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內瓦消息傳出時，紐約布魯克林區一間養老院的護士詹妮弗·麥克萊恩正在給當天的第三位老人翻身。

她沒有看手機，不知道世界衛生組織剛剛發布了一份報告，里面有一串數字，可能會讓她四年前那個灰蒙蒙的早晨終于被看見。

2026年5月14日，世衛組織發布《2026年世界衛生統計報告》，拋出一組數據：2020年至2023年間，全球新冠疫情導致約2210萬人死亡，其中包含因疫情間接導致的死亡。

而各國在此期間日常上報的直接新冠死亡人數，是700萬。

這個數字是官方記錄的三倍多。

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差在哪？

2021年4月，印度博帕爾市。

據《紐約時報》對當地主要新冠火葬場的調查，4月中旬的13天里，官方報告了41例新冠相關死亡，但火葬場同一時期處理的遺體超過1000具。

那些沒被檢測的人、沒被登記的人、在社區里被匆匆燒掉的人，統統沒有進入官方統計。

公園里、大街邊、恒河河畔，到處都是焚燒尸體的火堆。

這不是印度獨有的問題。

發達國家也一樣。

美國紐約州養老院中，數千名從養老院轉移到醫院后死亡的患者，從未被計入養老院的死亡病例數據。

整個紐約州養老院中有超過13197名老人“確認或可能”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但大部分前期統計都漏了。

那么，700萬和2210萬之間多出來的1500多萬條生命，到底從哪里來的？

超額死亡是流行病學上衡量突發公共事件影響的核心指標——計算疫情期間實際死亡人數，減去疫情前正常年份的預期死亡人數。

它不是用某一年減前一年的簡單減法，而要綜合多年基線數據，剔除自然浮動。

這筆賬算下來，范圍就大了。

它不僅包含新冠病毒直接攻擊呼吸系統、引發重癥衰竭導致的死亡，也納入疫情引發的連鎖反應——醫療系統被擠兌后，慢性病和急癥患者無法及時救治；經濟停擺帶來的貧困、饑餓和精神健康危機；防控措施調整后基礎疾病惡化等一系列被忽略的生命損失。

