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中國人有句老話：“寧為太平犬，莫作亂世人。”

這話聽著心酸，可背后是血淋淋的歷史。

翻開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書，輝煌燦爛的文明背后，總有些頁碼是暗紅色的——那是血染的。改朝換代、外族入侵、軍閥混戰(zhàn)……每一次動蕩，最遭殃的永遠是老百姓。

而“屠城”這兩個字，更是歷史中最黑暗的一頁，不過仔細看過中國歷史上死亡人數(shù)最多的10次屠城，竟然發(fā)現(xiàn)一個規(guī)律，那就是野蠻碾壓文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越野蠻的統(tǒng)治者或入侵者，發(fā)生恐怖屠城的幾率越高。尤其是元清以及日軍侵華時期，屠城頻率最高，而且屠城的殘忍程度，是中國其它朝代不能比擬。但最令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的，則屬鬼子侵華造成的南京大屠殺。

下面，我們來看看這十次屠城的史料情況。

每個血淋淋的數(shù)字背后，都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一：南京大屠殺。

這事每個中國人都知道，可每次提起，心里還是像刀割一樣疼。

1937年冬天，日軍攻占南京。

接下來的六個星期（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南京變成了人間地獄。

日軍見人就殺，在中山碼頭、草鞋峽、魚雷營……到處是集體屠殺的現(xiàn)場。

殘忍的日軍到底屠殺了多少人呢？

官方數(shù)據(jù)有兩個依據(jù)：

依據(jù)1：1947年南京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谷壽夫戰(zhàn)犯案件判決書》認定：

“在南京淪陷后的六個星期內(nèi)，我軍民被日軍集體屠殺及焚尸滅跡者達19萬余人，被零星屠殺、其尸體經(jīng)慈善團體收埋者達15萬余具。”兩者相加超過30萬。

依據(jù)2：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判決書認定：

“在日軍占領南京后的最初六個星期內(nèi)，南京及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shù)達20萬以上。”

該判決同時指出：

“這個數(shù)字還沒有將被日軍燒棄了的尸體、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分的人們計算在內(nèi)。”

中國學者孫宅巍、張憲文等通過檔案、埋尸記錄等綜合研究，支持“30萬以上”的結論。

日本部分右翼學者質疑該數(shù)字，但主流史學界（包括許多日本學者如笠原十九司）承認大規(guī)模屠殺的存在，對精確數(shù)字雖有不同估算（20萬至30萬之間），但均屬“大屠殺”范疇。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30萬以上”是中國官方和主流歷史學界采納的數(shù)字，具有堅實的史料和司法基礎，不是野史或民間虛說的。

在這起震驚世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有一個細節(jié)讓人心碎——當時在南京的外國人看到慘景時做了一個小小的估算，幾乎每12秒就有一個中國人死在日軍屠刀下。

這是不敢想象的，目前筆者所在之城，也不過三十萬人口。

南京大屠殺三十萬，那不是數(shù)字，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今天南京江東門街的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就建在當年日軍集體屠殺的地點之一。

每到12月13日，警報長鳴，全城默哀。

這聲音，是在告訴咱們：不能忘，不敢忘。

其實，還應該建立一種制度，那就是凡日本人禁止進入南京城。

這不是沒有胸懷，而是一種紀念的方式，對死者的永遠的紀念，尤其是在今天日本還不承認、甚至歪曲歷史的背景下。

二：揚州十日。

1645年，清朝順治二年。

這時候明朝已經(jīng)亡了，但江南一帶，南明小朝廷還在抵抗。

揚州城，成了清軍南下的第一道關卡。

守揚州的是史可法，后世稱他“史閣部”。

清軍統(tǒng)帥多鐸派人勸降，許他高官厚祿，史可法回了一句話：

“我為朝廷首輔，豈肯反面事人。”

