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很多人都感覺到世界在變壞。關稅越來越高，供應鏈在斷裂，盟友之間互相加稅，WTO好像變成了一個沒人去的空房子。

這種變化已經明顯到不需要論證了。中文世界把它叫"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一個已經形成的共識。

問題在于，共識只停留在"變了"這個層面。往下一層，對"為什么會變"的解釋，分歧大得驚人。有人說這是東升西降、美國衰落的必然結果；有人說如果不是特朗普這個人，全球化不會退潮退得這么快。這些解釋各自抓住了某些現象，但它們都指向了錯誤的方向。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最近發表了一篇只有七頁的論文，標題就叫《一個時代的終結》（The End of an Era）。他是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長期研究全球資本主義、國際金融和貿易政治。弗里登最擅長的不是追逐新聞，而是在別人盯著每日頭條的時候，把目光拉回到過去一百五十年的國際經濟史里，看制度怎么形成，又怎么崩塌。

這篇論文做的，就是對上述兩種流行解釋的精確反駁。

美國沒有在衰落，特朗普也不是原因本身。真正在走向終結的，是二戰后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制度安排——"美國領導加多邊制度約束"這個組合。不是特朗普又加了幾項關稅的問題，不是WTO又被冷落了一次的問題，而是維系這套秩序的基本預期，已經開始系統性地瓦解。

這件事聽上去是國家間的博弈，離日常生活很遠。但它的后勁，最終會沿著供應鏈、匯率、物價和就業，一層一層地滲透到每個人的生活里。更深處的問題是，我們這一代人正在失去一種出生時就已經擁有、以至于從來沒意識到它需要被維護的東西：一個可以預測的世界。

一、制度的本質：不是寫在紙上的規則，是別人心里對你的預期

弗里登的論文，表面上在談關稅、WTO、多邊主義和美國領導權。但它的真正主題更深一層：國際制度是如何存在的，又是如何死亡的。

他引用了國際政治學里一個經典定義。制度的生命不在紙面規則上，而在行為體對彼此行為的穩定預期中：一套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讓各方都能預測對方接下來會怎么做。

這句話聽起來抽象，但放進現實就非常具體。

WTO的規則至今還在書面上，它的條文沒有少一個字。但是，如果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相信，美國會無視WTO；如果各國開始預期，美國隨時會繞過多邊機制，用雙邊威脅、歧視性關稅和政治交易來重新安排經濟關系，那么這套制度實際上就已經被掏空了。

區別就在這里。一次違規不叫制度終結。一個大國偶爾搞保護主義，不會推翻整個秩序。但當核心國家反復、公開、系統性地否認原有制度原則，其他國家就被迫重新計算自己的政策。制度的死亡沒有追悼會。它發生在最后一個國家決定不再按舊規則行動的那一刻。

想一想，這和日常生活中什么東西很像？

一個房東和一個租客簽了合同。合同里寫了租金、期限、維修責任。但每次房東來收租，都找理由加幾百塊；每次水管壞了，都說"你再等等"。租客一開始會忍，但忍到某個點，他不會再按合同預期來做事。他會找下家，會拒絕溝通，會開始保留證據準備撕破臉。

合同還在，但"合同能約束行為"這個預期，沒了。

這個邏輯從兩個人的租約一直通到兩百個國家之間的貿易體系。我以前講過一個類似的觀點：真相從來不是自然的默認項；和平、繁榮、可以預期的秩序，這些東西不是空氣，不是你什么都不做就能享有的。它們是需要制度和文化共同維護的脆弱例外。

弗里登說的"穩定預期"，本質上就是同一類東西。一個國際經濟秩序能維持八十年，靠的不是紙上的條文，是足夠多的人相信它會繼續。一旦"相信"崩了，文本再好也沒用。

二、第一次全球化是怎么死的

弗里登把鏡頭拉回十九世紀。

那個時代常被叫做"第一次全球化"。金本位連接了主要經濟體，歐洲人可以自由遷徙到世界幾乎所有地方工作和生活。按某些指標看，當時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可能比今天還要深。

