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多家波蘭媒體報道，該國知名編劇克日什托夫·皮耶謝維奇（Krzysztof Piesiewicz）已于5月14日（也有媒體稱是5月13日）去世，享年80歲。

皮耶謝維奇是波蘭著名導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長期創作伙伴。兩人自1985年的《無休無止》開始，先后一同撰寫了17部電影劇本，其中包括留名影史的經典之作《十誡》《兩生花》以及《藍白紅三部曲》等。

皮耶謝維奇生前曾多次來到中國，參與電影交流活動。

最早對外確認其死訊的是波蘭國會議員瑪烏戈熱塔·基達瓦-布翁斯卡（Ma?gorzata Kidawa-B?ońska）。她在個人社交媒體賬號上發文寫道，“這是令人深感悲痛的消息，克日什托夫·皮耶謝維奇，一位集參議員、律師、電影人身份于一身，并曾與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緊密合作的杰出人物，已經與世長辭。他創作的劇本在電影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基斯洛夫斯基（左）與皮耶謝維茨合作完成了17部電影劇本。

稍后，波蘭電影學院也發布公告，宣布這位杰出編劇離世的消息：“他的作品在波蘭乃至世界電影史上，都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謹向他的家人、親友以及所有被他的作品深深打動的人，致以我們最深切的哀悼。愿他的精神永存。”

克日什托夫·皮耶謝維奇1945年10月25日出生在波蘭華沙。1970年，他從華沙大學法律與行政學院畢業，并在三年后正式開啟律師生涯，并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無休無止》波蘭原版電影海報

比他年長四歲的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早年熱衷拍攝紀錄片。1982年，他在跑法庭、找選題的過程中，結識了這位辯護律師。經過商議，兩人最終決定改變原本拍攝紀錄片的想法，于是便有了1985年上映的《無休無止》。影片講述那些不愿放棄、不肯低頭的波蘭普通人的命運，上映后不為各方政治勢力認可，卻深受波蘭普通觀眾的熱愛，這也鼓舞了兩位“克日什托夫”繼續開展合作。

隨著波蘭社會變革的深入，他們之后作品的政治意味反而越來越少。在《基耶斯洛夫斯基談基耶斯洛夫斯基》（Kieslowski on Kieslowski）一書中，導演曾表示說，之所以選擇這樣的創作路徑，是為了將波蘭觀眾從“政治”這種“可怕之物”中解救出來。于是，便有了傳世杰作《十誡》。皮耶謝維奇曾在接受英國《衛報》采訪時表示，他希望“通過電影這一媒介，探討真正屬于人類的那些問題：懷舊、愛情、道德、倫理”。

《十誡》海報

1995年舉行的第67屆奧斯卡上，他和基耶斯洛夫斯基憑借《藍白紅三部曲之紅》獲得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提名。最終，該獎由昆汀·塔倫蒂諾的《低俗小說》贏下——翌年的英國電影學院獎也是同樣的結局。不過，在那個奧斯卡尚未對外語片熱情擁抱的年代，能夠獲得提名，本身已是不小的成就。更何況，時至今日，包括《紅》在內的三部曲，早已被視作電影史上最偉大的藝術作品之一；在影視打分網站“爛番茄”上，該片始終維持著100%的新鮮度。

1990年代初，皮耶謝維奇開始涉足政壇，并先后五次當選國會議員。

在《基耶斯洛夫斯基談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書中，導演明確表示，與皮耶謝維奇合作的過程中，往往很多點子最初的誕生都是緣起于這位律師。“往往是他率先提出那些核心的構想——而這些構想在初聽之下，常常顯得根本就無法被搬上銀幕。而我，自然而然地，總會本能地對這些構想提出質疑與反駁。”