官方上報的700萬，是窄口徑。

各國公共衛生體系只統計醫院內核酸確診、明確因新冠直接致死、必須有完整就醫檢測記錄的死亡。

居家去世的人、養老院的老人、偏遠山區的村民、沒有條件檢測就離世的患者——大部分沒有被納入。

許多國家2022年后停止了大規模核酸檢測，進一步加劇了漏報。

而世衛的超額死亡核算，是寬口徑。

每登記一例直接新冠死亡，大約還有兩例相關額外死亡；到2023年，這個比例飆升至九例。

2210萬減700萬，差出來的不是新增死亡，而是一整群之前從未被官方統計收錄的人。

2021年1月，巴西亞馬孫州馬瑙斯市。

醫院氧氣耗盡了。

據當地媒體報道，數十名新冠患者因供氧中斷死亡。

醫院里，親屬四處搜羅罐裝氧氣，很多人眼睜睜看著床上的親人一點點窒息。

馬瑙斯的醫療系統徹底崩潰，巴西亞馬孫州緊急向其他州甚至美國尋求氧氣支援。

這些人中，有一部分死在醫院，有一部分死在趕往醫院的途中。

但即使是在醫院去世的人，如果當地統計能力不足，也可能被歸入“其他原因死亡”，不進入新冠統計口徑。

2022年2月，日本埼玉縣。

一名10多歲的少年確診新冠后高燒不退，體溫一度飆到42度。

家人叫了救護車，至少10家醫院以床位已滿為由拒絕接收。

等被第11家醫院收治時，人已經沒了。

這40分鐘的路程，是一個少年生命的終局。

在日本，這種被拒收、延誤、最終在家中或救護車上離世的患者，很多沒有進入醫院內的新冠死亡統計。

這不是個例。

2021年，韓國一個7個月大的男嬰確診后，被11家醫院拒收，40分鐘后在家中去世。

醫療擠兌的另一個側面，是常規醫療服務的停擺。

慢性病患者、需要透析的人、心臟病發作的人、癌癥患者——疫情最嚴峻時，許多地方的醫院把所有資源傾斜到抗疫一線，常規門診停診，手術推遲。

據世衛組織的報告分析，2021年的超額死亡高峰，很大比例來自醫療體系崩潰導致的間接死亡。

一些人在本該能救活的疾病面前，因為醫療資源被擠占而倒下。

這些人沒有感染新冠，但他們的死亡，仍然是疫情造成的。

然而，同一天，不同地方，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幾千公里外，澳大利亞。

早期封鎖邊境的嚴格政策讓這個島國在2020年至2022年維持了全球最低的新冠死亡率之一。

據媒體報道，中國實施的嚴格動態清零政策，也在疫情初期將超額死亡率控制在極低水平。

同一個病毒，在地球不同角落造成了天差地別的后果。

但統計的斷裂，不只是在國家之間，也在同一個國家的不同角落。

2021年7月，臺灣。

一名30歲的慢性肝炎男子確診新冠后，在醫院內情緒崩潰，接受了多次心理輔導后，仍在病室中輕生身亡。

同月，日本東京一名確診女性在家中留下遺書：“因為自己的原因給周圍添麻煩了對不起”，隨后自殺。

在2020年意大利疫情暴發初期，一名34歲的女護士在抗疫高壓下選擇了自殺。

恐慌、孤獨、失業、封鎖、歧視——疫情帶來的心理創傷，又奪走了一批人的生命。

這些死亡的原因在死亡證明上可能寫的是自殺，但它們根源于疫情。

在世衛的超額死亡模型中，這些人被計算在內。

在各國官方的700萬里，他們大概率沒有被歸入新冠死亡。

在英國利物浦，一位名叫斯圖爾特·漢姆林的男子在2020年3月失去了母親。

老人周一被送進醫院，周四就去世了。

斯圖爾特哭著錄了一段視頻告誡人們：不能再拿病毒開玩笑。

“失去親人時無法陪在身邊，是這輩子最撕心裂肺的痛苦。”他說。

這些人的痛苦是真實的，但他們的故事——那些在養老院孤獨離世的老人、在救護車上咽氣的少年、在火葬場外的隊伍中沉默焚燒親人遺體的家屬——長期不在任何官方統計口徑中。

世衛組織直到今天才能給出2210萬這個數字，不是因為今天才有人去世，而是因為統計必須依賴數據，而數據有延遲。

為什么這么晚才公布？四個字：事后來算。

超額死亡的核心邏輯，是先有基線，才有超出。

需要完整收集疫情期間四年的全球全部死亡數據，再對比疫情前多年的正常死亡水平。

各國人口死亡數據普遍存在一到兩年的統計延遲，部分中低收入國家的統計周期更長。

疫情高峰期全球多國檢驗能力崩潰，中低收入國家的公共衛生統計體系根本跟不上。

家中的、養老機構的、偏遠地區的死亡，大量缺少核酸檢測和完整診療檔案，無法及時錄入上報系統。

各國統計標準不統一，許多國家只上報醫院內確診后的直接死亡，居家和養老機構的間接關聯死亡未納入新冠專項上報。

世衛作為國際機構，統計全球海量人口數據，需要反復交叉核對不同來源的數據差異，核算周期本就漫長。

所以，這些數字背后到底是誰？

一位不愿具名的紐約養老院護士在接受《紐約郵報》采訪時曾描述過她的工作日常：2020年春天，整棟樓每隔幾天就有人去世，防護物資極度短缺，她和同事們用垃圾袋改裝防護服。

有些人走得很安靜，沒有家屬在場，因為醫院不允許探視。

這些老人去世后，如果在死亡之前沒有接受過核酸檢測，就很難被歸入新冠死亡統計。

有些機構為了避免被追責，也會淡化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之間的聯系。

這就是統計黑暗地帶——養老院的數據遲報和漏報在多個國家都發生過。

疫情遠去后，超額死亡的一個關鍵差異來自死因登記環節。

一個心臟病發作的人在2021年4月撥打急救電話，但救護車因為人手不足遲遲未到。

他最后死在客廳里，死亡證明上很可能寫著“心源性猝死”——而從統計角度看，如果沒有疫情擠兌，他本應能獲救。

2210萬人中，有一部分就是這樣的人。

2021年4月，正是新冠疫情超額死亡的高峰。

世衛報告顯示，2021年全球超額死亡達到峰值1040萬。

變異毒株Delta肆虐，大量國家的醫療體系在極端壓力下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運轉障礙。

那么，2210萬這個數字，對今天的普通人意味著什么？

四年前，一架美軍運輸機從美國本土起飛，運載氧氣筒飛往巴西亞馬孫州首府馬瑙斯。

同一時期，大量悲傷的家庭在恒河沿岸焚燒親人的遺體，沒有任何媒體記錄那些逝者的名字和年齡。

全球人均預期壽命從2019年的73歲降至2021年的71歲，世衛組織稱疫情“使十年的預期壽命增長化為烏有”。

這三年多里，每年平均約550萬人額外死亡。

在2021年最嚴重的時候，每天有超過兩萬人離世，遠高于常規季節性流感。

世衛組織副總干事中谷由紀子在報告發布后表示，環境退化、公共衛生危機和資金不足正在威脅著已有的健康成果，各國需要加強初級衛生服務和疾病預防工作。

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博士此前也強調：“這些令人警醒的數據不僅指出了疫情的影響，也表明各國需要投資于更具韌性的衛生系統，以便在危機期間維持基本衛生服務”。

紐約曼哈頓哈林養老院的遺體被搬出去時，布魯克林養老院的詹妮弗護士還在白班和夜班之間連軸轉。

官方數據曾說這家養老院只有5人死亡，但鄰居們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她會不會想知道，她親手照顧過的老人們，最終被計算在哪個數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