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參考消息網5月17日報道 香港《亞洲周刊》5月18日（提前出版）發表題為《香港邁向國際調解之都新能量》的文章，文章摘編如下：
過去一段時間，國際調解院的籌備與落地，一直處于西方輿論的聚光燈下。部分聲音習慣性地將中國牽頭建立的新機制解讀為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對此，國際調解院一再重申，新機構是現有爭端解決機制的補充，絕非取而代之；日前香港首次主辦的全球調解峰會，更重申專注于國際商業糾紛等領域。
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在全球調解峰會致開幕辭時透露，總部設在香港的國際調解院日前成功處理了一宗海事爭議，并達成書面協議。涉事方來自中國及新加坡，這是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后，首宗成功處理的爭議。同時有消息人士指出，國際調解院目前已接到一兩宗尋求調解的個案，且均屬國際商業糾紛；此外，預計未來國際調解院處理的絕大多數案件，都將以商業、投資糾紛為主。
這些進展都印證了其“在商言商”的定位，并清晰地向國際社會傳遞了一個信號，即國際調解院并非用來打外交口水戰的擂臺，而是跨國企業和投資者止損解套的服務平臺。
此次全球調解峰會的嘉賓陣容匯聚了來自數十個國家及地區的專家，其中有肯尼亞駐華大使、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的資深調解員、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法律高管，以及非洲開發銀行的法官等。這些重量級人物的參與說明，國際調解院的吸引力早已跨越亞洲，覆蓋到全球南方國家以及多邊金融機構。
不過，要深刻理解香港發展國際調解的比較優勢，必須直面當下跨國企業出海時遭遇的困境。隨著全球產業鏈重組，中資企業與新興市場國家在基建、科技等領域的合作日益頻繁，在復雜的跨國商業交往中，摩擦與違約都是常見的商業糾紛。遇到糾紛怎么辦？傳統的解決路徑往往是訴諸對方法院或進行國際仲裁，但這本質上都是“零和博弈”。
企業若是陷入跨國官司，動輒耗時數年，天價的律師費與調查費足以拖垮一個項目；而且，一旦雙方在法庭上撕破臉，多年積累的商業信任便蕩然無存，贏了官司往往也意味著永遠失去這個合作伙伴。因此，以協商為重點的國際調解應運而生。
國際調解的邏輯不追求法官判決下的非黑即白，而是由中立的調解員引導雙方尋找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探索雙贏的解決方案，主打“和氣生財”的商業底色。獲委任為國際調解院調解員的梁美芬指出，當交易雙方對彼此所在國家的法律制度缺乏信心，誰也不愿在對方的地盤解決爭議時，國際調解院就成了最具吸引力的“第三方”。它是自愿的、保密的，且達成的和解協議同樣具有強大的國際執行力，這無疑是處理跨國界法律糾紛的最優解。
擁有國際調解院的總部地位，并非代表香港可以躺贏。面對新加坡等地區在法律服務領域的強勢競爭，香港應保持危機感。同時，香港除要持續完善本地的法律配套與生態圈外，還應擴充法律人才庫。不能僅僅依賴熟悉本地普通法的律師，更要重金招攬精通非洲國家商法以及熟悉國際專利與數字資產糾紛的全球頂尖調解專才，打造一支能處理最復雜跨國糾紛的國際團隊。
在全球化遭遇逆風、保護主義與地緣壁壘高筑的今天，國際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對話、妥協與修復。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令香港從以往的金融中心、航運樞紐，進一步向打造化解全球商業爭端的中心邁進。然而逆水行舟下，面對新時代的考驗，香港需將東方“促和”的文化軟實力，與國際頂尖的商業運作硬實力深度融合，真正接住這波戰略紅利，讓“香港調解”成為全球商界在動蕩時代中具公信力的一張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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