《藍白紅三部曲》海報

1996年3月，基耶斯洛夫斯基因病離世，生前手頭仍在開發名為《天堂、地獄與煉獄》的新三部曲，而這一故事構想同樣源自皮耶謝維奇。進入新世紀后，新三部曲分別由湯姆·提克威、丹尼斯·塔諾維奇、斯坦尼斯瓦夫·穆查三位導演搬上銀幕，劇本基本沿襲皮耶謝維奇的原始創作，可惜均無法再現如《藍白紅三部曲》那般的迷人魅力，也足以證明只有將兩位“克日什托夫”湊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天作之合。

生前，皮耶謝維奇曾多次來到中國，參與各種電影交流活動。2018年，他應上海師范大學世界電影研究中心之邀，來到上海舉辦編劇工作坊。澎湃新聞記者當時參加了他與媒體的圓桌座談，聽他回憶過往，細述創作法門。作為對這位編劇巨擘的紀念，全文重刊如下：

他是基斯洛夫斯基的靈感之源，沒有他就沒有《十誡》

對于多數影迷來說，克日什托夫·皮耶謝維茨（Krzysztof Piesiewicz）是個陌生的名字。不過，提起《十誡》（Dekalog）、《兩生花》（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藍白紅三部曲》（Trois couleurs）這幾部出自波蘭導演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1941-1996）之手的作品，應該有不少影迷奉之為至愛。而它們的劇本正是由基斯洛夫斯基和皮耶謝維茨一同構思而成。

基斯洛夫斯基（左）與皮耶謝維茨

這兩位再加上配樂家茲比涅夫·普萊斯納（Zbigniew Preisner）組成的“鐵三角”，在十多年的合作中，從未失過手，部部堪稱留名影史的佳作。工作之外，三人也是親密無間的摯友。只可惜基斯洛夫斯基導演英年早逝，另兩位雖在他去世后繼續創作，但始終難以超越前作。好在令中國影迷頗感欣慰的是，近年來，皮耶謝維茨和普萊斯納不時來到中國參加合作或交流活動。經由他們的講述，我們得以越來越深入了解基斯洛夫斯基其人其作。

2018年12月，73歲的皮耶謝維茨再度造訪上海。與過去來中國往往是為參加基斯洛夫斯基的影展不同，此番他是應上海師范大學世界電影研究中心之邀，主持由該機構主辦的“電影學堂·電影編劇工作坊”，為決心投身編劇事業的中國年輕人開堂授業。在此期間，他還抽出時間與媒體對話，暢談跟基斯洛夫斯基交往的點滴以及他所秉持的編劇之道。

電影之道：自我表達

與科班出身的基斯洛夫斯基不同，克日什托夫·皮耶謝維茨的主業并非電影，而是律師。畢業于波蘭華沙大學法律專業的他，從1973 年起執業，并于1982年與基斯洛夫斯基相識。

“老實說，他并不信任我。但因為我是克勞爾介紹的人，而且他也看過我的一些作品，所以我才能克服他的排拒感。”關于兩人的第一次見面，基斯洛夫斯基在自傳中如此寫到。然而，他在書中并沒有提及兩人是如何化解最初的不信任，這一點曾令我十分困惑，虧得這次皮耶謝維茨的來訪，才由他親自揭開了謎底。

皮耶謝維茨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彼此交換了一下愛讀的書單，之后就變成幾乎每天都見面了。當時，我已經是小有名氣的年輕律師了，參與了不少波蘭較為重要的訴訟。他也已經是非常有名的紀錄片導演了。最早認識他的時候，我對他的天賦很感興趣，覺得好像可以通過這個人來表達一些我想說出的東西。而且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就覺得跟他有化學反應。后來我發現這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家庭背景非常相似的緣故，包括父母都非常重視教育，都經歷了物質匱乏的童年，我們兩個有點像是局外人，并不想直接去抗議什么，而是把我們的所思所想訴諸另一種形式。在我看來，電影就是一種不錯的方式，可以從個人經驗出發去呈現世界真實的樣貌。基斯洛夫斯基還玩笑說，我們兩個都是在記錄生活。他是通過紀錄片，而我是通過卷宗。”