經濟上，它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窮國追趕中等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追趕富裕國家。但弗里登沒有美化那個時代。那同時還是殖民帝國主義、童工和血汗工廠、歐洲農業大危機的時代。

關鍵不是"舊全球化有沒有問題"，而是它明明創造了整體增長，為什么還是崩潰了。

表層答案是一戰，但弗里登給出的深層解釋更有穿透力：國內政治變了。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歐洲大多數國家沒有普選權，或者民主程度很低。農民、工人和城市中產承受著金本位和自由貿易的全部代價：通縮、工資被壓、失業、財政緊縮。但他們沒有任何政治發言權。精英階層可以把全球化紀律強加給這群"政治上不存在"的人。

一戰改變了一切。各國政府為了爭取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政黨對戰爭的支持，向勞工力量做出了大量讓步。戰后，社會不穩、勞工力量增強、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壓力，一起推動了普選權的全面擴張。到1920年代初，歐洲大多數國家已經實現了普選。工會、社會主義政黨、農民政黨進入了議會甚至政府。

舊精英突然發現：過去可以強加給無權者的那些經濟紀律，現在行不通了。承受全球化代價的人有了選票。

英國1925年恢復金本位，結果引發了大規?？偭T工。1929年之后，經濟教條全面失靈，選民拒絕繼續忍受舊式通縮和緊縮。隨后是大蕭條、貿易戰、貨幣戰，最后是另一場世界大戰。

弗里登想說的是：古典全球化不是被外敵打敗的。它的國內政治地基被挖空了。全球化創造了紅利，但紅利的分配從來沒有說服過那些為此付出代價的人。當他們拿到投票權，舊制度就不可持續。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引用過美國外交政策學者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大西洋月刊》寫的長篇分析。卡根說，十九世紀那些懷念"大國協調"的人，完全忘了那個時代有多血腥：克里米亞戰爭死亡五十萬人，普法戰爭在一年內造成超過四十萬人死亡。幾乎每十年就有一場涉及兩個以上大國的全面戰爭。

卡根講的是國際層面的殘酷。弗里登補充的是國內層面的斷裂。兩者拼在一起，才構成完整的畫面：一個全球秩序要崩塌，從來不是單一層面的故事。外面在打仗，里面在翻桌。

三、戰后秩序的"大交易"：霸權為什么需要捆住自己

古典全球化崩潰之后，二戰后的那代人不想再犯同樣的錯誤。

他們建立了一套新秩序，也就是廣義上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弗里登強調了一個要點：戰后這套秩序不是簡單恢復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全球化。它是一種妥協，保留國際經濟整合的好處，但用福利國家和社會保護機制來緩沖全球化對國內社會的沖擊。

換句話說，戰后秩序之所以更穩定，不是因為它更"市場化"，恰恰是因為它給市場加了一把安全網。它承認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有價值，但也承認民主國家必須保護自己的工人、中產和農民。

這套秩序建立在兩個支柱上：美國領導，以及多邊制度對美國領導的約束。

這不是理想主義的產物，而是一筆很務實的交易。

美國提供全球公共品：穩定的貨幣體系、開放的貿易市場、安全保障。它愿意這么做，因為作為最大的經濟體，它能從全球穩定中獲得最大份額的好處。其他國家接受美國主導，是因為多邊制度提供了某種"保證金"，這些制度被設計來限制美國濫用優勢的可能。

弗里登歸納的戰后秩序核心公式是："由多邊主義約束的美國領導。"

我在解讀卡根文章的綜述中詳細討論過這個概念?？ǜ阉凶?大交易"（grand bargain）。美國的盟友在這場交易里賭了兩件事：一是美國會在需要時保衛它們；二是美國不會利用不成比例的實力欺壓它們以自肥。戰后八十年里，大多數時候兩個賭注都贏了。

