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5月10日于北京舉行的《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新書研討會上，北京工商大學養老金融研究院院長劉云龍表示，歷史變遷如同人之自由行走，仁義為德（理想），智勇為力（現實），德力是人之兩足。

《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的核心概念是“智仁勇”。劉云龍將《中庸》的“智仁勇”三達德與《周易》的“易之三義”（不易、簡易、變易）創造性結合，構建存在論歷史哲學觀。他希望該書不僅能成為解讀中國古代文化、政治、經濟相互關系的“百科全書”，更能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探索人文經濟學發展、復興古典學傳統、推進“第二個結合”提供重要學術滋養與思想借鑒。

這位曾經師從經濟學家樊綱、宋濤教授的經濟學者，更為金融圈熟知的身份是中國養老金融領域的研究者。他曾參與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和香港紐約兩地上市工作，也參與了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企業年金基金發展的政策研究和制度設計。

2010年前后，劉云龍在研究中國養老文化的時候，對戰國時代孟子提出的養老治國思想感到震驚，進而對兩漢和魏晉時期孝治天下、德治天下、禮治天下的國家治理思想進行梳理，深刻感受到文化歷史的分量。他也從經濟研究轉向文化研究，倡導文化政治經濟學。2021年，《文化政治經濟學》（40多萬字）出版；2026年，更注重歷史哲學的《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60多萬字）出版。

劉云龍的研究理念是如何將中國幾千年思想、文化、政治變遷與社會經濟發展結合起來的？經濟觀察報記者與他進行了對話。

經濟觀察報：你在學術研究上有著怎樣的過程或難忘經歷？

劉云龍：大多數學者立足高校或科研機構，從現有學術理論出發，用理論指導實踐，以學術為人生。與他們的重要區別在于，我立足金融機構，從中國本土的社會實踐出發發展學術理論，我以人生為學問。

1971年，我出生在江西贛江之畔，在湖南大山之中長大，傳承湖湘文化、湖湘精神的家學氣氛濃厚，對我有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有利于我后來通達文化、歷史。1988年考入邵陽師專，學習政治學；1990年畢業后，在湖南省唯一的農村重點高中（邵東三中）任教；1992年考入中南財經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學習政治經濟學；1995年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學習經濟學。

獨特的家學背景和多元的學術背景代表我的歷史性，立足中國人壽代表我的現實性，我的創造性由我的歷史性和現實性奠基，他們助力我融通文化、政治、經濟，助力我發展出融合文化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的文化政治經濟學視角，助力我立足知識論，通達文化論，發展存在論。

進入邵陽師專我就立志考研，當時經濟學專業考研需要考高等數學，我是文科生出身，數學基礎不好，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選擇知難而進，自學《高等數學講義》。接受高等數學的訓練，對我后來讀研、讀博非常重要。今天來看，我的哲學思辨能力培養，起點就在于高等數學。

1995年，我進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師從經濟學家樊綱教授。樊老師給我和張曉晶（現任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每人準備了一個箱子裝書，每次往返老師家，都是滿滿一箱子英文著作。當時我對現代經濟學的感覺不如張曉晶好，每次還書的時候，我特別害怕樊老師問細節，常常沒有吃飽飯就趕緊放下筷子。我的特殊機遇在于，還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校外博士生導師，他就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宋濤教授。宋老師是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奠基人，從宋老師的身體力行當中，我讀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真精神”“真味道”。

1998年博士生畢業之后，我進入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工作。邊工作邊學習，在“干中學”。從1998年到2003年，我完成兩次應用經濟學博士后研究。

經濟觀察報：你是如何從經濟學研究轉向歷史、哲學研究的？

劉云龍：進入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我先在政策研究部工作，很快到團體保險業務部工作，同時在職從事博士后研究。我的第一位博士后合作導師是知名財政學家吳俊培教授，此間，我對美國私人養老金計劃進行了系統研究。2002年，學術論文《中國企業年金發展與稅惠政策支持》發表，這是國內從財稅政策角度研究中國企業年金發展的第一篇學術論文。2004年，《企業年金：模式探索與國際比較》一書出版，這是國內第一部以養老金融學視角研究養老金制度的學術著作。

2002年前后，我申請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博士后，合作導師是時任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后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李揚教授。我的博士后出站報告題目是《養老基金發展與金融結構變遷》，這篇博士后出站報告標志著我的“養老金融學”理論成型。

2010年前后，我在研究中國養老文化的時候，對戰國時代孟子提出的養老治國思想感到震驚，深刻感受到文化歷史的分量。同時，我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展開了三個方面的深度觀察：一是企業經營和公共決策多問歐美經驗，少問文化歷史，難見差異性，難見創造性。二是政治經濟領域廣見制度移植，少見制度生成，利欲成風，無孔不入，制度安排有名無實。三是經濟學研究遠離真實世界，對人口結構、養老金結構、金融結構、經濟結構等重大社會問題關注不夠，少有高瞻遠矚，少有真知灼見。于是，我就由經濟研究轉向文化研究，倡導文化政治經濟學。

經濟觀察報：從《文化政治經濟學》到《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這兩本書的核心邏輯變化是怎樣的？

劉云龍：《文化政治經濟學》偏重經濟哲學，《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偏重歷史哲學、文化哲學。

《文化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哲學思想特點在于：從結構觀到整體觀，立足結構，通達整體；從空間觀到時間觀，立足空間，通達時間；從知識論到存在論，立足理性，通達德性。我將文化、政治、經濟三者復雜的互動關系簡化為：文化塑造政治，節制權力；政治主導經濟，節制資本；經濟發展文化，節制文化。

寫作《文化政治經濟學》，體現我強烈的憂患意識。在我看來，權力+資本+文化膨脹=戰爭，智勇奪仁+傷仁+害仁=戰爭。

《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以存在論哲學觀為基礎，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變遷展開通史研究，凸顯文化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文化經濟學、經濟學思想的四種變遷，凸顯文化政治經濟學視角代表中節之道、中和之道，可以實現萬世太平。我認為，歷史變遷的主體在人，在于文化精神，“智仁勇”精神可以通達歷史—現實—未來，可以通達文化—政治—經濟。制度生成在于“一致同意”的制度德性，“制度者”有“通天下之心”“公天下之心”。

我以存在論歷史哲學觀，將中國古代歷史變遷區分為7個文化政治經濟周期。相對而言，宋不如漢，漢不如唐，這是因為兩漢重智勇，兩宋重仁德，盛唐“智仁勇”精神充沛。在我看來，族群是名，文化是名，學派是名，文化精神是實。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首先在于文化精神的偉大復興，“智仁勇”充沛，智勇興仁；其次，在于文化政治經濟學思想的偉大復興，文化有力，政府有為，市場有效；再次，在于存在論哲學思想的偉大復興，以誠致仁，誠體仁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由管理秩序邁向自由秩序。本書的現實政策指向在于構建理想化的社會經濟發展范式：文化有力，政府有為，市場有效。

（作者 姜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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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鑫

金融市場新聞中心資深記者，關注保險行業、證券、新三板、上市公司相關領域，擅長深度報道、人物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