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燕公子

一部匪夷所思的電影，捧回了一個匪夷所思的獎杯。

2025年9月，第73屆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上，素人演員趙簫泓憑借電影《監獄來的媽媽》一舉斬獲最佳主角銀貝殼獎。

頒獎禮上，她穿著禮服，走過紅毯，接受掌聲和聚光燈。片方興奮地宣布，這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原型人物真實出演”的作品將于2026年5月30日登陸全國院線。

所謂的“原型人物真實出演”，意思就是，一個因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的罪犯，本色出演了自己的“救贖故事”。沒錯，這個罪犯，就是主演趙簫泓。

消息傳回國內，汪涵、姚晨等公眾人物先后轉發支持，為影片站臺宣傳。一切看起來都像是一個“從廢墟里站起來”的悲情媽媽的完美敘事。

然而，就在距離公映僅剩不到兩周時，輿論場徹底炸了鍋。豆瓣涌入數千條“一星抵制”短評，全網發起了浩浩蕩蕩的抵制行動。

短短幾天內，趙簫泓的微博、抖音等社交平臺賬號相繼被封禁——微博顯示“因違反法律法規或《微博社區公約》被禁止關注”，抖音則顯示“該用戶被禁止發布作品”。

姚晨緊急刪除宣傳微博，回應稱“對影片相關背景缺乏充分了解”。汪涵在凌晨發布道歉聲明，承認“未對項目背景及內容進行充分盡職調查”，已與片方解除一切關聯。

那么，《監獄來的媽媽》到底講了一個什么故事？

片方宣傳文案這樣描述：女主角廖紅是一名幼兒園教師，婚后長期遭受家暴，在一次沖突中因反抗失手致丈夫死亡，入獄服刑十年。

在監獄中，她在文藝隊通過藝術活動反思過往，逐漸完成自我救贖。出獄后，她通過自立贏得婆婆諒解，與兒子重新修復親情紐帶。

而電影最大的賣點在于，女主角廖紅由趙簫泓本人出演，婆婆和兒子也由真實生活中的婆婆、兒子親自上陣。片方稱之為“真實的力量”。

聽起來像是一部催人淚下的反家暴題材電影，對嗎？

但真實案件，是另一番光景。

根據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西刑一初字第233號刑事判決書，以及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陜刑一終字第66號刑事裁定書——

2009年4月15日晚，趙簫泓與丈夫張勃因“支床”這一家庭瑣事發生爭吵并廝打，趙簫泓到客廳拿了把水果刀，一刀刺進丈夫胸部，刺破主動脈，導致丈夫當場死亡。

法醫鑒定顯示，致命傷“斜向右下入胸腔”，符合蓄意捅刺特征，非失手誤傷所能形成。死者身上無防衛性傷痕，趙簫泓體表也無挫傷或毆打痕跡。

合租室友、雙方弟弟等多位證人證實，夫妻二人關系基本正常，不存在長期家暴的情形。法院最終以故意傷害罪判處趙簫泓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趙簫泓提出的“家暴抗辯”，因證據不足被陜西省高院逐一駁回。判決書中沒有任何一字提到“長期家暴”“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