于是多鐸調集十萬大軍圍城，史可法手里只有一萬多人，可他愣是守了七天七夜。

五月二十五日，城破了。

多鐸進城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屠城。

這場屠殺，整整持續(xù)了十天。

有個叫王秀楚的幸存者，后來寫了本《揚州十日記》。

他是揚州本地人，城破時躲在屋里，親眼目睹了這場慘劇。

書里記的，都是他親眼所見。

清兵挨家挨戶砸門，見人就抓。

男人被捆成一串一串的，像趕牲口一樣趕到空地上，然后用長矛亂捅，有的還沒斷氣，就被扔進火堆。

女人更慘，年輕漂亮的被搶走，剩下的被當街凌辱。

王秀楚看見，有婦女被剝光衣服，用長索拴著脖子，像狗一樣被牽著走。走不動了，清兵就一刀砍死。

孩子呢？滿地都是嬰兒的尸體。

有的被馬蹄踩爛，有的被扔進井里。

十天后，多鐸才下令停止。

可揚州城已經(jīng)毀了，和尚們出來收尸，光登記在冊的尸體就有八十多萬具。

當然，這個數(shù)字有爭議。

澳大利亞歷史學者安東籬和中國學者張德芬認為80萬可能夸大，但無論具體數(shù)字是多少，這場屠殺的殘酷程度，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

“揚州十日”成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記憶之一。

80萬這個數(shù)據(jù)被現(xiàn)代歷史多方考據(jù)，認為有一個疑點。

明末清初揚州府（轄三縣）總人口約100萬，揚州城人口最多不超過50萬。80萬死亡人數(shù)超過全城人口總和，邏輯上不可能。

美國漢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洪業(yè)：清朝開國史》中估計死亡人數(shù)為數(shù)萬至數(shù)十萬。

中國學者顧誠在《南明史》中未采用具體數(shù)字，但指出屠殺極為慘烈。

《清世祖實錄》等官方史料諱言屠殺，但間接承認“誅戮甚眾”。

結合各方史料數(shù)據(jù)，綜合當時城市規(guī)模、戰(zhàn)爭時間和清軍兵力（約10萬），較為學界接受的估計是死亡人數(shù)在10萬至30萬之間，但屠殺的殘酷性毋庸置疑，都是震驚史冊的。

三：成都大屠殺。

1236年，南宋理宗端平三年。

蒙古鐵騎橫掃歐亞大陸，下一個目標就是南宋。

四川這個“天府之國”，首當其沖。

那年七月，蒙古大將闊端帶著數(shù)萬鐵騎殺進四川。

當時的成都，已經(jīng)太平了一百多年，老百姓哪見過這陣勢？

蒙古兵一路燒殺搶掠，幾乎沒遇到像樣的抵抗。

八月，成都城被圍得水泄不通。

守城的宋將陳隆之是個硬骨頭，帶著部下死守了幾天。

可城里糧草不夠，援兵又遲遲不來。

最后城破了，陳隆之被俘。

蒙古人勸降，陳隆之破口大罵：

“我生為宋臣，死為宋鬼！”

闊端下令屠城。

那場面，后來的人都不敢細想。

蒙古兵見人就殺，從東門殺到西門，從大街殺到小巷。

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一個都不放過。

史書記載的細節(jié)更殘忍：蒙古軍隊屠殺成都人民，是按五十人為一單位，先刺殺一遍，到黃昏時再補刺一遍，就怕有人沒死透。

這場屠殺的野蠻性和殘忍程度，也是史所少見。

第二年，南宋朝廷派員善后，清點出的尸骸竟達140萬具。

明人賀靖權成都時，記錄下這個數(shù)字：

“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

（《潼川府志·九賢祠記》：“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

也就是說光城里的尸體就有一百四十萬具，城外的還沒算。

要知道，那時候的成都是南宋第二大城市，人口超過百萬。

這一屠，幾乎殺絕了。

更殘忍的是，蒙古人還把抓到的工匠、藝人押回北方，剩下的老弱病殘全部殺光。

成都的繁華，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直到幾十年后，這里還是“百里無人煙，虎豹晝行”。

同樣的問題，在這里也出現(xiàn)了，后代史學家認為屠殺140人，應該存疑。原因是南宋后期，成都府路總人口約300萬，成都城作為路治，人口峰值可能在50萬至100萬之間，140萬遠超城市容納極限。

因此元史學者陳世松等指出，蒙古攻蜀造成人口銳減是事實，但數(shù)字是長期（1231-1279）戰(zhàn)亂、屠殺、瘟疫、饑荒和逃亡的綜合結果，不能全部歸咎于1236年成都一城之屠。

但是成都大屠殺“造成數(shù)十萬甚至可能近百萬人死亡，城市被徹底摧毀”是有可能的，并且成都大屠殺是蒙古滅宋過程中最慘烈的事件之一，導致成都城被徹底摧毀，人口幾乎滅絕。

