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在萬馬齊喑的時代，敢言，是一種勇氣。
學者高希均就曾說：“沉默，是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
但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卻對知識分子這種熱情洋溢救國濟民的“責任感”，表達了強烈的懷疑與批評。
他發現，很多敢言的知識分子，經常會“好心辦壞事”，反而給社會添了很多亂。
事實上，比“敢言”更高的美德是“善言”——即一段話不但要出于良善的意圖，更要取得良好的效用。
在索維爾看來，這不但要經過邏輯與實證的思考，還要不悖于以下三種錯誤的認知：
◎“知識分子不必為自己的言論負責”
索維爾認為，與社會的其他群體相比，知識分子事實上是不必為自己的言論負責的。
比如在社會中，一個金融家投資失敗會破產，一個偷工減料的建筑師甚至會被追究刑事責任。無論他們的本意多么合理或多么令人欽佩，對于這些人來說，事實才能決定一切——一頓飯好不好吃，只有靠嘴巴品嘗才能知道。
可是知識分子發表了一通通錯誤的言論之后，仍然可以毫不受懲罰的繼續占據講臺，繼續大發厥詞。
比如二十世紀前半期有很多左翼知識分子比如薩特、易卜生、羅曼羅蘭等，他們盡管對斯大林體制完全無知，卻依然熱情洋溢的吹捧他們。在斯大林清洗成百萬的人、扼殺人民的全部自由后，那些崇拜歌頌他的知識分子，卻絲毫沒有受到譴責。
索維爾批評他們每當被指責時，就厚顏無恥地反復使用這一招：我的本意是好的，誰想到結果會這樣呢。
◎“圣化構想”
索維爾認為很多知識分子會先設想一個理論，認為只要依靠這個理論，就可以構建出完美的社會。認為自己可以提供一種完美的出路和解決方案，將引領社會脫離愚昧而走向純然的光明。
有圣化構想的知識分子任何時候都不能滿意，因為在他們看來任何社會問題的根源，都是因為遠離了他心中完美的社會。他們經常無視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很多社會問題事實上是扎根于人性的，強行校正人性，只會越搞越糟。
比如索維爾在書中指出，知識分子經常覺得人犯罪的根源是因為童年、成長中的不幸經歷的結果，但當美國運用了這種降低犯罪者本人責任的預防犯罪理念進行司法改革時，謀殺率卻陡然上升了兩倍多。
◎沒有與智力相匹配的智慧
知識分子的種種問題，并不是因為這些人真的內心險惡，他們其實都是很好的人、甚至是整個社會最耀眼的一批知識分子。
究其原因，索維爾認為，恰恰是這些知識分子太急于為社會負責，他們往往智力卓絕，卻缺乏真正的智慧。正如索維爾所說：“世界上最為知識淵博的人，能否擁有世間所有知識的哪怕1%？”
智力，并不一定是智慧。
智慧，是所有品質中最為稀缺珍貴的，只有將智力、知識、經驗和判斷等綜合起來，并形成融會貫通的理解，才能稱為一種智慧。
喬治·奧維爾曾經說過：“一些理念是如此愚昧，以至于只會有某個知識分子可能相信它。”
如果說智力的反面是遲鈍或者遲笨；那么智慧的反面就是愚昧，愚昧可要比遲鈍危險的多。
索維爾認為社會之所以充滿智慧，并不是因為個體有多少超凡脫俗的智力，而是因為社會通過億萬次互動、試錯、適應這樣一個“體系性過程”來實現智慧的積累。
智慧是不能脫離現實的，只有在堅持專業性的同時，保持知識上的謙卑與開放性，才能成為一個負責、不添亂的知識分子。
索維爾對于知識分子的批判，無異于一針醒腦劑，可以讓大家從對知識分子的盲目崇拜中清醒一下，學會如何篩選優秀思想，建立一份“思想的白名單”。
同時本書也堪稱一本啟蒙的必備書，因為所謂啟蒙，恰恰不是讓人不假思索的相信盲從什么，而是讓人用自己的思維，來照亮自己。
為此，先知書店獨家誠薦托馬斯·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本書中譯本早已絕版，因價值極大，特少量復活，感興趣的讀者，可點擊下圖，一鍵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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