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是五經之一，也是中國文化與文學的源頭經典。近年來，大量《詩》學文獻出土，為研究早期《詩》提供了豐富的新材料，并在“孔子刪詩”等傳統《詩經》學論題之外，催生了一些全新的《詩經》學話題，其中學界關注較多的是《詩》本早期書寫及其經典化問題。早期《詩》篇是怎么創制的？《詩》本是如何形成的？《詩》有何用？又如何用？《詩》本經歷了怎樣的經典化之旅？出土《詩》類文獻呈現了早期《詩》本豐富多彩的文本圖景，為學界研究《詩》的早期書寫及經典價值內涵構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機。

《詩》篇的創作與流傳

依據傳統《詩經》學史的觀點，《詩經》中的詩篇大約有三個來源。一是傳承舊篇，如正考父校《商頌》之類。二是列士獻詩，雖然大多數的“列士”之名被淹沒于歷史長河而不為人知，但仍有少數的“詩人”被歷史記載下來，如周公、芮良夫、衛武公等。有的作者只留下了一個模糊的印記，如寺人孟子、家父等。三是遒人采詩，并將采集來的詩獻于大師，以供天子觀風俗盛衰之用。不管詩是由何人創制，有一點不容置疑，即《詩》是音樂文本，其創制及其四言構型都和周代以“樂懸”為主體的雅樂制度密切相關。

一般認為，每一首詩都和特定的歷史事件相關，也都是獨一無二的個人創作，尤其是那些有“作者”的詩。這樣的觀點從古到今幾乎沒有受到質疑，所以人們才會認真地思考孔子究竟是如何把三千首詩刪減到三百首的。然而，近些年出土的《詩》類文獻正在對這一看法形成沖擊，因為考古發現了形態各異的《詩》寫本，如《唐風·蟋蟀》就分別見于安大楚簡、王家嘴楚簡和阜陽漢簡等。這些詩的寫本和今本《毛詩》相比較，文字差別較大，但異文的字音大多相同或相近。因此，有學者認為這些詩是基于套語和主題即興創作的，甚至是利用“公共素材庫”隨意拼合出來的，詩的文字、篇章以及章次都可以隨意變動。這樣的觀點會淡化、消解詩篇與《詩》本的穩定性，削弱《詩》的現實意義與恒久價值，使之成為文字游戲或無意義的字詞堆砌與隨意拼合，最終也會導致《詩》經典價值的衰落與喪失。所以，盡管有許多學者聲稱這種理論對早期中國經典具有強大的解釋力，但其實與中國早期經典文本生成的真實情態相去甚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詩》是制度文學，規范性很強，不僅涉及“樂懸”等雅樂制度，還涉及大師“審詩商”等其他周代樂官制度，這些都決定了《詩》的創制不可能隨意。而基于口傳詩學理論的“公共素材庫”或“模塊理論”用于解釋民間性文本創制或許是有效的，用來解釋《詩》這樣的制度性文本顯然并不合適。

《詩》本的編撰與定型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孔子曾經刪詩，今本《詩經》便是孔子刪詩的結果。學界對傳統《詩經》學術中孔子是否刪詩的問題存在較大的爭議，新近出土的《詩》類文獻則讓相關討論更加激烈。

目前出土的早期《詩經》寫本，已經公布的有安大《詩》簡，包括今本《詩經》中的六種《風》詩。其文本編排方式，乃至《風》詩類名，都與今本《詩經》存在差異。因此有學者認為它和季札所見樂本不同，也和今本《詩經》不同，是一種新編《詩》本。但綜合寫本狀況并結合墓葬文化語境來看，我們認為，安大《詩》簡未必是實用型文本，更可能是出于喪葬目的而專門制作的明器性質文本。需要說明的是，這樣的推斷絲毫不會減損安大《詩》簡的價值，因為它所參考的底本一定是通行的《詩》本。安大《詩》簡中的《周南》《召南》和今本《詩經》幾乎沒有差別，而且安大《詩》簡每一種《風》詩的尾簡都會記載篇數和首篇篇名。其中有些信息不準確，如“《魏》九”，實則是10篇，這恰恰說明安大《詩》簡大概是依據了某種底本，所以才會發生這種傳抄錯誤。

