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的珞珈山,初夏的微風本應帶著梔子花的清香,卻因一場“開放與碰撞”的風波,讓武漢大學成為了輿論的焦點。作為今年率先宣布全面取消社會公眾進校預約制度的高校,武大起初收獲了廣泛的贊譽。
然而,政策的落地卻并未迎來預想中的和諧畫面。校園開放后,社交平臺上充斥著學生無奈的吐槽:有人為了打卡肆意攀爬樹木,有人舉著手機直播鏡頭直指正在上體育課的學生,更有甚者,激增的客流在就餐高峰期讓校內食堂爆滿,連一向包容的武大同學們也面臨著“無座可坐”的窘境。
面對學生的反饋,校方雖積極回應,坦言是研學團突增導致的階段性擁擠,并受制于權限只能對不文明行為進行柔性勸阻,但這一事件無疑將“大學校園是否應該開放”這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再次推向了風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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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武大這場“成長的煩惱”,我們看待高校開放,應當抱持一種辯證且理性的態度。大學之所以被稱為“大學”,其核心靈魂不僅在于高深的學問,更在于海納百川的胸懷與引領社會的擔當。作為公共教育資源,高校向社會敞開大門,是知識普惠的體現,也是大學精神向社會輻射的必經之路。
武大學子表現出的極大包容度,認為“校園開放是常態”,正是這種大學精神的最好印證。然而,開放絕不等于無條件的放任。當游客的“打卡自由”侵犯了學生的“隱私邊界”,當社會的“研學熱情”壓垮了校園的“承載極限”,這種缺乏規則的開放便演變成了一種“破窗效應”。
它不僅消耗了師生們的包容底線,更暴露出我們在公共管理素養上的短板。可以說,高校的開放程度,既衡量著一所大學的自信與氣度,也折射出一個社會公民的文明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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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因噎廢食”地重新關上大門絕非良策,那么如何實現從“一開了之”到“有序開放”的平穩過渡,就成了一道必須答好的治理考題。
第一,建立動態、彈性的準入機制是破題的關鍵。取消繁瑣的預約值得提倡,但這并不意味著放棄人數的宏觀調控。學校可以借鑒公園景區的管理經驗,利用大數據實時監測校內人流密度,在飽和時啟動“暫緩入校”或“分時段限流”措施,尤其是在高考前夕這類特殊的研學高峰期,提前與來訪團體溝通錯峰安排,從源頭上化解資源擠占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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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劃定清晰的物理與行為邊界是實現雙向尊重的基礎。校園可以探索“分區分類”管理,對于教學樓、實驗室、宿舍等私密性與功能性極強的區域,設立明確的禁入標識;而對于操場、主干道等公共空間,則可以合理劃定打卡區與教學區。
同時,針對直播、大聲喧嘩等行為,需出臺具體的行為負面清單。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只有邊界清晰,公眾的言行才會有章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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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柔性的大學管理也需要剛性的約束作為兜底。面對攀爬樹木、侵犯隱私等不文明行為,校方不應僅有“勸導”這一種軟綿綿的手段。可以嘗試引入“黑名單”制度,將屢教不改、情節惡劣的違規者移交公安機關處理,并與全市的旅游信用體系掛鉤。
當然,加強校內保安隊伍的應急培訓,賦予其在面對突發沖突時的處置權限,也能有效彌補高校“無執法權”的先天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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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門的打開,不僅僅是一紙通行規定的解除,更是一場社會文明與管理智慧的試金石。武大校園里的這一陣腳亂,并非開放的失敗,而是提醒我們在通往更高層次的社會共治中,還需要補上更多實操的功課。
只有當管理制度更加精細、公眾素養同步提升,這座象牙塔才能真正成為一個沒有圍墻、充滿溫情的公共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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