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崛起是一場深刻的美學范式革命，它標志著審美范式的根本性轉換，從長期主導的、以人為主體的“凝視”與“賦義”，轉向一種以生態整體為旨歸的“聆聽”與“應和”。西晉左思的“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恰為這一美學范式革命提供了精微的古典注腳。應該說，最高的審美愉悅與精神啟迪并非源于人對自然的單向度改造與藝術提純，而在于摒棄人文的驕矜，謙遜地感受自然呈現的澄明之音。此種“聆聽”姿態構成了中國生態文學獨特的美學意義。

“聆聽”美學的生成

源于多元思想的創造性融合

本土“天籟”哲學的現代激活。“天籟”一詞源自《莊子·齊物論》，莊子將“天籟”視為萬物自生自化的自然音響，非人力所能為，亦非人耳所能盡聞，由此奠定了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美學本體論。儒家“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思想，則為聆聽注入了命運共同體意識。魏晉以降，“澄懷觀道”的傳統塑造了感知山水內在神韻的文化心理，為后世接續“清音”意蘊奠定了基石。

與西方生態批評的對話性重構。西方生態批評自20世紀70年代興起以來，經歷了從生態中心主義到生態女性主義、后殖民生態批評的范式演進，其核心關切在于打破人類中心主義的認知壟斷。美國學者勞倫斯·布伊爾提出的“環境想象”理論，強調文學應重建人與環境的感知紐帶；挪威哲學家阿恩·奈斯的“深層生態學”則主張擴展自我認同的邊界，將自然存在納入道德關懷的同心圓。這些理論資源與中國“聆聽”美學形成了深刻的互鑒關系。21世紀以來，全球生態危機促成了中西深度對話，利奧波德的“土地倫理”將價值邊界拓展至整個“生物群落”，為整體性審美提供了倫理學支撐。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則撼動了“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觀念。生態批評主張賦予自然以言說主體的地位，這與“天籟”思想異曲同工，并在敘事策略上提供了方法論啟示。

對現代性困境的審美救贖。工業革命以來，工具理性對自然的祛魅化處置，導致人與世界陷入深層的感官斷裂與精神疏離。“聆聽”美學正是對此困境的詩性回應。它拒絕將自然對象化為審美消費的景觀，而是主張以現象學式的“回到事物本身”的態度，懸置預設的認知框架，讓自然的“清音”如其本然地顯現。這種審美姿態既是對莊子“心齋”“坐忘”傳統的當代轉化，亦與梅洛-龐蒂的“身體主體間性”理論形成跨時空呼應——感知并非主體對客體的攫取，而是人與世界在肉身層面的相互叩問與應答。當代作家在創作實踐中，往往通過弱化敘事者的全知視角、采用多物種敘事聲音等手法，構建一種去主體化的文本場域，使讀者得以“側耳”于自然的細語，在蟬噪林靜、鳥鳴山幽的審美體驗中，修復被現代性撕裂的感官整全性。

“聆聽”美學促進文學本體的

深刻創新

敘事視角的多元與去中心化。傳統敘事中自然常作為背景或象征，生態文學則打破這種中心—邊緣結構。劉亮程在《一個人的村莊》中賦予驢、馬、蟲、風等近乎與人平等的敘事權重；阿來《蘑菇圈》的敘事重心在人物與蘑菇圈的生命律動間漂移。敘事視角的多元構建出文本內部“多音齊鳴”的敘事空間，使自然成為“準言說主體”。

語言陌生化與物性書寫。為傳達溢出現有語言網格的自然經驗，作家創造出一種充滿觸感的“物性語言”。陳應松寫神農架氣息“粗野”“腥甜”，聲音能“砸痛耳膜”；李娟寫阿勒泰的光線有“重量”。這些表達通過詞語的非常規搭配與通感制造“陌生化”的語言效果，旨在擊穿感知慣性的屏障，喚醒對自然細微顫動的敏銳感知，在語言微觀層面踐行極致的“聆聽”。

“山水清音”的美學追求與

動態演進

中國生態文學的“山水清音”并非靜止的古典回響，而是在當代語境中不斷生長、演化的動態詩學。其演進軌跡既深植于傳統美學的精神根系，又回應著日益復雜的生態現實，呈現出開放性的理論品格與實踐活力。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伴隨工業化進程的加速推進，生態問題日益凸顯。徐剛《伐木者，醒來！》等報告文學以悲愴的“吶喊體”，向社會發出警報。此時的“聆聽”，主要表現為對自然痛苦“哀音”的接收與放大，文學扮演了啟蒙者與警報器的角色。20世紀90年代末，生態創作因全球生態危機的加劇和各種思潮的涌入而走向多元化。哲夫、郭雪波等作家開始反思生態危機的文化心理根源。“聆聽”從“吶喊”轉向內省的“沉思”。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持續推進，生態文學進入自覺建構期，追求“破立并舉”。既有《之江新綠：“千萬工程”的詩意記述》對生態治理的“詩意轉化”，更有《山河諾》《萬物生》等作品致力于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深度敘事。這一階段的“聆聽”呈現出更為宏闊的時空維度，作家們不再局限于對某一生態危機的即時回應，而是將筆觸延伸至地質年代、物種演化與文明興衰的縱深脈絡，在億萬年的尺度上諦聽山水的亙古回響。

生態文學可以被概括為“聆譯”，即聆聽并轉譯自然之“天籟”。盡管完全轉譯不可能，但其美學價值恰在于直面生態危機的創造性。胡冬林的《原始森林手記》以博物學般的嚴謹，翔實地記錄動物行為，讓自然通過自身豐富的現象來“言說”。阿來的“山珍三部曲”則屬“文化轉譯式聆譯”，蟲草、松茸、岷江柏不僅是自然物，更是嵌入地方知識網絡的中國文化符號，它們轉譯了物的自然生命史與文化生命史。

在生態文學的敘事邏輯中，文字成為一種神秘的形式，它在描述的同時，也是隱喻。生態詩歌中的意象并置、感官通感，旨在通過突破語言的局限接近“物我未分”的原初體驗。生態小說中的多物種敘事與生態網絡編織，則打破了單一的人類命運線索，將菌絲、河流、候鳥的遷徙軌跡與人間煙火交織成命運與共的敘事經緯。這種敘事策略的革新，本質上是對“山水清音”美學內核的當代拓展——清音不僅是聽覺層面的自然聲響，而且擴展為整個生態系統內部復雜關聯的隱喻性表達，使讀者得以聆聽文字之外的“清音”余韻。

面向“人類世”的挑戰，人類要重新思考自身在地球生態系統中的位置與歷史責任。未來的生態文學將以更宏闊的想象力展開全球對話，踐行環境正義，闡釋“山水清音”所蘊含的和諧、共生與節制的智慧，在數字技術與人工智能深刻重塑人類感知方式的今天，不斷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能形態、探索地球的可持續未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中國山水營城的生態理法研究”（24EA224）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四川美術學院設計學院副院長、教授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唐萌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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