上博簡《孔子詩論》雖主于論《詩》，同時也透露了一些文本信息。比如《風》《小雅》《大雅》《頌》這種分類編排及其順序，討論的近60首詩皆見于今本《詩經》，這說明孔門使用的《詩》本與今本《詩經》已經高度接近。除此以外，還有即將公布的王家嘴《詩》簡、夏家臺《詩》簡。夏家臺《詩》簡只涉及今本《詩經》中的《邶風》，其詩次編排和今本《詩·邶風》異同狀況尚不可知。王家嘴《詩》簡則涵蓋今本《詩經》的十五國風，根據整理者提供的信息，它和今本《詩經》文本差異甚微。王家嘴《詩》簡每首詩都有篇題，有分章標識，如“其二”“其三”之類。每首詩還有對整首詩的總結，如“《燕燕》，六言，四章”，和今本《燕燕》完全相同。這說明先秦時期《詩》不僅有寫本，而且有基本穩定的文本結構。

秦火之后，《詩》雖還能保持大致穩定的文本結構，但較之先秦《詩》本也有一些變化。根據劉歆、班固等人的敘述，漢儒根據記憶和闡釋需要重新編排了《詩》本。當然，我們并不清楚漢代《詩》本的全息圖景。以往學者主要依據清人的輯佚成果來研究三家《詩》，但清人輯佚有許多主觀臆斷之處，學術界對此多有批評。所以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人們會利用《毛詩》本推求或替代三家《詩經》本來研究漢代《詩經》學，其論述與論斷自然會出現誤判。海昏侯墓出土了《毛詩》之外的又一漢代《詩經》全本，為研究漢代《詩經》學提供了較為堅實的文獻基礎。

海昏侯《詩》本之前，阜陽雙古堆漢墓也出土了《詩》簡，涉及《風》詩和《雅》詩。阜陽《詩》簡應該是比較成熟的《詩》本，它不僅有《風》詩名，如“右方鄭風”，并記錄了每一首詩的字數。尤為關鍵的是，較之目前發現的先秦《詩》本，阜陽《詩》簡包含《雅》詩，這說明阜陽《詩》簡可能是全本。相較于阜陽《詩》簡，海昏侯墓出土《詩》簡的價值在于提供了明確的三家《詩》本。值得關注的是，海昏侯《詩》有目錄簡，記載了海昏侯《詩》簡正文的分類、分組以及各組內所含詩篇，每一首詩的分章以及每一章的首句。如此詳細的目錄簡在以往的出土文獻中從未見過，其具體功能尚待進一步研究。根據海昏侯《詩》目錄簡可知，漢代三家《詩經》本篇數和《毛詩》相同，但章數、句數不同。具體而言，二者《頌》《大雅》章數、句數基本相同，三家《風》詩句數多于《毛詩》，而《小雅》句數比《毛詩》少。在篇目的編排方面，三家《詩經》與《毛詩》不同，這將影響到二者對“正雅”詩篇的認定。

就目前出土文獻所見《詩》本來看，先秦《詩》本已經定型。而上博簡《孔子詩論》表現出對《關雎》等4首詩的重點關注，說明類似“四始”之類的《詩經》學話語已有雛形。進而說明，《詩》本在先秦已經呈現出意義化結構。漢代不同《詩經》學派之間《詩》本雖有差異，但相對于同一性來說，其差異性相對較小。這說明它們有著共同的文本源頭，經學史關于《詩經》學早期傳承的描述基本合乎史實。

《詩》的多維經典意義

文本形態的穩定性是經典化的首要條件。而文本形式與內容的意義開啟與解釋，才是其能否經典化的根本條件。通常人們研究某一文本的經典化，也多止步于經典，而較少關注文本經典化之后的變化。就《詩》而言，其經典化經歷了儀典、語典、學典、“經”典等多維動態過程，因此其意義多元而開放，內涵豐富而深邃。