四：廣州大屠殺。

1650年，清朝順治七年。南明政權退到兩廣一帶。

廣州城，成了南明永歷朝廷的重要據(jù)點。

清軍主帥尚可喜，原來也是明朝將領，投降清朝后打仗特別狠。

那年二月，清軍包圍廣州。

守城的是南明兩廣總督杜永和。

廣州城高墻厚，糧食充足。

杜永和死守了十個月，清軍愣是沒攻下來。

尚可喜急了，調來紅衣大炮——還雇了荷蘭炮手幫忙。

大炮對著城墻猛轟，終于轟開缺口，清軍涌進城。

城破那天，是農(nóng)歷十一月二十四日。

尚可喜下了道命令：

“廣州城抵抗太久，當屠之。”

這場屠殺，持續(xù)了十二天。

清兵見人就殺，不分男女老幼。

殺到后來，街道上血流成河。

有的老百姓躲進六脈渠——廣州城的地下排水系統(tǒng)。

清兵發(fā)現(xiàn)后，堵住出口往里面灌煙。

里面的人被熏得爬出來，爬出來一個殺一個。

《廣東通志》和《廣州市志》記載，死亡人數(shù)超過七十萬，尸體在東門外焚燒了好幾天。

黃佛頤的《廣州城坊志》引用清人方恒泰《橡坪詩話》的記載：

“城前后左右四十里，盡行屠戮，死者六十余萬人。相傳城中人士竄伏六脈渠約六七千人，適天雨，瀆溺幾盡，其所存僅二人。”

還有記載說，只有七個人躲在大南門甕城關帝廟神像腹中，才免于被殺。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四記載：

“繼茂與可喜攻下廣州，怒其民力守，盡殲其丁壯。”

這場屠殺，史稱“庚寅之劫”——因為那年是庚寅年。

廣州的繁華，被徹底摧毀。

70萬是多種清代史料記載的數(shù)字，但同樣面臨人口基數(shù)與史料性質的質疑。

明末廣州城人口約在20萬至40萬之間。

70萬死亡人數(shù)顯然超過了全城人口總數(shù)。

不過有史學家提出了一個新觀點，那就是認為——此數(shù)字可能包含了從周邊地區(qū)逃入廣州城的難民、城外被殺的民眾以及清軍自身的傷亡夸大。清初史料常通過夸大“殲敵”數(shù)字來彰顯武功。

當代研究者普遍認為70萬是夸張的，但屠殺規(guī)模極大、性質極其殘忍是歷史事實。美國學者司徒琳（Lynn Struve）在其著作中描述此事件時，也未直接采用具體數(shù)字。雖然死亡人數(shù)的多少有疑，但是殘忍程度卻毋庸置疑。

五：四川大屠殺。

1231年，蒙古開始進攻四川。

到1279年南宋滅亡，這48年間，四川幾乎年年都在打仗，年年都在屠殺。

蒙古人的戰(zhàn)術很明確：遇到抵抗就屠城。

成都被屠了三次，重慶、瀘州、宜賓……幾乎每個大城市都遭過殃。

現(xiàn)代學者何忠禮《南宋全史》等研究綜合《元史·地理志》、宋代戶數(shù)及戰(zhàn)后人口對比得出：蒙古入侵前（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約有259萬戶，按戶均5口計，約1295萬人；元初（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川僅余12萬戶，約60萬人。人口減少約1200萬。

當然，這不全是屠殺死的，有的是戰(zhàn)死的，有的是餓死的，有的是逃難死的。但屠殺占了很大比例，依然是很驚人的。要知道，當時全中國的人口也就一億左右。四川一個省，就死了十分之一的中國人口。

48年的戰(zhàn)爭，讓“天府之國”變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直到明朝初年，朝廷還要從湖廣移民填四川，這就是“湖廣填四川”的由來。

今天四川人，很多祖上都是那時候從外地遷來的。

原來的四川人，大部分都死在戰(zhàn)亂中了。

不管怎樣，這次屠殺基本達成的一個學術共識是——盡管不是純屠殺數(shù)字，但蒙古軍隊在四川遇到抵抗時頻繁實施屠城（如成都、重慶、漢州等），是造成人口銳減的最主要原因。這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單一地區(qū)因戰(zhàn)爭導致的人口損失最慘重的事件之一。

“在近半個世紀的戰(zhàn)亂中，四川人口從近1300萬銳減至約60萬，損失超過1200萬。其中，蒙古軍隊的多次屠城是造成這場空前浩劫的主要原因。”