但這也意味著，今天的問題關鍵不在于美國是否仍然強大。美國仍然擁有全球最大的經濟體量、最深的金融市場、最強的軍事投射能力。

問題在于，它還愿不愿意做"被約束的領導者"。

如果美國只想保留領導帶來的好處：主導規則、設置議程、享受霸權紅利，但拒絕接受多邊制度對自身的約束，那么"大交易"的地基就裂了。其他國家沒有理由繼續接受一個不受規則約束的霸權。

四、制度是怎么死亡的：兩次貨幣危機的解剖

為了讓這個邏輯更具體，弗里登拿出兩個歷史上的精確案例。

第一個是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瓦解。

這個體系的核心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再與美元掛鉤。美國是整個體系的錨。制度隱含的前提很簡單：美國會維持美元的幣值穩定，提供一個可靠、安全、可預測的貨幣錨。

但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的通貨膨脹明顯高于主要貿易伙伴。法國人公開抱怨美國濫用"過度特權"，印自己的錢讓全世界買單。1971年8月，尼克松面臨一個選擇：要么通過緊縮政策來維持美元與黃金的承諾，代價是打擊經濟、影響1972年大選；要么直接關掉黃金窗口。

尼克松選了后者。他記得1960年經濟降溫讓共和黨輸掉了選舉。

弗里登的結論毫不含糊：布雷頓森林貨幣制度不是被抽象的經濟規律自動摧毀的。它是被錨定國美國的國內政治現實摧毀的。

第二個案例是歐洲貨幣體系。

1979年建立后，這套體系逐漸變成以德國馬克為中心。成員國接受這種安排，是因為它們相信德國央行會始終保持低通脹和貨幣穩定。但兩德統一后，德國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和國內反通脹政治壓力，央行把基準利率從不到4%一路加到超過9%。整個歐洲被拖入衰退，西班牙失業率達到25%。

從其他歐洲國家的角度看，德國作為區域錨定國，因本國政治經濟壓力，背叛了伙伴國對它的預期。經過兩年的掙扎，一些成員國最終選擇打破與德國馬克的掛鉤。

兩個案例揭示的規律完全一致。霸權國或錨定國建立的制度，從來都是自利的，它服務于自身利益。但它必須同時包含一個隱含承諾：我會在一定程度上顧及你們的利益。一旦霸權國的國內政治經濟力量迫使它違背這個承諾，制度不會慢慢凋零。它會斷崖式崩塌。

這和當代的關聯再直接不過。美國曾經承諾提供穩定、開放、可預測、受規則約束的領導。如果它因為國內政治壓力轉向單邊主義、雙邊交易和歧視性關稅，其他國家必然重新評估一件事：舊的那套承諾，還在不在。

正如我在之前文章中提到，有學者在《末日循環》一書中指出，美元體系雖然漏洞百出但缺乏替代品，全世界被鎖在美元陷阱里。

但這恰恰說明，舊制度可能正處于一種"技術性存續而預期已經瓦解"的狀態：賬面還在運轉，但沒人再相信它會長期運轉。

五、反全球化并不是特朗普的發明

接下來，弗里登追問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美國國內政治經濟到底發生了什么，以至于愿意推倒自己搭建的秩序？

一戰結束之后，美國其實已經有能力接過英國的全球領導權。威爾遜總統推動凡爾賽條約和國際聯盟，但1920年的美國選民明確拒絕了這套國際主義方案，轉身選擇了孤立主義。后來的學者普遍認為，如果當時美國承擔了領導責任，兩戰之間的很多災難或許可以避免。

二戰后美國之所以愿意扮演霸權角色，冷戰起了決定性作用。與蘇聯的緊張升級，讓美國政府有了一個可以拿去說服公眾的理由：參與全球事務是國家安全需要。沒有這個理由，當時的國會和選民不會接受美國大規模卷入歐洲和亞洲的防務承諾。

