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后，有一個人作為長期在身邊服務的工作人員，參與了守靈與治喪相關工作。他不是將軍，不是秘書，也不是醫(yī)生。

他是一個廚師，一個從杭州西湖邊走出來的、操了半輩子鍋鏟的普通人。他叫韓阿富。

1914年，韓阿富出生在杭州的一戶窮人家。沒什么好說的出身。父親靠賣力氣過日子，家里窮，孩子多。 等韓阿富長到15歲，父親覺得孩子夠大了，把他送進了杭州一家小酒館，從學徒做起。

端盤子，洗碗，燒火，打雜。這就是他人生的起點。

舊社會的廚師，不是什么體面的職業(yè)。哪怕手藝再好，碰上難纏的客人或者地痞流氓，挨罵是輕的，動手也不稀奇。

韓阿富就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熬了將近二十年，輾轉(zhuǎn)于杭州大大小小的餐館之間，給社會名流辦酒席，給土豪劣紳辦紅白喜事。他的手藝越來越好，但他的日子，一直很難。

轉(zhuǎn)機來自1949年5月3日。那一天，解放軍開進杭州。槍聲消了，城市換了旗幟。韓阿富那年35歲，他用積蓄盤了一家小飯店，自己掌勺，老婆跑堂算賬，一家人的日子，終于有了點踏實的味道。但這種踏實沒維持幾年。

1953年初，一位杭州市公安局的干部來他店里吃了頓飯，飯后拉著韓阿富聊了聊天，也沒多說什么。過了一段時間，消息來了——組織上要安排他去樓外樓當廚師。

樓外樓。這三個字在杭州廚師圈里，不需要解釋。清道光二十八年，紹興人洪瑞堂在西湖孤山腳下開了一家湖鮮小館，從林升的詩里截下三個字，叫"樓外樓"。

一百多年過去，這家館子從平房變成三層樓，西湖醋魚、龍井蝦仁的名氣傳遍國內(nèi)外，成了杭州最響亮的一塊招牌。能進樓外樓，是一個廚師能走的最體面的路。

韓阿富當場答應，沒有猶豫。進了樓外樓，跟著主廚蔣水根，他的手藝又上了一層樓。就在他以為接下來的日子會這么穩(wěn)穩(wěn)地過下去的時候，1953年底，一件他做夢也沒想到的事情，找上門來了。

1953年12月27日，毛澤東抵達杭州，住進了西湖西岸丁家山下的劉莊。

劉莊是杭州最好的一塊地。三面臨湖，背靠青山，原是清末進士劉學詢耗資十余萬兩銀子修建的私家園林，1953年由最后的主人獻給國家，定為浙江省第一招待所。毛主席這一次來，是帶著憲法起草小組來的，任務是主持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草案——也就是后來的"五四憲法"。

人一住進來，后勤的事情就得跟上。

樓外樓經(jīng)理姜松齡找到韓阿富，說了個簡單的安排：去劉莊，服務中央領導。至于是哪位領導，姜松齡沒說，只叮囑他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說的不說。

韓阿富就這么糊里糊涂地走進了劉莊，給北京來的兩位廚師——李錫吾和廖冰夫——當幫手。一開始，他壓根不知道自己服務的對象是誰。直到那天早上，他去西湖邊的魚籠里撈魚。

他站在水里，正忙著，一行人沿著湖邊走過來。 領頭的那個身影，高大，步伐穩(wěn)，遠遠看著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氣場。越走越近，韓阿富越看越覺得熟悉，腦子里有什么東西在轉(zhuǎn)，卻轉(zhuǎn)不到位。

他愣在那里，水都忘了撈。還是旁邊的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喊了一聲，他才猛地回過神——那個人，正是毛主席。

毛主席走到跟前，問他在干什么。韓阿富慌了手腳，甩了甩手上的水，結(jié)結(jié)巴巴說自己在撈魚。

主席讓他當心別掉下去，又問他是哪里人。韓阿富說是紹興人，主席笑了笑，說了句"哦，魯迅的老鄉(xiāng)啊"，然后轉(zhuǎn)身繼續(xù)散步，留下發(fā)呆的韓阿富站在水里。就這么一面，不過幾句話。

但當天中午，韓阿富做的那道西湖醋魚，改變了他接下來二十多年的命運。

他按樓外樓的老法子，選魚、處理、下鍋、調(diào)味，端上去的時候心里沒底，不知道行不行。結(jié)果主席不但吃完了，還專門點名以后讓他來掌勺。

西湖醋魚，就這么敲開了中南海的門。

1954年春，組織上一紙調(diào)令，韓阿富正式進入中央警衛(wèi)局，成為毛主席的專職廚師，隨同前往北京。

然后他就后悔了。北京的氣候是真干。從杭州來的人，皮膚開裂，嗓子冒煙，就連空氣的味道都跟西湖邊對不上。

加上人生地不熟，中南海紀律嚴明，家里母親剛剛?cè)ナ溃€欠著別人五十塊錢沒還——這一堆事情壓在一起，韓阿富撐了不到一個月，扛不住了。

他跑去找中央警衛(wèi)團副團長張耀祠，說自己呆不慣，想回杭州。張耀祠留了他，說有困難可以商量。但韓阿富心意已決，去意堅定。張耀祠沒有強留，放他走了。

韓阿富回到杭州，以為這件事就這么過去了。沒想到，麻煩才剛剛開始。回去沒幾天，西湖公安分局的曲琪玉局長把他叫去，開口第一句話就是——你怎么回來了？

曲琪玉是山東人，性子硬，說話不繞彎子。 他當著韓阿富的面，把他劈頭蓋臉罵了一頓：什么叫呆不慣？不就是貪圖安逸，只想著自己？黨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調(diào)你去北京是組織對你的信任，你倒好，去了又跑，和逃兵有什么兩樣？

