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提的新車，第二天就開始“鬧脾氣”——充電跳槍、電池回饋異常、藍牙模塊損壞，問題一個接著一個。車主和先生為了修好這輛福田新能源貨車，前后跑了七個城市的售后網點，投訴電話打了三十多次，結果車不但沒修好，廠家還擺出一副“你愛修不修”的態度，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經過

根據媒體的報道，和先生于2026年3月21日訂購福田風景i9盲窗版新能源貨車，原本約定搭載愛易科電池，但經銷商以無現車為由要求更換為寧德時代電池，并口頭承諾終身質保，此后卻以“廠家系統升級”為由遲遲不兌現。3月27日車輛上牌投入營運，次日便首次出現充電跳槍問題。

此后一個多月，和先生踏上了漫長的維修之路：4月4日在天津售后被告知“鎖車門就能解決”；4月6日專程趕往120公里外的長春售后，被判定為電瓶卡子松動，緊固后行駛幾十公里又再次斷電；隨后在佳木斯、撫遠、700多公里外的哈爾濱等地售后反復處理，均未根治。4月14日至15日，吉林和長春售后先后升級系統，維修負責人承諾“百分百修好”，但幾天后跳槍問題再度復發，充電樁后臺檢測明確為車輛自身故障，廠家上門檢查后也初步判定屬于車輛質量問題。

截至4月19日，車輛又新增SOC過高、輕松模式禁用等故障，錦州售后直接告知是電池系統故障。同一充電故障已在天津、長春、佳木斯、哈爾濱、吉林等多地售后進站維修累計7次，始終未找到根本原因。此外，車輛藍牙模塊也存在損壞問題，導航通話時對方聽不到車主聲音，哈爾濱售后判定需更換配件，但因無現貨拖延至今未修復。

4月20日，和先生索要正規維修單時，售后竟以未支付維修費用為由拒絕提供，而車輛仍在質保期內。4月29日，經銷商仍要求他前往石家莊售后進站檢修，和先生對廠家和售后的維修能力已完全失去信任，正式提出退車退款訴求。

廠家與售后消極應對，車主訴求遭回避

在整個維權過程中，和先生累計撥打廠家投訴電話30余次，問題始終未得到妥善解決。面對退車訴求，廠家與經銷商始終不正面回應，一味要求繼續維修，甚至表態“如果堅持起訴，就沒必要再做檢修”，以消極態度回避車輛質量問題。部分售后還坦言，天氣炎熱時電池溫度過高，根本無法準確檢測故障。

作為營運車輛，持續故障給和先生造成了巨大損失：車輛長期無法正常運行導致停運無收入，因延誤訂單被貨運平臺扣分處罰并遭客戶投訴，營運信譽嚴重受損；跨城維修耗費大量時間與出行成本；低溫天氣不敢使用車載用電設備，全程未獲廠家有效救援保障。

那么問題來了，營運新能源貨車同一故障七次維修未根治，車主在質保期內能否依據“三包”規定主張退車退款并賠償停運損失？

律馳駕道觀點

營運貨車七修無果：不適用“三包”，還能退車嗎？

一輛剛上牌的福田新能源貨車，第二天就充電跳槍、電池異常、藍牙損壞。車主和先生跑遍七個城市售后、維修七次、投訴三十余次，廠家卻以“起訴就不檢修”消極應對。問題來了：這輛車是營運貨車，法律上明確不適用《家用汽車產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規定》，那車主還能順利退車嗎？如果不能直接套用三包條款，退車的法律依據又在哪里？下文圍繞本案最核心的爭議焦點展開分析。

營運貨車為何不適用“汽車三包”規定？

根據《汽車三包規定》第二條及第四十條，該規定僅適用于“為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和使用”的家用汽車產品，營運貨車不符合此法定前提，因此無法以三包條款主張退車。

《家用汽車產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規定》第二條明確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銷售的家用汽車產品的三包，適用本規定。”第四十條則對“家用汽車產品”作出定義：“指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和使用的乘用車和皮卡車。”這一定義的核心要件是“為生活消費需要”。本案中，和先生所購的福田風景i9盲窗版新能源貨車，購車次日即投入貨運經營，其購買目的是從事盈利性運輸活動，而非“生活消費需要”。因此，該車輛不屬于法律意義上的“家用汽車產品”，自然無法適用該規定中的任何三包條款。

因此，和先生不能以“同一故障維修超過4次”或“累計修理時間超過30日”等三包退車標準向廠家主張權利。但這并不意味著車主喪失其他法律救濟途徑——必須跳出三包框架，回歸《民法典》尋找根本依據。

從“合同目的不能實現”角度看，車主能否退車？

解除合同需滿足《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條規定的法定條件，核心在于判斷“違約行為是否致使合同目的無法實現”。本案事實是否達到該標準，需結合車輛故障嚴重程度、維修次數、廠家態度等綜合認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可以解除合同。這是法定解除權的核心條款，不區分家用或營運車輛，但適用時需滿足嚴格條件——即違約行為與合同目的落空之間必須存在直接因果關系，且合同目的無法實現應達到“根本性”程度。

本案中，和先生購買新能源貨車的合同目的可以界定為通過車輛的正常、持續營運獲取經濟收益。判斷該目的是否“不能實現”，需要考察以下因素：

故障性質：充電跳槍、電池回饋異常、SOC過高等均涉及車輛核心動力與電池系統，直接決定車輛能否正常充電、行駛及營運。

維修次數與效果：歷經七個城市、七次進站維修，故障始終未找到根本原因，且維修后短期內反復復發，甚至新增其他故障。

廠家與售后的應對：廠家無法提供有效修復方案，售后坦言“高溫下無法準確檢測故障”，且以“起訴就不檢修”消極回避，實質上已放棄積極履行保修義務。

車輛停運狀態：無法正常接單營運，直接導致收入中斷、平臺扣分、客戶投訴，營運信譽受損。

綜合上述事實，可以初步認定該車輛的故障已嚴重到無法正常用于營運，且經過合理次數的維修仍無法治愈，廠家亦喪失修復意愿。此種情形下，就有可能被法院認定為構成“合同目的不能實現”，從而滿足《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條的法定解除條件。

綜上，和先生可以依據《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條及第五百七十七條，向法院主張解除購車合同、退還購車款，并賠償停運損失。但需要注意，最終是否構成法定解除，仍需由法院結合全案證據（尤其是七次維修記錄、廠家消極回應的書面或錄音證據、停運損失憑證）作出判斷。建議和先生以“根本違約導致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為核心訴請提起訴訟。

綜上所述，營運貨車不適用“三包”規定，不等于法律不保護車主。恰恰相反，《民法典》中的“合同目的不能實現”規則，為和先生提供了一條更有力的退車路徑。但法定解除權的行使需要滿足嚴格條件，本案七次維修、多地奔走、廠家消極態度等事實，恰好構成了認定“合同目的根本落空”的有力證據。建議車主盡快采取法律行動，將退車與索賠并案主張。

關注我，我是江蘇無錫朱春昊律師，專辦汽車糾紛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