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后，這個國內政治基礎開始反向運轉。

大量高薪制造業崗位流失，國際貿易和投資被普遍認為是主要原因。這種不滿集中在美國的工業地區，特別是中西部和上南部。而這兩個地區恰好是總統選舉中的搖擺州。受損最深的選民，成了全國政治中最關鍵的選民。

2016年總統選舉是一個轉折點。弗里登特別指出，伯尼·桑德斯和唐納德·特朗普在貿易議題上的競選演講，幾乎難以區分。一個左翼，一個右翼，在全球化問題上說出了幾乎一樣的話。兩人都在去工業化地區和工人階級選民中表現最好。

這意味著反全球化并非特朗普一個人的怪癖，也非右翼民族主義的專利。它是橫跨左右兩翼的、有真實社會基礎的政治力量。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經介紹過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的觀點。他把資本主義的歷史描述為"一連串的制度更替"，每一個舊秩序的崩塌，都不是靠修修補補救回來的。深層危機和社會反抗的沖擊，讓整個舊體制喪失了"自我再生產能力"。

弗里登沒有貝克特那么宏大的敘事跨度，但他在更具體的層面上展示了同一件事：美國社會里支持全球經濟參與的聯盟被削弱了。反全球化、反多邊主義、反國際約束的政治力量已經進入了國家權力中心。

這張牌桌上真正決定牌局的，不是某一個人的傾向，而是誰在承擔全球化代價、這些承受者又拿到了多少政治權力。當被犧牲者擁有選票、能組織政黨、能影響選舉時，任何制度，無論它曾經創造了多少總量增長，都會變得不可持續。

六、這一次為什么不一樣

批評多邊貿易體制不是什么新現象。弗里登指出，至少從奧巴馬政府開始，美國就對WTO的一些運作方式不滿。反傾銷計算中的"歸零法"爭議，對中國是否遵守入世承諾的質疑，都不是最近才有的。

但特朗普政府做了一件與前任完全不同的事。

它不是指向WTO的某個具體條款或某個具體爭端，而是在多個維度上系統性地、公開地全面否定多邊制度的基本原則。

最清晰的例子是2025年4月宣布的"對等關稅"。這種關稅因國家而異：同一個商品，從不同國家進口，稅率不同。這直接違反了戰后貿易體系最核心的一條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也就是關稅不能因為來源國不同而有差別。

這條原則的意義遠遠超出技術便利。它構成了戰后貿易制度的核心預期：所有參與這個體系的國家都相信，彼此的貿易政策會按非歧視原則來制定。GATT和WTO八十年來的所有規則，都是圍繞這個基點搭建的。

違反最惠國待遇本身不是史無前例。過去也有過例外條款和特殊安排。但這一次的不同之處在于，這是對原則本身的公開否定。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所說的"某種全球經濟大重組"，不是修辭。這是一個信號，告訴全世界：美國要的不再是修補舊規則，而是換一套全新的玩法。

對此，多位學者有類似的觀點：秩序不是自己在"衰落"，它在被"主動拆除"。舊的勢力范圍劃分至少有談判、有邊界、有紀律，而今天的新勢力范圍，用塔夫茨大學教授莫妮卡·托夫特的話說，"只有勢力范圍的邏輯，卻沒有勢力范圍的約束"。

弗里登的分析和它完全互補：約束的消失，恰恰是因為提供公共品的那個國家不再覺得"被約束"對自己有好處。

七、我們到底正在經歷什么

戰后國際經濟秩序已經陷入困境十多年了。全球金融危機、持續數年的疫情、各國選民對建制政黨和政治機構失去信心、越來越多人把全球化和多邊機構視為對主權的侵蝕。這些矛盾不是特朗普制造的，他只是把它們推到了前臺。

但推到前臺這件事本身就改變了游戲。世界上最重要國家的政府，已經違背了交往對象對其行為的長期預期。世界其他國家別無選擇，只能根據新的預期來調整政策。

舊秩序不是在"承受壓力"。它已經走到了末端。

論文的最后，弗里登并沒有畫一張未來的藍圖。他的謹慎態度恰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舊制度正在結束，但替代它的制度還沒有成形。我們能看到的可能方向，不是單一的新秩序。是幾種同時并存的碎片化安排：

