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流動的時代，數字游民的“村”化實踐所求索的答案是如何為個體重建“此心安處是吾鄉”的確定性，并將這份個體的追尋匯聚成社會發展的蓬勃動力。

原文 ：《從“游民”到“村民”：回應現代性困境的“中國式方案”》

作者 |浙江傳媒學院浙江省社會治理與傳播創新研究院研究員 吳文瀚 張祐寧

圖片 |網絡

源自西方自由主義語境的“數字游民”（Digital Nomad）概念登陸中國后，迅速經歷了一場深刻而精妙的敘事改造，其核心意涵從強調個體離群索居、對抗體制的“游牧”（Nomadism），悄然轉向了尋求連接、融入與共建的“游”與“民”的組合。這一轉譯并非簡單的誤讀，而是一次富有創造性的“在地化”修辭實踐。它激活了中國文化肌理中關于“游民”與“村”的古老對話，并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框架下，開辟出一條獨具特色的路徑。游民們從繁華的都市出走，在安吉、良渚、浦江、光山、黃山等地聚居，在城市的邊緣與鄉村中展開了一場自覺的修辭與行動合一的社會實驗，將全球性的流動性議題編織進中國本土“家園重建”與“共同體復興”的敘事脈絡之中，不僅實現了“游民”敘事的創造性轉化，更在實踐中展現出一種流動與扎根、個體與社群、創新與傳統和諧共生的“融榮”可能。

“游民”意象在本土文化中的漫長譜系

要理解數字游民在中國何以呈現如此面貌，必須追溯“游民”意象在本土文化中的漫長譜系。王學泰在《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揭示出，在中國古代宗法社會體系下，游民表現為一個龐大的社會階層，他們脫離了宗法社會的角色位置，具有強烈的反社會性。無論是《水滸傳》，還是金庸塑造的武俠世界，都為游民與主流社會的關系提供了系列復雜的漸進敘事——游民的理想與力量最終可能消耗在系統的潰敗里。

及至《武林外傳》，游民敘事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轉向與溫暖的著陸。這部誕生于2006年的情景喜劇，將故事舞臺從腥風血雨的江湖搬到了一個名為“七俠鎮”的虛構市井小鎮，核心場景“同福客棧”更是一個充滿柴米油鹽煙火氣的日常空間。佟湘玉、白展堂、郭芙蓉、呂秀才等主要角色，無一不背負著典型的“游民”前史：盜圣、雌雄雙煞、落魄秀才……其深刻之處在于它呈現了游民命運的另一種可能：通過構建一個以情感與責任為紐帶、去中心化的“小家”，來實現對“大家”（社會）的軟性融入。游民至此，其訴求已清晰浮現：結束精神與物理的雙重流浪，在“我們”的共同體中，找到屬于自己的那份平凡而穩固的歸屬。

由此不難理解，當數字游民的實踐在中國被發現時，其精神底色延續了一種在地化的溫情想象。浙江安吉數字游民公社（DNA）的個體故事最早清晰展現了這種追求：或者在此尋找“志趣相投的朋友”以對抗孤獨，獲得“幸福感和歸屬感”；或者利用技能為當地產業賦能，實現“最好的產教融合”。在這里，“游”是手段與狀態，而成為有聯結、能創造的“民”是歸宿，這是“連接”“共建”與“融入”。然而，這種實踐與源自西方的“數字游民”（Digital Nomad）原初概念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對比。后者的哲學底色強調對固定地點、公司制度與消費主義生活的“游牧式”反抗，追求一種脫離社群的、絕對的個人自由。由此，一個關鍵問題便自然浮現：中國的數字游民敘事究竟調用了哪些本土的文化與話語資源來完成“建設性融入”的在地化轉換，并建構起其獨特的、充滿溫情色彩的共同體想象？

“村”敘事的再發現

與“游民”尋找歸宿的敘事相呼應，“村”作為中國文學與文化中一個核心的空間意象，其內涵也在歷史中不斷流轉與重構。無論是東晉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還是魯迅小說中的“魯鎮”、沈從文構建的湘西“邊城”，盡管其情感與指向各異，但這些文本都反復確認了“村”在中國人精神世界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始終關乎根基、記憶、安寧，以及對一種共同體生活的深刻向往。這一豐厚的文本傳統為當代語境中“村”的意義重塑提供了豐富的符號資源。當下對“村”的復興與再詮釋并非憑空創造，而是在與這一系列經典敘事的對話中展開。

“良渚文化村”的誕生為當代中國的“村”敘事提供了一次極富啟示的、長達二十余年的在地化實踐。世紀之交，一批開拓者在杭州城郊進行了一次“烏托邦”構想：在五千年良渚文明遺址旁，建立一個融合自然生態、人文藝術與鄰里溫情的新式社區。真正關鍵的轉折源于社區內部一種自發的、情感性的呼喚。2008年，一位ID為“海老大”的業主在社區論壇發表了《竹徑茶語村志》，其中寫道：“村有村約，但村約無字，無字則雋永，為自省自重自愛自尊也。”這種對“無字之約”的憧憬精準地捕捉并命名了早期居民心中朦朧的共同向往，形成了強烈的精神召喚。基于這種被喚醒的共同意愿，將理念轉化為共同行動綱領的需求便水到渠成。他們以《村民公約》為基石，發展出豐富的社團與公共活動，“村民日”、村民學堂等實踐不斷強化著社群的實體與氛圍。“村”的想象至此完成了從個人情志的抒發到集體共識的凝結、再到日常實踐的完整循環。

