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苦漢久矣
西漢中后期，朝廷嘴上喊著強漢口號，百姓生活愈發艱難，《漢書》記載富人田地連成一片，窮人卻找不到立足之地，農民常年忙于種地、修路、戍邊和服徭役，負擔比從前加重三十倍，許多人失去土地仍要繳稅，一邊向官府交糧，一邊給地主納租，就像被兩頭拉扯的耕牛。

漢武帝打匈奴通西域,名聲傳得遠,國庫卻很快空了,文景時期積攢的錢財,沒幾年就用完了,朝廷沒辦法,只能實行鹽鐵專賣,還讓百姓互相舉報富人藏錢,這叫做算緡告緡,商人做不了生意,手工業也垮了,老百姓變得更窮,這種做法不是在管理經濟,而是皇帝直接伸手掏百姓的口袋。
地主不斷買地，手里的田地越來越多，自耕農難以維持生計，只好賣掉土地，變成佃戶或奴婢，這些人不再向國家交稅當兵，國庫收入減少，官府便對剩下的農民加征賦稅，農民越窮征稅越重，賦稅越重農民越窮，如同陷入泥潭無法掙脫，這是權力逐漸從朝廷轉移到地方豪強手中的結果。

王莽推行王田制，說土地不能買賣，要恢復井田制度，戳中了百姓的痛點，給了王莽崛起的土壤。

一個思想漏洞
漢武帝在位時，把儒家捧上了至尊的地位，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的說法，就是說如果皇帝做了壞事，上天就會降下災害來警告他，比如出現日食、發生地震，這些都是在提醒皇帝要趕緊反省自己。這本來是儒家學者想用道德約束皇帝，讓他不敢胡作非為，但后來這種觀念慢慢變了味道，災異不再只是針對皇帝個人的批評，反而演變成整個王朝快要滅亡的預告。

到了西漢末年漢昭帝時期，怪事接連不斷發生，泰山上的石頭自己立起來，白烏鴉成群飛進長安城，人們不再把這些怪事和皇帝做錯的事聯系起來，而是認為劉家的氣數快要到頭了，漢哀帝與平帝時期，大家開始相信一種新說法，漢朝屬于火德，火快燒完了，應該換土德的新主人上臺，天命不再是劉家獨有，誰手里有證據，誰就能去爭奪。
有個小官叫眭弘，他負責管理符節，看到泰山出現奇怪景象，就直接上書說皇帝應該學習堯舜，把皇位讓給有才能的人，這話太驚人，結果他被處死，但這件事沒有壓住，反而在讀書人中間慢慢傳開。

王莽于是順著這個趨勢上位，努力證明自己就是天選之人，他叫人寫了四十多篇《符命》，搬出《河圖》和《洛書》，說自己是土德圣人，他穿的衣服、改的年號、設立的官職，全都按照讖緯來做，整個知識圈等待的并不是亂臣賊子，而是一個完全符合預言的好人——王莽正好長成了他們想象的樣子。
權利的真空
其實如果西漢末期能出幾個像漢文帝這樣的狠角色，王莽也是沒有一點機會的。但奈何一代不如一代。
漢成帝在位二十六年，最后沒有留下兒子，他整天和趙飛燕姐妹在一起，朝廷事務基本不過問，接著是漢哀帝，二十五歲就去世了，也沒有孩子，還公開說過要把皇位讓給男寵董賢，再后來是漢平帝，九歲當上皇帝，十四歲突然死在未央宮，史書沒有寫清楚死因，但時間正好趕上王莽掌權最緊的時候，三位皇帝都沒有后代，劉家直系血脈斷了，皇位繼承這條路徹底走不通。

王政君從漢元帝的皇后變成太皇太后，她活到八十四歲，掌權時間超過六十年，她家的王氏子弟接連擔任大司馬，控制禁軍、人事和詔書起草，形成“太后加大司馬”說了算的局面，皇帝只剩下蓋章的功能，王莽在平帝時期已經能直接發號施令，皇帝只管簽字，連裝樣子都懶得做。
王莽的人設收割戰
萬事俱備，舞臺都已經準備就緒，王莽開始了封神表演。
王莽用十年時間慢慢把自己包裝成道德模范,讓天下人都覺得這個人要是不當皇帝,天理都難容。
他本可以享受富貴生活，卻特意穿著破舊衣服，乘坐牛車出行，把全部俸祿都分給窮苦人和家中門客，他的妻子出門時穿著粗布短衫，路上行人見了還以為是個使喚丫頭，這種故意裝窮的做法在當時很受百姓歡迎，因為西漢末年老百姓早已看厭了貴族奢侈浪費的作風，就盼著真有官員能夠約束自己、盡心為公。

他兒子殺害了家中的婢女，按照律法本不必抵命，王莽卻執意逼迫兒子以自殺來承擔罪責，這件事傳開以后，讀書人紛紛稱贊他，稱其行為是大義滅親，實際上這并非依法行事，而是一場精心安排的表演，王莽將自家悲劇轉化為面向全國的道德教化，效果比頒布詔書更加顯著。
慢慢地，他被眾人捧得如同周公再世一般，今文經學派學者宣稱他是復古改制的唯一人選，地方官開始編造祥瑞、上報民情，太學生也跟著喊話表示支持，他還沒正式稱帝，輿論早就為他鋪好了紅毯。

在公元5年到8年這段時間里，全國總共有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一起上書，請求他登基稱帝。那時候漢代的識字率還不到十分之一，交通也很不方便，能湊出這么多人來簽名，是因為地方官員出面組織、儒生幫忙寫稿子、學堂幫著傳播消息。這不是虛假的數字，而是實實在在動員出來的“民意”。
大局已定，誰也擋不住改朝換代的步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