美國主導的雙邊交易秩序，區域化的經濟防御圈，以國家安全為絕對優先的貿易體系，以及一個名義上保留多邊框架但實際上各方都在例外化和武器化的混亂狀態。

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一個世紀前的動蕩時期說過一句后來被反復引用的話："舊的已經死去，新的尚未誕生；在這個過渡期，各種各樣的病態現象就會發生。"我在多篇文章中都用過這句話，這一次依然適用。

弗里登沒有明確引用葛蘭西，但他的論證指向同一個位置：我們正處于舊均衡已經失效、新均衡尚未建立的那個裂縫里。

他最深的洞察隱藏在冷靜的敘述里。全球化不是因為沒有創造增長而失敗。相反，它創造過驚人的增長，但增長從來不能自動解決分配。而一個不能說服被犧牲者的制度，無論賬面上的GDP數字有多好看，最終都會失去繼續存在下去的政治合法性。

結語

弗里登這篇論文最大的貢獻，不是新的事實。它是一個讓人重新理解所有這些新聞的框架。

戰后秩序的真正核心，從來不是自由貿易本身，不是WTO這個機構的存在，也不是美國霸權有多大。它是一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定組合：一個強大的霸權國家，愿意通過多邊制度來約束自己行使霸權的方式。

這本身就是一種罕見的政治發明。強大者自愿捆住自己，被領導者因此愿意服從。這個悖論定義了戰后八十年的全球繁榮。

一旦"愿意"消失，剩下的就是一個單純的權力不對等關系。一個不再自我約束的超級大國，和一個沒有人再相信的規則體系。舊制度不可能照常運轉，因為它運轉的前提已經被抽走了。

這里有兩種常見的誤判需要糾正。

第一種是認為舊秩序的瓦解是一個"美國衰退"的故事。美國的經濟體量、金融深度、軍事力量和科技優勢沒有消失。變化發生在更深的地方：美國國內政治中，支持承擔全球領導成本并接受多邊約束的那個社會聯盟，已經瓦解了。

第二種是把這一切歸結為某個政治人物的個人風格。弗里登花了整篇論文告訴你，從古典全球化的崩潰到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瓦解，每次國際秩序更替背后，都有一個相同的機制：國內承受代價的人獲得了政治權力，舊有的利益分配方式失去政治可行性。特朗普是結果，是加速器，不是原因本身。

我們正活在一個時代的收場里。最需要被重新理解的事情，不是美國變得更弱了，也不是世界變得更亂了，而是美國未必還愿意做曾經那個既強大、又愿意被自己建立的規則捆住的美國了。

這件事的后果，正沿著供應鏈、匯率、物價和就業，一層一層地傳到每個人的生活里?！径?/p>

經叔最近做了一個網站:https://budongjing.com

人肉篩選挖掘的硬核優質內容及深度原創，重點關注科技、文化、財富、權力四大要素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與影響。網站定價1999元/年，目前內測優惠價1299元/年，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加經叔微信訂閱。

另外，歡迎加入經叔的知識星球。在這里，我們拒絕無用的焦慮，只談底層的邏輯與實戰的干貨。我會結合最新的AI前沿動態、深度的商業創新分析（如一人企業的構建）和獨特的文化思潮（如麥克盧漢的媒介洞察），幫助大家把握時間窗口。

我是不懂經的經叔，國內最早翻譯介紹了納瓦爾的《如何不靠運氣獲得財務自由》，以及影響了納瓦爾、中本聰、馬斯克等大佬的《主權個人》。

不懂經知識星球，眾多百萬粉絲大V、千萬及億萬富翁訂閱。專注分享一人企業、一人創投主題，關鍵詞：AI、IP、創投、科技及商業前沿的高杠桿內容。

愈懂愈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