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5 月英國地方選舉中，工黨痛失 1442 個地方議席，96 名工黨議員公開要求斯塔默辭職。當前英國亂象不止于中央政府內訌，全境多地深陷治理危機，領土分裂隱患持續加劇。

一方面，蘇格蘭獨立訴求再度升溫，持續施壓中央政府要求二次獨立公投；另一方面，威爾士地方自治勢力不斷壯大，對倫敦中央管控抵觸加??；北愛爾蘭受脫歐貿易壁壘影響，南北邊矛盾反復激化，分離暗流涌動。

外界普遍認為，這次工黨敗選不僅是一場簡單的選舉失利，更是英國政治體系百年結構性危機的集中爆發。

那么，英國政壇的天翻地覆的癥結在哪里呢？

一句話總結就是，脫歐后遺癥、體制缺陷、經濟衰退與全球格局轉變四重危機的疊加產物。

英國政治動蕩的根源可追溯至 19 世紀末兩黨制確立之初的結構性缺陷。與美國三權分立不同，英國議會制下首相權力過度集中，且由黨內少數精英選舉產生，保守黨黨員僅占人口 0.3%，導致政府合法性基礎薄弱。歷史上，1945 年工黨大勝后推行國有化，1979 年撒切爾夫人掀起私有化浪潮，政策劇烈搖擺埋下長久的社會分裂隱患。

2016 年脫歐公投成為撕裂英國的“原罪”，52% 對 48% 的微弱多數不僅割裂社會共識，更徹底摧毀了兩黨政治平衡。保守黨內“硬脫歐派”與“軟脫歐派”長期內斗，工黨內部留歐派與脫歐派互相掣肘，傳統政治生態徹底失衡。從卡梅倫辭職、特拉斯短命內閣，再到如今斯塔默遭遇黨內逼宮，十年六任首相的亂象，本質是脫歐引發的國家治理體系崩塌。

歷史遺留的體制弊病疊加脫歐帶來的重創，不斷侵蝕英國的執政根基，最終致使斯塔默政府在多重壓力下暴露諸多治理漏洞。

如今的英國正面臨三個最為致命的危機。

第一，經濟治理失效：脫歐后英國生產力下降 4%，年經濟損失達 1400 億英鎊，食品價格漲幅高達38.6%，遠超薪資增長速度，工黨承諾的民生改善政策全部落空。這與上世紀70年代“英國病”滯脹困境高度相似，民眾徹底喪失對主流政黨的經濟治理信心。

第二，兩黨制徹底崩塌：工黨與保守黨合計得票率從 1987 年的 73% 跌至 2024 年的 57%，改革黨、綠黨等新興勢力崛起，形成五黨并立的格局。工黨百年鐵票倉失守，工人階級與城市進步派大量流失，階級執政基礎徹底瓦解。

第三，黨內民主赤字：工黨規定20%議員即可觸發黨魁選舉，本次逼宮人數遠超標準，斯塔默陷入執政惡性循環。這一幕與上世紀80年代工黨內亂、長期在野的歷史境遇高度重合。

欣慰的是，在政治動蕩與經濟低迷的雙重困境下，英國主動將目光轉向東方，外媒傳出6月外相庫珀計劃訪華的消息。雖然中國并未正面回應此事，但是英國要延緩衰落，將目光投向中國是最好選擇。

為什么這么說呢？從合作優勢來看，首先是經濟互補性突出。英國金融業、高端制造業適配中國市場需求，2026 年中英達成12項合作協議，覆蓋醫療、金融、教育等領域，關稅下調進一步激活雙邊貿易，延續了撒切爾時期向東開拓亞洲市場的務實理念。中英經貿合作的問題是英國容易被美國支配，淪為中美博弈的犧牲品。之后，只要英國不過度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就可借這一波合作穩住經濟形勢。

其次從全球格局轉變來看，這是必然選擇：脫歐后英國失去歐盟貿易紅利，英美特殊關系持續弱化。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英國重塑國際影響力的重要伙伴，英國外交也逐步從大西洋主義轉向全球平衡主義。英國內部已經認識到與中國建立深度外交互信的重要性。可以說修復對華關系說美國盟友們都共識。

最后是歷史合作經驗提供借鑒：中英貿易淵源深厚，近代英國依托對華貿易積累資本，香港回歸后雙邊經貿始終保持緊密聯系。當下英國的經濟困境，與90年代梅杰政府時期相仿，而彼時正是依靠亞洲市場走出經濟低谷。英國需要回溯與中國合作的成功案例，給新時代合作以指引。

英國政壇動蕩是舊秩序崩塌、時代變局下的必然陣痛，斯塔默政府的危機更是西方民主制度適配性不足的真實寫照。東方市場為英國提供了破局關鍵，英國唯有摒棄意識形態偏見，深化對華務實合作，方能實現經濟復蘇、穩固國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