我想皮耶謝維茨所說的“化學反應”，除了他提到的幾點外，對于電影的熱愛也是其一。他走上迷影之路的時刻，可能還早于基斯洛夫斯基。“我從小就很喜歡看電影，看的第一部電影是卓別林的，還記得看完回到家里后，就從爸爸的柜子里找出了一頂帽子和一把雨傘，模仿他的樣子。上學之后，因為常常逃課去看電影，給父母添了不少麻煩，還因此比同齡人晚了兩年才畢業。對我來說，看電影就好像進入另一個世界。我也漸漸意識到，這同樣是一種自我表達的方式。”“等我上大學時，波蘭各地開始興起了電影俱樂部。在俱樂部組織的放映中，可以看到一些世界經典影片，看完后，大家還會一起討論。我每周六周日都去參加。可以說，雖然我沒有受過這方面專業的教育，但在認識基斯洛夫斯基之前，對電影已經有了相當深的了解。”

根據基斯洛夫斯基在自傳中的描述，這部未能成型的法庭紀錄片的拍攝經歷后來演變成了黑色喜劇。同樣作為當事人的皮耶謝維茨的感觸，也大致相同。“這件事說來很搞笑。當時，基斯洛夫斯基好不容易獲得許可，可以把攝影機帶到我參與的案件的庭審中。問題是，當時的膠片都是配給供應的。雖然他拿到了拍攝許可，卻沒辦法拿到膠片。我就跟他說，拿不到膠片也沒關系，反正你帶著攝影機過來就行了。最后，當然他什么也沒拍成，但我的當事人都獲得了輕判。我覺得那些法官們心里也清楚，知道自己的判決并非毫無瑕疵。其實，我覺得這整件事也可以拍成一部電影，從人的心理角度去分析，會很有意思：法官們判決尺度變化的原因是什么，他們在怕什么？是怕被他們的孩子看到，還是怕將來被翻舊賬？”“對了，這件事后來還被意大利作家安東尼奧·塔布其（Antonio Tabucchi）寫成了小說，收錄在作品集《時光匆匆老去》（Time Ages In A Hurry）里。”

創作之道：轉向小世界

雖然法庭紀錄片流產了，但當基斯洛夫斯基開始構思一部以律師為主人公的劇情片時，又找到了皮耶謝維茨，希望能跟他合寫劇本。這即是兩人合作的開端。皮耶謝維茨透露，這部電影的名字很有故事。最初，基斯洛夫斯基曾起了一個知識分子味十足的名字，叫“委婉的待續”，但皮耶謝維茨認為肯定過不了審，于是他提議不如叫《無休無止》（No End）。

《無休無止》呈現的是一位已故年輕律師的鬼魂眼中的波蘭社會。影片公映后，引起了各方的不滿。

基斯洛夫斯基在自傳中提到，《無休無止》遭到的各方批評，對他來說，不啻是“沉重的打擊”。在此之后，他的作品主題由外部轉向了內部。而皮耶謝維茨的想法也與他不謀而合：“在《無休無止》之后，我發現其實執著于政治或者社會問題，沒有太大意義。我們應該去拍那些能見微知著的電影，通過個人的生活境遇來講人的本性。我相信每個人的小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間大觀。”正是基于這點，他萌生了創作《十誡》的想法。

“真是個可怕的想法！”——這是基斯洛夫斯基聽到皮耶謝維茨談起《十誡》構思時的第一印象。不過，“很能說”的律師還是說服了慣于懷疑的導演。雖然《十誡》的名字聽上去帶有宗教色彩，但其實兩人從一開始時就打算拍一部跟宗教無關，也跟政治無關，只與人性本身相關的作品。這部由十個單元劇組成的系列劇以生活在同一個小區里的普通居民為主人公，每一個人似乎都面對著無解的人生考題。