市場的力量隨后介入并放大了這一文化實踐的價值。地產商敏銳地捕捉到“文化村”模式所蘊含的巨大吸引力，將其產品化，推向市場。村落肌理、公共空間（如安藤忠雄設計的良渚文化藝術中心“大屋頂”）被精心打造，成為提升房產價值的獨特“文化資本”。此時，“村”的敘事雖經歷了商品化，但其內核——對美好社區生活的承諾——依然是核心賣點。最終，這一成功的社區治理與城鄉融合樣本被更高層級的治理話語所吸納和升華。良渚文化村被視作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歷史文化傳承活化的典范。

數字游民與良渚文化村的相遇與融合，則發生在這個“村”敘事日趨成熟、從生活實踐升華為治理范本的時期。這一群體的到來并非簡單的群體對空間的發現，而是一種富有象征意義的“合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場景，是每周四晚在社區內“杭一末”咖啡館舉行的“瘋狂星期四超級代碼日”。程序員、設計師們在此聚集、協作，形成了一個基于興趣與項目的臨時性網絡。這一場景恰恰“復活”了傳統村落中村民在公共空間（如井邊、曬谷場）交流信息、互助協作的古老功能，只是媒介從農耕技藝變成了數字代碼。在此，一種流動套利的“游牧”行為被巧妙轉化為了“村民”在地的、生產性質的現代化的“耕耘”。政府的順勢推動，例如通過“數字游民會客廳”與專項政策將其明確為“新村民”予以支持，則加速了這一合流的制度化進程。于是，數字游民的“游牧”實踐非但沒有削弱良渚的共同體敘事，反而為其注入了嶄新的生產與勞動轉型內涵。他們的職業身份與項目化協作使“文化村”的“文化”不再僅是遺產與美學，更衍伸為一種可實踐的、具有經濟活力的當代生活與工作方式。良渚為數字游民提供了“家園”的歸宿，而數字游民則為良渚提供了現代產業的先進形態。這場雙向奔赴共同完成了一個敘事閉環：一個理想的“村”不僅需要情感與秩序，還需要能安放創造力的經濟生態；而追求歸屬的“游民”，其終極實現正是找到一個能讓其創造力生根、并貢獻于共同體的“村”。

流動與扎根的“共生”之道

然而，即便在同為中國數字游民提供理想載體的安吉DNA公社，田野研究也揭示了這種生活方式內在的深刻矛盾。社區內的社交多呈現“事緣型”特點，圍繞拼餐、桌游、分享會等具體事件建立連接，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U盤式”情感模式，表現為“即插即用”和“即走即拔”。這種淺層、流動的連接非但難以緩解孤獨，反而加劇了他們對數字游牧生活本身的“不穩定感”，使許多人最終又回歸傳統軌道。研究指出，數字游民群體普遍陷入一種“自由與焦慮的悖論”：他們既渴望逃離固定秩序、獲得流動的自由，又無法擺脫對穩定歸屬與深度聯結的根本需求。

這種實踐中的困境映照出其概念原型的哲學思辨。在德勒茲與加塔利的理論中，“游牧”的核心是持續的生成、逃逸與對一切“國家裝置”轄域化的解構。西方經典的數字游民想象正帶有這種烙印：他們是“浪漫主義反抗者”，以地理與職業的絕對流動對抗辦公室的牢籠與消費主義的禁錮。這種以“永不扎根”為代價的“絕對自由”在理論上是純粹的，在實踐中卻往往導向情感耗散與意義虛空。而中國的數字游民實踐，特別是良渚文化村所昭示的路徑，卻呈現出自覺探索一條超越“游牧/定居”“反抗/順從”二元對立的“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可概括為“有選擇的流動，有深度的歸屬”。它不追求絕對的、無目的的流動，而是將流動視為尋找更合意家園的手段。在良渚，數字游民享受地理位置上的自由，但他們更為珍視的，是在這里通過《村民公約》、豐富的社群活動所建立的深度社會聯結與在地認同。地方政府的相關政策旨在為高素質的流動人才提供“沉淀下來”的階梯與理由。這一路徑的深層文化動力根植于中國敘事傳統中對于“游民”命運的終極關懷——“游蕩的個體”如何在一個值得認同的秩序或社群中“安身立命”。這種“融入”而非“永恒逃逸”的深層心理與當代中國對“家園共同體”的強烈追求相結合，共同構成了轉化“游牧”悖論的社會文化基礎。數字游民帶來的流動性能量因此被視為可被引導、吸納并轉化為建設性“耕耘”的寶貴資源。

因此，以良渚文化村等為代表的游民實踐，提供了一種回應現代性困境的“中國式方案”。它回應的是全球化與數字化背景下個體普遍面臨的“孤獨”“無根”與意義感缺失的挑戰。其解決方案巧妙地利用技術賦能，在一個具有文化底蘊和治理架構的“村”中，重建高質量的在地社群與有意義的共同生活。這既契合了中國社會對“家園”的持久向往，又呼應了中國式現代化所強調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內涵。

數字游民的“村”化實踐是一場雙向奔赴：前者為鄉村與社區注入新的思想、技能與經濟活力，后者則為前者提供了物質空間、社會網絡與精神家園，而國家層面的鄉村振興與高質量發展戰略則為這種結合提供了宏大的舞臺。這一切共同構成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創新：它既是古老的“家園”理想在數字時代的轉化，又是全球性的“游牧”想象在中國土壤上結出的務實之花。它所求索的答案是在高速流動的時代如何為個體重建“此心安處是吾鄉”的確定性，并將這份個體的追尋匯聚成社會發展的蓬勃動力。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2000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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