六：江陰八十一日。

1645年夏天，清軍推行“剃發(fā)令”：所有漢人必須剃掉頭發(fā)，留滿人的辮子。

口號是：“留頭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

但江陰人不干，他們說：

“頭可斷，發(fā)不可剃！”

老百姓公推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為首領，誓死守城。

江陰只是個縣城，兵力不足。

可全城老百姓都動員起來了，男人上城墻，女人做飯送水，孩子搬石頭。

清軍調了二十四萬大軍，把江陰圍得水泄不通。

大炮、云梯、地道……什么招都用上了。

可江陰人守了整整八十一天。

城里的糧食吃光了，就吃樹皮、吃老鼠。箭射光了，就用磚石砸。

沒有火藥，就用鐵鍋炒黃豆，冒充炮聲嚇唬清兵。

八月二十一日，城破了。

清軍下令屠城，這場屠殺持續(xù)了兩天。

根據(jù)《江陰城守記》等史料記載：守城八十一日，城內(nèi)死者九萬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萬五千余人。（記載出處《江陰城守記》（作者佚名，或為韓菼）記載：“滿城殺盡，然后封刀。午后，出榜安民。城內(nèi)死者九萬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萬五千余人。”）

江陰全城，最后只剩下五十三個人——還是躲在寺觀塔上才活下來的。

清軍也損失慘重：折損三個王爺，大將十八名，士兵七萬五千余人。

江陰人用生命證明了：漢人是有骨氣的。

今天江陰有座“忠義之邦”牌坊，就是紀念這段歷史的。

在此處需要澄清一個問題是：江陰當時為縣，其人口在明末不可能達到17萬之眾（明末江南人口稠密縣約在20-30萬，但這是全縣人口）。因此，江陰守城戰(zhàn)及城破后，城內(nèi)城外死者共計約十七萬余人。這一數(shù)字可能包含了全縣范圍及周邊地區(qū)的死難者，但無疑反映了屠城的徹底性與慘烈程度。

七：嘉定三屠。

1645年7月至8月。

就在揚州被屠的同一年，嘉定（現(xiàn)在上海嘉定區(qū)）也遭了殃。

清軍推行剃發(fā)令，嘉定人不干。

閏六月十三日，老百姓公推黃淳耀、侯峒曾兩個讀書人當首領，誓死抗清。

清軍派降將李成棟來鎮(zhèn)壓，這人原來是明朝將領，投降清朝后特別賣力。

第一次屠城在七月初四。清軍攻破嘉定，屠殺持續(xù)一整天，城內(nèi)上萬人遇害。

第二次在七月二十六日左右。義士朱瑛重新占領嘉定，李成棟又殺回來，再次屠城。

第三次在八月十六日。明將吳之蕃反攻失敗，李成棟第三次屠城。

這就是“嘉定三屠”，一個縣城，被反復屠了三次。

死亡人數(shù)有不同說法：

朱子素《嘉定乙酉紀事》記載：

“是役也，城內(nèi)外死者，約凡二萬余人。”“數(shù)十里內(nèi)，草木朱殷。”“但見室家零落，閭井蕭條，白骨載道”。

但其他史料認為死亡人數(shù)在5萬至20萬之間。

比如《嘉定縣志》等后世方志及一些清代筆記有“五萬”、“十萬”乃至“二十萬”的說法，可能將后續(xù)清軍鎮(zhèn)壓周邊抗清活動的傷亡也計算在內(nèi)，或存在夸大。

根據(jù)史料顯示，嘉定在明末為中等縣，縣城人口數(shù)萬。

三次屠殺間隔時間短，累計死亡數(shù)萬是可能的，但達到十萬級較困難。

現(xiàn)代史學家多采信或參考朱子素的“二萬余人”說，同時強調屠殺進行了三次，手段殘忍，對當?shù)厣鐣斐蓺缧源驌簟?/p>

嘉定幾乎淪為一座空城，直到康熙中后期，經(jīng)濟文化才慢慢恢復。

八：大同屠城。

1649年，山西大同。

這里是軍事重鎮(zhèn)，號稱“北方鎖鑰”。

守城的姜瓖，原來是明朝大同總兵，后來投降李自成，又投降清朝，最后又反清復明——這人反復無常。

清軍主帥阿濟格，脾氣暴躁，殺人如麻。

大同城被圍了九個月，城里彈盡糧絕，最后發(fā)生內(nèi)亂，姜瓖被部下殺死，開城投降。

可阿濟格不干，他說：

“大同反復無常，當屠之以儆效尤。”

