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伍德羅·威爾遜——美國四位變革性進步總統中的第一位——卸任后仍留在華盛頓，并將首都作為永久住所。

盡管威爾遜比任何人都更致力于建立行政國家，從而扭曲了美國精心構建的憲政設計，但在此我們只能略微為他辯護：兩年前，他曾遭受一次嚴重的腦卒中，導致部分癱瘓，幾乎失明。幾年后，他于1924年去世。

作為美國第四位具有變革意義的進步派總統（前三位分別是威爾遜、富蘭克林·羅斯福和林登·約翰遜），巴拉克·奧巴馬沒有任何借口。

他和妻子米歇爾決定像威爾遜一樣，在離開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后，將華盛頓的高檔社區卡洛拉馬作為他們的永久住所。當然，與白宮的地理位置接近是奧巴馬夫婦做出這一決定的一個因素；這位第44任總統至少正式拜訪過他的前副總統一次，或許還有其他非正式的拜訪。

但撇開他居住地距離白宮的便利性不談，奧巴馬的這一選擇更具象征意義。這位第44任總統已經表明，他仍然在位，不會離開。

一些近期的總統，例如喬治·W·布什，在卸任后選擇隱退，享受平靜的私人退休生活。布什甚至還把繪畫作為愛好。奧巴馬也喜歡打高爾夫球，但他似乎更熱衷于政治活動和評論，而不是高爾夫球場。

不幸的是，美國人民正在承受奧巴馬渴望介入國家對話所帶來的后果。自從他從白宮步行兩英里來到卡洛拉馬競選集會以來，他就一直公開批評特朗普時代的共和黨，并在競選活動中為民主黨搖旗吶喊。

2004年，奧巴馬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誓言美國不存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分，而是一個統一的美利堅合眾國，此后他迅速攀升至政壇頂峰。這番話擲地有聲，令人動容。一旦掌權，奧巴馬卻成為了分裂國家的罪魁禍首。

這么多年過去了，他的行為方式依然如故。

今年三月，奧巴馬發布了一段視頻，支持弗吉尼亞州州長阿比蓋爾·斯潘伯格（Abigail Spanberger）激進的選區重劃計劃。該計劃旨在將弗吉尼亞州11個國會席位的民主黨優勢從6比5擴大到10比1。盡管這項選區重劃公投在弗吉尼亞州選民中以微弱優勢獲得通過，但目前弗吉尼亞州最高法院正以程序性理由對其提出質疑。

在美國公共生活中，沒有比選區重劃更具黨派色彩和本質區別的問題了，但奧巴馬仍然表示，斯潘伯格的努力對于“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是必要的。

他完全可以引用秘魯前獨裁者奧斯卡·R·貝納維德斯的話：“對我的朋友，一切皆可；對我的敵人，法律至上。”

更令人惱火的是奧巴馬本周接受斯蒂芬·科爾伯特主持的《深夜秀》采訪的內容。奧巴馬在采訪中大放厥詞，抨擊共和黨人不尊重司法獨立、破壞法治，并指責特朗普的司法部涉嫌起訴政治對手。

就在最高法院審理其醫改法案合法性之際，這位曾經的憲法學講師卻在白宮玫瑰園發表講話，聲稱最高法院履行其最基本的職責——司法審查——將是“史無前例”且“非同尋常”的。奧巴馬效仿威爾遜的執政理念，聲稱他只需要一支筆和一部電話就能推行其變革性的議程。

盡管奧巴馬與白宮關系密切，卻故意無視拜登執政時期司法部對特朗普進行的（實際上是）史無前例的起訴。

這種虛偽和缺乏自知之明令人憤慨。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捫心自問：奧巴馬為什么要這樣做？他的妻子顯然承認，他的政治活動正在給他們的婚姻帶來“真正的緊張”。奧巴馬的這些舉動似乎也對他的黨派毫無益處。

首先，弗吉尼亞州的選區重劃公投結果令人揪心——最終的勝負差距（約3%）遠小于近期其他類似的州級選舉。而品牌問題遠不止于此。

兩年前，在民主黨于2024年7月不費吹灰之力地擊敗現任總統喬·拜登之后，奧巴馬成為了哈里斯-沃爾茲競選團隊的頭號代言人——結果哈里斯-沃爾茲組合在所有搖擺州都敗北。奧巴馬主義，某種意義上的覺醒主義的雛形，遭到了美國人民的斷然拒絕。

所以，我再次問：為什么？我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

十多年來，奧巴馬一直在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學法學院任教。他的一幅授課畫像至今仍掛在其中一間教室外。有一次，我問一位在該校任教數十年的資深教授，奧巴馬作為同事是怎樣的。

這位教授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奧巴馬冷漠疏離，而且普遍不受教職工歡迎，因為他更喜歡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而不是與同事交流，或者通過思想碰撞來營造融洽的學術氛圍。

換句話說，憲法學講師奧巴馬傲慢自大，對不同的觀點毫不掩飾地表現出蔑視。這就是他擔任總統時的行事作風：“我贏了”，他在就職宣誓幾天后就臭名昭著地向國會共和黨人炫耀。時至今日，他依然如此行事。

驕傲在敗壞之先，我們從《箴言》中得知。的確如此，自古以來皆是如此。或許奧巴馬會在為時已晚之前翻開《圣經》，吸取這個教訓——這不僅關乎他的婚姻，也關乎他所在政黨在今年十一月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