張耀祠留你，你還要走，你還有沒有點組織觀念？讓你給毛主席做飯都不愿意，你是要繼續(xù)在舊社會伺候資本家嗎？

這話夠狠。韓阿富站在那里，沒有辯解的余地。等他回到家，腦子里翻來覆去地轉(zhuǎn)，越想越覺得自己當初做錯了。過了幾天，他硬著頭皮回去，進了曲局長的辦公室，認了錯，作了檢討，說愿意回去繼續(xù)干。

曲琪玉這才緩下來。先讓財務科給韓阿富撥了五十塊錢，幫他還清了外債，然后開始為他疏通返京的路子。 經(jīng)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出面，向中央警衛(wèi)局局長汪東興請示，韓阿富再次踏上北上的列車。這一次，他沒有再猶豫過。

1954 年 7 月，韓阿富重回中南海豐澤園。當天，他在院子里遇見了曲琪玉——沒想到，這位把他罵得無話可說的局長，也調(diào)到中央警衛(wèi)局來了。

兩個人就這么在北京再次碰上了。 韓阿富后來聽說這個消息，當天就去告訴了廚房里每一位同事。大家拿他開玩笑，說管你的人都追來了，這下你再也跑不掉了。

韓阿富笑著擺手，說了一句話——我不走了。只要毛主席需要我，我愿意給他做一輩子飯。

從1954年到1976年，韓阿富在毛主席身邊待了二十多年。 他見過中南海的春夏秋冬，也見過那個時代所有的起伏。

關于主席的飲食習慣，他退休后說過一句話，很實在："說容易也容易，說難也難。"

容易的地方在于，主席不挑剔。他的餐桌上從來沒有山珍海味，常見的是素菜、雜糧、小魚小蝦，最愛的那幾樣，全是老百姓日常能見到的東西。 辣椒是必備的，豆豉也是，豆腐豆角苦瓜，都上過他的桌子。紅燒肉他喜歡，但不是天天吃，一般是連續(xù)高強度工作之后，才會讓人去做一碗，說是補腦子。

難的地方在于，主席有幾個飲食禁忌，容不得半點疏漏。最特別的一條，是絕對不放醬油。不管什么菜，一滴都不行。做紅燒肉，得把糖在油里炒出紅色來上色，這是專職廚師之間心照不宣的規(guī)矩。一旦放了醬油，菜直接退回來，沒有商量。

韓阿富有一次炒菜鹽放多了。主席吃了幾口，把他叫到跟前，問他姓什么。韓阿富一愣，說姓韓啊。主席夾了一口菜，慢悠悠地說，我看你不姓韓，姓咸，要不以后叫你咸師傅。

這話說完，韓阿富才明白過來，臉紅了半天。

還有一次，主席想吃米粉肉。韓阿富做了一碗，分量控制得很嚴，怕主席年紀大了吃太多肥肉傷身。結(jié)果主席吃完了，意猶未盡，通過護士長吳旭君傳了一句話過來，說這個韓師傅太小氣，不讓我吃肉。

韓阿富哭笑不得。后來經(jīng)吳旭君從專業(yè)角度提了建議，可以適當加量，他才每次都給主席做滿滿一碗，讓他吃個痛快。

主席對身邊人的體貼，也滲透進這些日常的小事里。

有一段時間在釣魚臺，韓阿富正在廚房炒菜，毛主席推門進來，說來看看韓師傅做飯。 鍋里的蔥花正在滋滋冒油，香氣漫出來。主席抽了抽鼻子，說做燒菜也是一門學問，然后告訴他要注意休息，不要太累。

就這么幾句話，廚房里的人都記了很久。

主席的餐桌，有時候也有"麻煩"。他和小江的口味差異不小——主席嗜辣，蒜泥辣醬少了就說菜沒味道；小江從不碰蔥姜蒜，要的是清淡。兩個人一起吃飯，韓阿富就得兩頭兼顧，單獨給主席加一兩道可口的菜。小江有一次看見了，開玩笑說，韓師傅，你給我們分家了。

主席在專列上調(diào)研的時候，韓阿富有時也跟著跑。盛夏的車廂沒有空調(diào)，餐車里用明火，室溫超過四十度，韓阿富光著膀子、肩上搭條毛巾、一邊擦汗一邊做飯。 毛主席推開門進來，看見他這副樣子，哈哈大笑，說你再熱也得把衣服穿上啊。在場的人全笑了起來，韓阿富也跟著笑，但手里的鍋鏟沒有停。

這二十多年，就是這樣過來的。每一頓飯，背后是早起采買、反復試味、應對不同場合的要求，還有跟著主席各地奔波、隨時待命的生活。平常，又不平常。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韓阿富的名字，出現(xiàn)在了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上。 他參與守靈，送別了這個他服務了二十多年的人。

退休之后，韓阿富和另一位毛主席的廚師程汝明，一起在北京南長街一家酒樓做業(yè)務指導。那里成了一個固定的聚會地點，曾經(jīng)在主席身邊工作過的老人們，每年都來，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李訥也在其中。

每次聚會，韓阿富和程汝明都會親自下廚。端上桌的菜，都是主席當年喜歡吃的那幾樣——普通的食材，普通的做法，樸素得像一桌尋常人家的飯。

那大概也是他們能留住的，最真實的那段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