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篇假論文，可能騙走100萬國家經費

有人打來電話，說自己是交大的，請求別曝光。

打電話的時候，距離耿同學發布視頻還剩兩小時。他回復了對方一句話：“沒有辦法，這是團隊行為，我不能一言堂。”然后，掛斷了電話。

兩小時后，視頻準時上線。上海大學轉化醫學院院長的論文數據，連同那串瘍似等差數列的造假數字，一起攤在了所有人面前。

這是耿同學在30天內舉報的第5位名校院長。同濟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兩位）、上海大學，全部是生物醫學領域，全部手握巨額科研經費，4人是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來易新聞，2026年5月）

人們憤怒，是因為感到被騙了。但他們往往不知道，被騙走的，除了信任，還有真實的錢。

院長的論文，燒的是誰的錢？

我們先來算一筆賬。

耿同學在南風窗的采訪中透露，他舉報的每一篇論文，幾乎都花了50萬到數百萬不等的國家科研經費。同濟大學王平團隊那篇發在《自然》（Nature）的論文，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約100萬元人民幣。（來源：每日經濟新聞，2026年5月7日）

100萬，僅是一個面上項目的平均經費。根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2024年度報告，2024年面上項目平均資助強度為48.83萬元/項，而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杰青）首輪每項可獲得約400萬元五年資助。此次被舉報的5位涉事學者中，4位是杰青獲得者——這意味著，每人手中掌握的國家經費，絕不止區區百萬。

這筆經費從哪里來？來自納稅人，來自2024年中國全社會投入的3.63萬億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來源：國家統計局/科技部/財政部《2024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2025年9月29日）中國連續多年保持全球R&D經費投入第二位，2024年增速8.9%。但這筆錢流向了誰，又產生了什么，是一個從未被系統追問過的問題。

一個退學博士，查出了多少個審核環節沒查出的東西？

耿同學的方法，令人震驚。但更令人震驚的是：這本不該是他一個人來做的事。

他沒有職稱，沒有單位，沒有經費，只用了免費的AI統計工具和一晚上的時間，找出了同濟大學那篇《自然》論文的數據造假。之后，南開大學64組數據小數點后兩位完全一致、中山大學的論文圖片挪用問題、上海大學那組“幾乎完美的等差數列”……一個一個，接連曝出。（來源：新浪新聞，2026年5月）

而在他之前，這些論文全部通過了：期刊同行評審、學校內部委員會審核、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答辯。王平是長江學者、國家杰青，經歷了科研體系中幾乎所有的“專業審核”環節，沒有一道關口發現問題。從有人舉報到同濟大學給出處理結果，總共只用了28天。（來源：新浪新聞，2026年5月）

這不是個人的失職。這是一套委托代理結構的失靈。

失靈的三角：誰是甲方，誰是乙方，誰是失蹤的監督者？

在其他國家，有一種角色叫“Academic Detective”學術侵探。他們相當于中介：政府是提供資金的甲方，論文寫作者是乙方，學術侵探查到專家造假后，政府按追回經費的一定比例向其支付酬勞。整套機制的核心，是讓監癬行為本身有利可圖。

中國沒有這套機制。耿同學沒有拿到任何錢，也沒有任何法律授權。他能成功，是因為短視頻平臺給了他足夠的傳播渠道和公眾關注——熱度逗得高校不得不回應。但這本質上是一種脆弱的替代：熱度退了，下一個舉報可能就石沉大海。

從經濟學視角來看，當前中國科研經費的委托代理鏈條，存在三處系統性斷裂。

第一處斷裂：激勵錯配。科研人員的考核以發論文數量和期刊檔次為核心，國家杰青等頭銜直接綁定數百萬經費、職稱晉升、話語權。在“發表或滅亡”Publish or Perish的壓力下，造假的預期收益遠大于被發現的預期成本。一位財經博主在網絡上直言：“里面可以獲得的好處太大了。”（來源：每日經濟新聞，2026年5月7日）

第二處斷裂：監督缺位。同行評審依賴熟人圈子，“礙于情面不深究”是業內公開的秘密。《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4月指出，同行評議機制存在諸多弊病，“發表或滅亡”的學術環境是造假的根本驅動。（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2024年4月）

第三處斷裂：追責失靈。根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相關規定，一旦查實學術不端，有權要求造假者返還科研經費。但多年來，這項規定執行力度有限。耿同學表示，他此前舉報的一些團隊后來確實被要求返還經費——但這依賴于舉報成功，而非日常監癬。

石墨烯加鳥糞：一個被制度批準了的笑話

耿同學在南風窗的采訪中，講了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石墨烯研究曾是熱門賽道。正確的方向是拓展石墨烯的應用、發現新性質——但這太難了。更容易的做法是：往里面加東西。于是，研究者們開始往里揉各種材料，直到有人在納米材料權威期刊《ACS NANO》上，發表了一篇“石墨烯加鳥糞”的文章。這是一次公開的訌刺：這一切都能發頂刊，你們還在做什么？（來源：南風窗，2026年5月18日）

石墨烯加鳥糞，是一個被制度批準了的笑話。發出去了，算成果，拿到經費，升了職稱。沒人追究那筆科研經費產生了什么真實價値——因為審核機制根本不考核“有沒有用”，只考核“發沒發頂刊”。

這就是委托代理失靈的終點：當代理人（科研人員）發現，只要把論文發出去就能獲得獎勵，而委托人（國家/納稅人）根本沒有能力驗證成果真偽，造假就會成為一種理性選擇。

2023年至今：撤稿數字創歷史，監督機制在哪里？

從全球數據來看，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系統性危機。

根據 Retraction Watch 數據庫，2023年，中國作者SCI論文撤稿量達到4836篇，創歷史新高，占全球撤稿總量的75%。截至2024年6月底，全球累計SCI撤稿論文 55202 篇，中國作者占 50.61%，級27433篇，遠超排名第二的美國（6512篇）。（來源：風暴統計，2024年9月）

2024年上半年，中國撤稿的主要原因：997篇因“數據不可靠”，554篇涉及“論文工廠”，286篇因抄袍，155篇存在同行評審造假。（來源：風暴統計，2024年9月）

2023年11月，教育部科技司發文，要求各高校清查過去三年科研論文撤稿情況，深入調查學術不端行為。（來源：Nature，2024年1月12日）這是亡羊補牢。真正的問題是：為什么一個退學博士，比整個體制更早發現了這些問題？

耿同學的下一步：誰來接棒？

從同濟大學王平被免職（28天完成）、相關人員被解聘，到南開大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相繼宣布啟動調查，耿同學這30天的沖擊波，確實讓整個生物醫學圈子“瑟瑟發抖”。他說，最近認識的一些研究生、博士生反映，導師開始明確提出要做重復實驗了。

但這里有一個根本性的結構問題：他所做的事，沒有法律授權，沒有持續資金，完全依賴平臺熱度和個人意志。熱度退了，誰來接棒？

在機制層面，真正有效的解法，應該包含三個要素：第一，建立有制度保障的第三方獨立核查機制，讓“查造假”這件事本身有利可圖；第二，將科研人員的考核從“發論文數量”轉向“成果可重復性”；第三，對違規行為實行真正的經費追繳和多年禁止申報處罰，而不僅僅是免職降級。

沒有哪個“零容忍”聲明，能比一套設計良好的激勵機制更有效。

這不是學術圈的丑聞，是納稅人的賬單，遲早要算清楚。

本文僅為信息分享與行業分析，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分析意見或交易邦約。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謹慎。任何人依據本文內容作出的投資決策，風險與盈虧自行承擔，作者及發布平臺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