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范更生
貨船行駛在京杭大運河江蘇淮安段。 殷 潮攝(影像中國)，AI修飾生成素描畫
江蘇淮安地處淮河下游，是一座因運河而興的城市。春秋時期，吳王夫差開鑿邗溝，溝通江淮以伐齊，邗溝北端的末口遂成聚落，形成淮安城市雛形。
隨著水陸轉運而日漸繁盛的商業活動，也使淮商得以孕育。明清時期，主管全國漕運的總督漕運部院一直駐節淮安。作為全國漕運中樞，淮安成為南船北馬的通衢要沖之地，呈現出“市不以夜息”的商業繁榮景象。
淮商的發展過程始終與運河相依附。大運河廣納百川、開放流動的自然特性，深深浸潤到淮安商業文化的發展基因之中。淮商的主體，是通過運河從四面八方而來的客籍商人。他們因各種機緣來淮經商定居，與當地人歷經數代融合，共同繁衍生息，使淮商群體呈現出“包容開放”的鮮明文化特色。
淮商文化的包容開放性，不僅得益于特殊區域環境促成的主客籍商人群體融合，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植根于淮安得天獨厚的人文環境與文明土壤。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淮安青蓮崗文化便是江淮流域文明的曙光。漁獵與農耕部落之間出現互通有無的物品交換，催生出包容開放的思想萌芽。夏商周時期，先民創造了可與中原文明媲美的燦爛文化。春秋戰國時期，吳楚文化在淮地交融，寬容開放的人文環境使這里成為四方商人的經商樂土。
淮商的對外開放程度在隋、唐、宋時期達到更高水平。隋代大運河鑿成，南北人員物資交流劇增。淮安地處運河與淮河交匯要沖，成為朝鮮、日本等國人員進入中國的門戶，外國大批商人來淮貿易并定居，楚州(今淮安)“新羅坊”成為當時全國聞名的航海貿易信息樞紐與人員物資集散地。北宋時，楚州名列全國十大緊州(緊要之意)之一。
自南宋以來，黃河奪淮導致原本富庶的魚米之鄉日漸貧瘠，淮安城市缺乏優良的經濟腹地支撐，只能依靠運河漕運維系“孤島”式繁榮。本地人經濟實力薄弱，只得依附于沿運河而來的客籍商人維持生計，進而謀求互利共贏。明清時期，淮安成為全國漕運管理、河道治理、漕船制造、漕糧轉運和漕鹽稅收征集五大中心，客籍富商巨賈接踵而至，城內會館林立、豪宅連云。大批客商入籍淮安，淮商的綜合實力與群體素質不斷提升，發展進入鼎盛時期。
淮商的興盛不僅帶動了城市經濟發展，使山陽醫派、淮揚菜名揚天下，也促進了當地文化教育的繁榮。府城外作為漕鹽要津的河下鎮，雖為彈丸之地，但明清兩代便出了數十名進士，狀元、榜眼、探花俱全。河下還誕生了《西游記》作者吳承恩。淮商對各種文化兼收并蓄的能力大大增強，也擁有了更加博大開放的胸懷。
近現代以來，大批淮安人走出家門闖世界。許多人正是繼承了淮商包容開放的文化傳統，主動適應并融入各地多元文化背景，從而取得事業上的成功。進入新時代，廣大淮商繼往開來、奮發圖強，正奮力譜寫淮商歷史輝煌的新篇章。
(作者為九三學社淮安市委會主委，本報記者白光迪整理)
《 人民日報 》( 2026年05月20日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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