在嘗試通過溝通與協商，為市場釋放更加穩定和可預期的政策信號。事實證明，在雙方同意關稅回撤后，中美貿易已經出現明顯復蘇跡象。但企業仍在觀望，并期待著更為明確、更具持續性的中美關系改善和穩定信號。對于全球產業鏈和國際市場而言，中美經貿關系能否重回穩定軌道，仍是影響未來世界經濟的重要變量。

2025年，受美國對等關稅、芬太尼關稅、232關稅、301關稅、201關稅等一系列超出其WTO最惠國關稅承諾的新增關稅影響，全球供應鏈出現劇烈震蕩，中美貿易受到直接沖擊。2025年初，中國自美國進口規模處于相對高位，占當期中國進口總額的比重約為7%左右；但此后呈現持續走弱態勢，至今年一季度末已明顯收窄，占比降至較低水平。同期，中國對美國出口亦同步承壓：年初對美出口占中國出口總值的比重接近15%，隨后逐月回落，至今年3月已顯著低于前期水平，降幅較為明顯。

高關稅和不斷出臺的新關稅給美國進口商帶來了明顯的新增成本，沿供應鏈的轉移直接增加了美國國內供給壓力，并推高通貨膨脹。中方為維護企業權益，迅速而堅決采取的反制關稅，也更大幅削弱了美國大豆等優勢產品在華市場競爭力。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加征高額關稅并未有效緩解其對外貿易失衡狀況。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發布的最新數據，今年3月，經季節性調整后的美國貨物與服務貿易出口額為3200余億美元，進口額約3800億美元，逆差達600億美元左右，環比小幅擴大。在過去一年中，美國貿易逆差曾在某幾個連續月份出現階段性收窄，但整體仍維持在較高水平。

歷史經驗表明，以關稅為工具的單邊貿易施壓不僅難以解決美國自身的貿易失衡問題，反而加劇了全球供應鏈的不確定性，并對中美兩國企業和消費者造成實際成本。中美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經貿關系的穩定不僅關系到兩國發展，也深刻影響全球經濟復蘇與產業鏈安全。唯有回到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和多邊規則的軌道，通過對話妥善處理分歧，逐步降低不必要的貿易壁壘，才能為企業創造可預期的經營環境，推動中美經貿關系朝著更加穩定、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市場開放的差異與全球資源配置競爭

市場開放是中美經貿關系的重點。但是中美兩國在市場開放的態度和行動上存在明顯差異，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對立。即便在中美貿易沖突之后，中國依舊沒有停止開放步伐。建立海南自貿港、推動服務業擴大開放試點、持續縮短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推動醫療、養老等服務領域擴大開放，一項項切實舉措推動中國與世界形成更好鏈接。習近平主席在此次會談中再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美國企業正在深度參與中國改革開放，中方歡迎美國對華加強互利合作。”這一表態不僅再次傳遞了中國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政策方向，也為美國工商界和國際資本穩定了預期。

中國始終堅持市場開放，愿意與各國分享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發展的機會，也不排斥各方搭乘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便車”，作為WTO成員，中國早在2001年入世時就作出了極為大膽的開放承諾，無論開放領域還是開放深度，都遠遠超過了當時中國各行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開放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因和特色，為各方來華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相比之下，美國近年來對外資尤其是中國企業的限制明顯增多。各類審查、限制、取消許可、禁止參與的措施頻頻出臺，給原本有意赴美投資的中國企業潑了一盆又一盆冷水，也使已經在美投資的企業感到惶惶不安。即便一邊推動“投資美國”項目、宣傳美國市場機會，美國商務部門的另一重角色卻是從嚴審查和限制，試圖剝離中國產品和中國企業在美國市場中的影響。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進一步加強對美國企業以及相關投資者對華投資的限制，從而把中國開放發展的巨大市場機會拱手讓給其他國家。

這種相互矛盾的政策取向，使美國對外投資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不斷下降。對于企業而言，投資決策最為看重的是制度透明度和政策連續性，而頻繁變化的限制措施不僅削弱了企業信心，也在客觀上抬高了跨境投資與合作的制度成本。由此帶來的影響并不僅限于中美雙邊層面，也正在外溢到更廣泛的國際經貿體系之中。

在全球產業鏈深度重構的背景下，市場開放不僅關系到企業經營環境，更關系到國際資源配置效率和全球經濟增長動力。開放越充分，市場預期越穩定，企業越能夠把更多資源投入創新與發展；反之，保護主義和泛安全化趨勢，則會加劇全球經濟運行成本和不確定性。

創新合作：中美經貿關系的未來空間

創新合作應是中美經貿關系的希望。中美擁有全球最重要的創新要素資源，從創新機構、企業、人才、資金到市場，兩國都能夠為創新協同和市場應用提供完整的發展環境。例如，新能源汽車領域，特斯拉在華設立超級工廠，不僅為其向全球出口電動汽車提供了必要條件，也通過市場競爭加速了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的發展。

此次會談中，習近平主席還提出，雙方應“拓展經貿、衛生、農業、旅游、人文、執法等領域交流合作”。這意味著，中美合作的空間并不僅局限于傳統貿易領域，而是正在向產業協同、科技創新以及社會交流等更廣范圍延伸。與此同時，李強總理在會見美國工商界代表時也表示，“一個穩定可預期的中美經貿關系符合兩國和世界利益”。這一系列表態，進一步說明中美經貿關系最終仍需回歸合作與發展的主線。

例如，中國在太陽能、風能等領域的發展，不只是將技術轉化為商品應用，更通過大規模生產、快速迭代和技術改進，顯著降低了應用成本，使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部署和商業化成為可能，為全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降低地緣政治沖突背景下化石能源供應不足與價格波動風險提供了替代方案。

在人工智能領域，中美頭部企業在算力、大模型、應用等領域均處于全球領先位置，而兩國海量的場景與數據，又為人工智能能力釋放創造了重要條件，為中美人工智能企業提供穩定、可預期的協同環境，同時，也將顯著提升創新效率，加快技術發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工智能高速發展的時代，中美還需要通過協同建立起關于人工智能倫理、安全邊界的共識，盡量減少技術發展的負面影響。

此外，在生物科技、量子科技、航空航天等幾乎所有新技術領域，中美都擁有各自比較優勢。采取協同而非對抗的方式，不僅有助于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更能夠為兩國乃至全球經濟發展創造新的增長空間。

寬廣的太平洋容納得下中美兩國的經貿合作，求同存異始終是中國處理對外關系的重要原則。中美之間雖有“異”，但更需要把關注點放在“同”上。傾聽市場聲音，尊重和保護企業商業利益尤為重要。雖然中美國情和發展目標不同，但雙方存在廣泛共同利益，也有擴大互利合作的現實需求。隨著高層溝通持續推進，中美經貿合作仍有望獲得更大空間和更持久動力。

周密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美洲與大洋洲研究所 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