《十誡》劇本

《十誡》在國際上的聲名大噪證明了他們創作轉型的成功，也讓他們看清了未來的方向。“對于我們來說，在哪里拍沒關系，即使放在中國拍也可以。重要的不是鏡頭放在哪里，而是你為什么要在那里擺放鏡頭。而且，我們在拍攝過程中，還會故意回避過于帶有地方色彩的背景，為的是讓故事顯得更有普適性。即便身處不同的地方，但人的情感是相通的，不管是羞辱，還是悲傷。還有就是我們努力避免從單一的角度去講一個故事，也避免做出價值判斷，不會直截了當地告訴觀眾什么是好什么是壞。正因為如此，我們的電影才能在不同的地方贏得那么多忠實的觀眾。”

不難看出，皮耶謝維茨對于《十誡》的偏愛溢于言表。他還特意跟記者們分享了一個小故事：“當年我因為《紅》獲得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的提名，去美國出席頒獎典禮的時候，恰好坐在導演昆汀·塔倫蒂諾邊上。結果獎項揭曉，獲獎作品正是他的《低俗小說》（Pulp Fiction）。當時，他拍拍我的肩膀對我說，‘其實我是從你的《十誡》開始學怎么寫劇本的。’這個故事的重點不是塔倫蒂諾說的話，我是想說明《十誡》在世界各地都不乏擁躉。有趣的是，各地的人們最喜歡的故事都不一樣，比如在美國最受歡迎的正是《十誡之十》，那個跟郵票有關的關于貪婪的故事。”

合作之道：彼此尊重

《十誡》之后，基斯洛夫斯基獲得國外資金的支持，得以隨心所欲地拍片。其后誕生的《兩生花》和《藍白紅三部曲》，令他在歐洲三大電影節上屢有斬獲，也逐步奠定其電影大師的地位。而全程參與所有這些作品劇本創作的皮耶謝維茨，也得以躋身編劇巨匠之林。關于兩人的合作能持續十多年的原因，皮耶謝維茨認為是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礎上。這一點在他回答記者的各種提問中，格外能讓人感同身受，即便如今基斯洛夫斯基過世已有二十余年。

比如，基斯洛夫斯基曾在自傳中寫道：“皮耶謝維茨不會寫，卻很能說”，當記者就此向皮耶謝維茨求證時。他表示：“我不太喜歡講當初我們的合作模式，因為基斯洛夫斯基已經不在了，我再說什么都是一家之言。但是，不管任何一個項目，必須有一個人去想，一個人去做。”隨后，他補充說：“在基斯洛夫斯基導演過世后，我又跟不同的導演合作了七部電影，包括湯姆·提克威（Tom Tykwer）和丹尼斯·塔諾維奇（Danis Tanovic），當然，跟這些導演的合作模式與跟基斯洛夫斯基在一起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很清楚不可能再和第二位導演有那么深入的合作了。”

又比如，即便是在基斯洛夫斯基過世后，但凡只要與他有些許關聯的劇本，即便幾乎全由自己完成，皮耶謝維茨還是會列上了老友的名字。“說實話，《疾走天堂》（Heaven）我們一起創作的內容只有18頁，最后還是由我來把它擴展為一部完整的劇本。《情獄》（L'enfer?）更是只有一個大概的主題，主要還是由我編劇；《希望》（Nadzieja）也是一樣的。我之所以把基斯洛夫斯基的名字列在編劇里，第一是因為我最初是跟他一起討論過的，第二是出于個人對他的懷念。”

另一方面，基斯洛夫斯基對于合作伙伴的尊重同樣令皮耶謝維茨念念不忘。他最為贊賞的就是，基斯洛夫斯基會讓合作伙伴全程參與電影的創作，“拍攝中每一次劇本的改動都是我們討論的結果”。而他作為編劇還會在剪輯時發揮作用。“舉例來說，你們看過《藍》的話，就會發現里面的音樂也是主角之一，它不僅對應畫面，還有自己的故事。這就仰賴于團隊的無間合作。像我們的團隊里，我作為編劇，基斯洛夫斯基作為導演，普萊斯納作為配樂，伊扎克（Slawomir Idziak）作為攝影師，只有在互相了解的基礎上才能一起合作。在剪輯的過程中，就連普萊斯納也會加入進來，給出建議。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音樂發揮最大的效用。”