文獻記載，《詩》之初為儀式文本，大司樂教國子與大師教瞽矇主要都是為了儀式表演。作為儀式表演的口頭程式部分，《詩》的儀典功能是固定的。大司樂教國子有樂語之教，即“興、道、諷、誦、言、語”，這是春秋賦詩興起的重要原因。春秋賦詩按照“類”的原則取義，豐富了《詩》的意義內涵，《詩》成為語典，并獲得“義之府”的美譽。

春秋以后，聘問歌詠制度式微，《詩》道也隨之衰落，孟子有“《詩》亡”之嘆。孔子及孔門弟子以《詩》為教，拯救了《詩》。孔子正樂刪詩，奠定了《詩》文本的基本形態。與此同時，孔子開啟了《詩》多維的闡釋向度，此即《詩》之“興觀群怨”說。《詩》“可以興”，說《詩》者引譬連類，聞《詩》者感發志意；“可以觀”，觀人之賢愚不肖，觀俗之盛衰厚薄；“可以群”，進德者群居相切磋，為政者和而不同；“可以怨”，進德者怨而不怒，為政者可以《詩》為諫。然后“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指向親親、尊尊，以及為己之學。孔子對《詩》的這種多維闡釋，可以取證于上博簡《孔子詩論》、簡帛《五行》等出土文獻。如上博簡《孔子詩論》“《蓼莪》有孝志”，即“邇之事父”；“《雨無正》《節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即“遠之事君”；“《關雎》之改”“《螽斯》君子”“《蟋蟀》知難”等，亦即“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志”是《詩》學闡釋最核心的關鍵詞。在出土文獻中，有較多關乎“詩言志”的材料，如“蔽志”“詩所以會古今之志”“詩亡隱志”“物與志”。每一種表述都能打開《詩》學闡釋的新面向，進一步豐富《詩》的內涵，并助力《詩》的經典化。這其中上博簡《孔子詩論》“詩亡隱志”尤其值得關注，它既強調身心一體，也強調詩與真情性之間的關系，同時也為“觀風知政”奠定了哲學基礎，可以看作濃縮版的《毛詩大序》。

孔子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時，已經賦予了《詩》“準則”意義。到了漢代，《詩》從經典變成了“經”典，成為具有規范意義的神圣性經典“卡農”。眾所周知，漢代魯、齊、韓三家立于學官，但其闡釋到底如何，僅有《漢書·藝文志》“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可供猜想。近出海昏侯《詩》，則提供了更多漢代官方《詩經》學的闡釋信息。關于文本結構的經學闡釋意義，服虔提到漢代三家《詩》也有“風雅正變”之說，海昏侯《詩》本證實了這一點。海昏侯《詩》訓釋《墓門》《賓之初筵》都有傳，這也印證了《漢書·藝文志》“取《春秋》，采雜說”的說法。海昏侯《詩》本每首詩的尾簡都有篇旨解說，如“《桃夭》三章，章四句，凡十二句。說人”。或以為類似“說人”的內容是《詩》序，但是內容太簡單，且大量重復，與今本《毛詩序》差異較大，所以能否稱《詩》序還需仔細研究。總之，借助海昏侯《詩》本，我們可以判斷漢代《詩》雖分四派，其實它們大同小異，呈現出高度一致性。這說明它們是同源的，這個共同源頭或許就指向孔子刪詩。

總之，《詩》是最具人文情懷與精神倫理價值的中華元典，也是至情至性的天下美文。利用最新出土文獻，尤其是新出簡帛類文獻，我們得以研究《詩》的早期書寫及經典意義構建，借此探索中華文化本根，展現中華文明的獨特魅力。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出土文獻與《詩》本早期書寫及經典化研究”負責人、紹興大學魯迅人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唐萌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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