這不是什么“失手反殺”，而是一起因生活瑣事引發的故意傷害致死案。

然而電影將“支床爭吵”改成了“長期家暴折磨”，將“主動持刀傷人”改成了“絕境被動反抗”，將“故意傷害致死”改成了“無奈失手殺人”，還憑空編造了諸多家暴情節。

影片結尾，女主角出獄后站在陽光下，完成自我救贖，與婆婆相擁而泣。而現實中的趙簫泓出獄后，根本沒有和婆婆、兒子一起生活。

這件事最令人憤怒的，其實并不是藝術改編與真實案件之間的差距。如果一部虛構的反家暴電影，哪怕再煽情，只要不打著“真實”的旗號，觀眾也能接受。

真正踩到紅線的是兩件事：

第一，失德藝人尚且有封殺之例，一個背負命案的罪犯，憑什么能把自己包裝成英雄，靠著自己的罪行名利雙收？

讓我們看看西方是怎么處理這類問題的。美國早在1977年就出臺了著名的“山姆之子法”， 禁止罪犯通過出售自己的犯罪故事（寫書、拍電影、接受付費采訪）牟利。

這項法律誕生的背景是：連環殺手大衛·伯科維茨被捕后，有出版商想高價購買他的故事版權。社會震怒——一個殺害六人的惡魔，居然想靠殺人的經歷賺錢？

紐約州于是通過立法，關閉了這條道路。此后，美國已有27個州效仿出臺了類似法律。

歐洲雖然沒有專門的“山姆之子法”，但影視行業有一條不成文的鐵律：真實犯罪案件改編，必須由專業演員扮演。

罪犯本人絕不能以主角身份參與拍攝，更不能通過商業發行盈利。哪怕是拍攝罪犯出獄后的紀錄片，也大多是第三方視角，收益受到嚴格監管。

2022年，網飛推出劇集《怪物：杰夫瑞·達默的故事》，由專業演員扮演殺人犯達默，尚且因“給受害者家屬造成二次創傷”而遭到全美輿論的猛烈批判。

受害者家屬直言“我們從未被聯系，他們只是拿我們的痛苦賺錢”。可以想象，如果美國有一部由達默本人出演的劇情片，會在社會上引起怎樣的軒然大波。

這就是西方社會數十年來死守的一條倫理底線：可以拍兇手、剖析罪行、深挖犯罪根源，但絕不允許真實的兇手本人，以主角身份重回公共敘事中心。

因為一旦越界，就等于向社會傳遞一個信號——犯罪可以被資本化，惡行可以被商業化，暴力可以被流量化。

一個身負命案的人，最終憑借自己的惡行登上了大銀幕，拿到了獎杯，走進了聚光燈，那這個社會的價值導向將徹底傾斜。

而《監獄來的媽媽》，恰恰越過了這條連向來以開放包容自居的西方，都不敢觸碰的底線。

更嚴重的是，根據我國規定，任何商業電影從業者應當堅持德藝雙馨，遵守法律法規和社會公德，服刑期的罪犯顯然不符合這一要求。

而且一個人因犯罪被判刑，失去自由本身已是對其行為的懲罰，但不代表他可以用這段歷史來牟利。

如果犯罪經歷可以被包裝成“勵志故事”來博取掌聲和金錢，那無異于告訴公眾：犯罪不但不會被徹底清算，反而可能是一條名利雙收的捷徑。

試想，這樣的影片若真能上映大火，是不是在鼓勵扭曲的價值導向？

第二，這部電影的整個拍攝過程，本身就涉嫌嚴重違法違規。

導演秦曉宇在接受采訪時坦言，影片從2018年6月開始籌備，最初是以“拍攝監獄教育改造紀錄片”的名義申請并得到了司法部相關部門的批準，才得以進入監獄拍攝。

然而實際拍攝中，采用的是“按劇本分鏡調度、一條不滿意就重拍”的故事片工作方法，最終成片也被本人承認為“故事片而非紀錄片”。

這種“報備紀錄片、實拍商業片”的操作，本質上是典型的以欺騙手段取得行政許可。

監獄是國家的刑罰執行機關，不是商業片場，以公益紀錄片的名義獲批，最終卻將素材用于商業盈利，既違背了審批的公益目的，也嚴重擾亂了監管秩序。

而趙簫泓本人是在服刑期間參與拍攝的。我國有明確規定，嚴格禁止正在服刑的罪犯參與營業性演出及商業影視拍攝。

此外，趙簫泓于2020年6月提前釋放，但剝奪政治權利的執行期持續到2023年6月。《刑法》明確規定，剝奪政治權利包含言論、出版自由，商業電影發行顯然屬于禁止范疇。

一個服刑期間參與商業拍攝、剝奪政治權利期間持續參與影片制作、宣傳甚至出國領獎的人，究竟是如何一路綠燈的？誰批準的？流程合規嗎？這背后是否存在默許變通甚至利益輸送？

更離譜的是，影片2019年就已開機拍攝，直到2021年才完成備案立項。根據《電影產業促進法》第十三條，備案是攝制前的法定前置程序，不得倒置。

這種典型的“先拍后備”操作，已構成程序違法。

一部靠謊言堆砌的電影，終究會被真相戳穿。一個靠犯罪經歷收割名利的人，終究會被社會唾棄。我們需要追問幾個問題：

其一、篡改司法事實、將故意傷害美化成“家暴反殺”，這是藝術創作還是公然歪曲？法律尊嚴何在？

其二、以紀錄片名義獲批進入監獄拍攝，最終卻拍成商業故事片，這是程序違規還是蓄意欺騙？誰在默許？

其三、服刑期間擔任商業片主演、剝奪政治權利期間出國領獎，究竟是憑哪條法律開的綠燈？審批環節是否存在失職甚至權力尋租？

其四、“先拍后備”、程序倒置，卻最終拿到了公映許可證，監管鏈條上的漏洞到底有多大？

目前，國家電影局已回應稱“正在處理”，上海市電影局也已跟進。調查要穿透迷霧，還公眾一個真相，更要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公眾接納真實的苦難，但絕不縱容虛假的洗白。社會包容改過自新，但不意味著美化犯罪。

法律的尊嚴，不只在于條文的具體規定，更在于違反規定時有人追問、有人擔責。

當罪行都能被公然美化，公平正義的根基也就蕩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