此外，基斯洛夫斯基也從不獨占榮譽。“一些很重要的場合，像是電影節之類，他不會一個人去，總是拉著我們大家一起參加。他的習慣就是讓我們跟他一起做決定，從來不會拋棄我們。”“唯一的小矛盾是有一次我們兩個人都因為太疲勞了而對工作產生了厭倦，他給我寫了一封信說，我應該更努力地工作。”

除了皮耶謝維茨本人反復強調的“尊重”之外，我發現他與身為懷疑論者的基斯洛夫斯基在看待問題上的互補性，也是兩人得以長久合作的關鍵。這從皮耶謝維茨講述的一件逸事就可見一斑：“在法國的時候，我跟基斯洛夫斯基住在一起。有一次，他從外面回來，突然跟我說，‘我做的工作其實根本就是在講廢話。我為什么不能去做點有意義的事呢？比如做一張木桌，這樣就能讓全家人坐在這張桌子邊上一起吃飯了。’但我覺得，有時候一部好電影也像一張好桌子一樣，全家人可以坐在一起觀看。”

編劇之道：細節的連貫

在這次由上海師范大學世界電影研究中心主辦的“電影學堂·電影編劇工作坊”中，面對懷抱熱忱投身編劇事業的中國年輕人，皮耶謝維茨傾囊相授：不但就電影劇本寫作的創意、構思、畫面思維和對白等方面進行系統的講解和密集練習；還在觀摩多部基斯洛夫斯基、卓別林等著名電影大師作品的基礎上，分析并教授電影編劇的方法與技能。

談及對中國學生的印象，皮耶謝維茨說：“我覺得中國學生的敏感性很強，還有一點讓我很驚訝，就是他們描述事情的時候往往帶著一點玄學，現在歐洲的作品中玄學的成分已經越來越少了。我想這點會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為中國的影視創作帶來一些很有趣的東西。尤其是當我來到教室的時候，我發現年輕人都在低頭看手機，可是他們寫出來的卻是這樣的作品，讓我覺得反差很大。但我想提醒他們的是，作品中的玄學成分要適度，不能過分。目前來看，這點他們應該可以做到。”

至于皮耶謝維茨口中的“玄學”該如何理念呢？“就是跟愛因斯坦所說的玄學一樣，他曾說過，‘如果有人無法接受神秘主義的話，那他就應該放棄從事科學。’我想再補充一句：‘如果有人無法接受神秘主義的話，他也應該放棄搞藝術。’玄學，就是神秘主義。而我的定義是，玄學就是一個帶鎖的抽屜，里面鎖著能打開這個抽屜的鑰匙。在我看來，一個藝術家要么陷于神秘主義，要么陷于一種絕望。對我自己來說，其實還是更傾向于后者。”

他也給還在編劇之路上彷徨的年輕人提了幾點忠告：“先要想清楚是否真的想當編劇。我在投身編劇領域的時候，運氣太好了，關鍵的一點是，當時我可以寫劇本，但并不是必須要寫。當你在生活中可以做但又不是必須要做一些事的時候，感覺會很游刃有余。第二，我建議你們在動筆前，還是要多體驗生活。第三，是要自問是否有足夠的洞察力，是否可以向觀眾展示一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熟視無睹的事情。第四，就是自問是否有能力以一種有趣的方式去講述你們觀察到的事情。”

此外，皮耶謝維茨也分享了在越來越產業化的電影行業中，如何確保自己的編劇作品能更完整地被呈現給觀眾的秘訣：“在寫劇本的時候，我就盡量多地注入連貫的細節，如果你把中間任何一段去掉，就會影響到整個故事的邏輯性。這樣可以稍微保證由我領著這個導演去拍攝我想看到的電影。這個辦法直到現在還是挺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