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極大的精神壓力下才簽訂和解協議的，這不是我的本意。”交通事故發生后，事故雙方協商一致達成賠償和解協議，本是一種高效化解糾紛的方式。但協議簽訂后當事人反悔了，是否還能推翻重來？近日，通州法院審理了一起相關案件。

交通事故后雙方和解，事后一方要求撤銷

不久前，通州區某道路發生一起交通事故，騎電動車的李某與駕駛小型貨車的劉某相撞，李某嚴重受傷，被送往醫院兩周后不治身亡。交管部門出具的事故認定書，認定劉某、李某均有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雙方負同等責任。

事發時，劉某正在為雇主孔某送貨，其駕駛的貨車僅投保了交強險，沒有投保商業三者險。

李某去世后，貨車司機劉某、雇主孔某和李某的親屬李某甲簽署了《交通事故賠償和解協議》，協議約定：本次交通事故李某的死亡賠償共計193萬余元（包括死亡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喪葬費等），保險公司承擔的限額為18萬元。對于剩余損失，因事故是同等責任，劉某、孔某向李某甲賠償96萬余元。三方約定貨車司機劉某承擔30萬元、雇主孔某承擔66萬余元，孔某為劉某30萬元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協議簽訂后，李某甲與另一位親屬李某乙向雇主孔某出具了《刑事諒解書》，同意對貨車司機劉某的過失行為予以諒解，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

事后，貨車司機劉某后悔簽訂了和解協議，他將雇主孔某、李某甲、李某乙一起訴至法院，要求撤銷三方簽訂的《交通事故賠償和解協議》。

劉某主張，在簽訂和解協議過程中，他受到了李某親屬的脅迫、言語威脅，在精神壓力極大的情況下才簽訂了協議。事后他了解到，事故發生時他屬于職務行為，應由雇主承擔責任，不應自己支付賠償。因此劉某要求撤銷和解協議，并要求李某甲返還已支付的賠償款5萬元。

法院：無證據顯示原告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或者危困狀態

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焦點在于，李某親屬與劉某、孔某簽署的和解協議是否應予撤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定，合同可撤銷的情形包括重大誤解、受脅迫、受欺詐、乘人之危導致顯失公平。結合本案實際情況，法院對劉某是否符合以上情形導致合同可撤銷，進行分析認定。

劉某稱簽訂協議時不清楚法律規定的雇主替代責任，誤以為自身需擔責，屬于重大誤解。法院認為，根據雇主替代責任相關法律規定，確應由雇主孔某承擔向李某家屬的賠償責任，然而，孔某在承擔賠償責任之后，仍有權向對于本次交通事故發生負有重大過錯的劉某追償。

和解協議并沒有給劉某創設新的義務，這樣的賠償方式，在法律層面有助于明確責任歸屬、減少訴累，也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助于及時彌補李某家庭因本次事故導致的重大損失。劉某的主張法院不予采信。

所謂脅迫，系施行者故意采取身體、心理或其他行為，致使被脅迫人采取違背真實意愿的行為。

劉某稱受到了李某親屬的威脅，但提交的書面證據并沒有明確體現出相應情形，出庭證人在作證過程中雖提及李某親屬對劉某采取了辱罵、威脅等行為，但并無對應證據予以佐證。同時，作為相關主體的雇主孔某，對于劉某所述受到脅迫的相關事實并不認可。

考慮到李某親屬在經歷喪親之痛的情況下，在言語方面存在一定程度失當雖有不妥，但在劉某未提交充分證據證明存在脅迫的情況下，劉某主張被脅迫簽署和解協議不能成立。

合同簽訂時是否存在乘人之危導致顯失公平？通州法院解析，構成顯失公平需同時滿足以下條件：一方利用對方危困弱勢、故意牟取不正當利益、行為與危困弱勢存在因果關系、合同成立時即顯失公平。

本案中的和解協議依據事故責任核算賠償，數額及責任分配合理，無明顯不當；也無證據顯示劉某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或者危困狀態，因此他的顯失公平的主張不予支持。

最終，法院駁回了劉某的訴訟請求，各方均未上訴。案件已生效。

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通訊員 王穎昕

編輯 劉倩 校對 賈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