《清史稿》記載，清軍“盡殲其丁壯”。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五載，清軍“屠之…誅戮殆盡”。

《大同府志》亦載“城破，盡屠之”。

這些是官方和地方的明確記載。

雖然沒有具體數(shù)字，但“盡殲”兩個字，已經(jīng)說明了一切。

另外大同是軍事重鎮(zhèn)，人口眾多，因此被殺人數(shù)絕不在少數(shù)。

更可怕的，屠殺之后，阿濟格還下令拆城。

大同的城墻被扒掉一大截，官府、寺廟、民居……能拆的全拆了。

再次凸顯了清軍的屠夫行徑，清軍的頻繁屠城，使得中國輝煌的傳統(tǒng)漢文化在經(jīng)元的破壞之后，又一次遭受毀滅性破壞。

這座從戰(zhàn)國時代就有的古城，幾乎被從地圖上抹去。

直到康熙年間，朝廷才撥款重修，可再也恢復不了往日的繁華。

九：南昌屠城。

1649年，江西南昌，清軍和南明在這里激烈爭奪。

清軍主帥譚泰，滿洲正黃旗人，打仗以殘忍著稱。

那年正月，譚泰包圍南昌。

守城的是南明將領金聲桓、王得仁。

這兩人原來也是清朝將領，后來反正歸明。

南昌攻防戰(zhàn)打了八個月，城里糧食吃光了，老百姓開始吃樹皮、吃老鼠。可就是沒人投降。

八月，城破了。

譚泰下令屠城。

清兵從八月十九日開始殺，一直殺到九月初十。

二十多天里，南昌城變成了屠宰場。

史書記載：“城中百萬之眾，屠戮殆盡。”——百萬人口，幾乎被殺光。

殺完了人，清兵開始搶。

金銀財寶、糧食布匹，能拿走的全拿走。

拿不走的，一把火燒掉，野蠻如鬼子。

等譚泰離開時，南昌城已經(jīng)是一片廢墟。

尸體太多，沒人收，就在城里爛著。

第二年春天，瘟疫爆發(fā)。

這場屠殺，讓江西人口銳減。

直到乾隆年間，編修官還在嘆息：

“自明末兵燹，江西戶口十不存一。”

明末南昌城人口峰值可能在30萬至50萬之間，但是戰(zhàn)亂期間，不能以平常基數(shù)論，因為可能會有大批逃來的民眾，因此數(shù)據(jù)可能更多一些。但可以肯定的是——南昌經(jīng)歷了長期圍城和破城后的屠殺，死亡人數(shù)極其巨大，導致城市嚴重毀壞、人口銳減，這是不爭的事實。直至順治六年江西巡撫奏報中亦稱“南昌省會，凋殘尤甚”。由此可見城市遭到毀滅性破壞有多嚴重。

十：昆山屠城。

1645年，清軍剛下江南的時候。

昆山文風鼎盛，出了很多讀書人。

清軍推行剃發(fā)令，昆山人不干。

顧炎武——就是后來說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那位——帶著老百姓守城。

可昆山是個縣城，城墻不高，兵力不足，守了三天就破了。

清軍進城后，開始了瘋狂屠殺。

顧炎武后來在《日知錄》里寫：

“昆山之民，死者十之八九。”——十個人里死了八九個。

顧炎武的家人也遭了殃，生母何氏被清兵砍斷右臂，兩個弟弟被殺，嗣母王氏絕食而死，顧炎武自己僥幸逃脫，可從此家破人亡。

這場屠殺，讓昆山元氣大傷。

明末昆山縣人口約數(shù)十萬，縣城人口約數(shù)萬至十萬。

按此比例，死亡人數(shù)在數(shù)萬級別。

同時期其他史料如《昆新兩縣續(xù)修合志》也記載了屠城的慘狀，可與顧炎武記載相互印證。

經(jīng)此屠殺，原來“衣冠文物，甲于江南”的昆山，變成了鬼城。

直到康熙年間，朝廷從外地移民過來，昆山才慢慢恢復。

可那些死難的人，再也回不來了。

顧炎武后半生四處奔走，反清復明，大概也是想為家人、為昆山鄉(xiāng)親報仇吧。

歷史不堪回首，如魯迅所說，都是“血淋淋的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