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是我國著名學府，更是我國明清史學科的重鎮，這與鄭天挺先生一九五二年九月“奉調”南開有著極為重要的關系。

一、中華書局與鄭天挺先生

當然，也因為鄭先生的到來，南開歷史學科與中華書局開始了長期的合作。中華不斷得到南開歷史學科的有力支持，以鄭天挺、楊志玖、王玉哲、楊翼驤、吳廷璆、來新夏、馮爾康、劉澤華、南炳文、張國剛、李治安、常建華、孫衛國等為代表的幾代學者，都與中華往來密切，交流合作，交誼深厚。中華書局曾經榮幸地承擔了匯聚所有南開史學前輩學者在內的“南開史學家論叢”的出版工作。

鄭天挺先生

七十年來，我們編輯出版鄭天挺先生撰著的《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宋景詩起義史料》《清史簡述》《探微集》《及時學人談叢》《隋唐五代史講義》《元史講義》《明史講義》《清史講義》《歷史地理學講義》等；還出版了鄭先生與翦伯贊先生擔任主編的《中國通史參考資料》、鄭先生主編的《中國史學名著選》（六種）等。

鄭先生逝世后，幾次紀念文集，也都是由中華出版的。一九八四年組織約稿，一九九〇年編輯出版《鄭天挺紀念論文集》（吳廷璆、陳生璽、馮爾康等編）；二〇〇〇年，出版《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二〇〇九年，出版《鄭天挺先生學行錄》（封越健、孫衛國編）；二〇一一年，出版《中國古代社會高層論壇文集：紀念鄭天挺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上面這些圖書的出版，很多其實都有鄭克晟先生的功勞。尤其是在鄭天挺先生日記的出版過程中，克晟先生實際是起到關鍵性作用的。

二、西南聯大日記出版前后

二〇一八年一月，《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出版后，我曾介紹過該書的出版過程。二〇〇五年六月，閱讀何炳棣先生《讀書閱世六十年》一書，其上篇有鄭天挺先生日記書影一頁。因何先生在該書前言里說是鄭克晟先生提供的，即與克晟先生電話。克晟先生說，日記都在，但是否出版，需要與姐姐、兄弟商量。

同年八月五日日志：

與鄭克晟先生電，問鄭天挺先生日記一事，談得如何。謂天熱，未曾走動，只要同意，一定給我也。遂寄其一信，附《梅自述》一書，聊作消暑之具也。

以前寫信，寫了就直接寄走了。然自二〇〇五年上半年起，那時候我開始編輯《顧頡剛全集》，看到他對于自己重要的信件，都錄副留存。這個啟發了我，于是寫信，皆作復印留存。——當我為寫這篇回憶，翻檢書信檔案時，居然發現第一通留下復印的，竟然就是八月五日給克晟先生的這一通。日志里說，“問鄭天挺先生日記一事，談得如何”，則電話聯系，肯定是在寄信之前。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一日，書局一行數人到訪南開，走訪了來新夏、孫昌武、李劍國、羅宗強、王敦書等先生；當然，更是到了東村12號，話題總是離不開西南聯大日記事。

本文作者與鄭克晟先生合影一

四月三十日日志：“與鄭克晟先生電，問毅生先生日記之出版事，謂猶未討論好。”自此之后，每年都會與克晟先生聯系，詢問商議結果。——衛國兄也是從旁協助，希望《西南聯大日記》能早日出版。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八日，曾給衛國兄去過一封信，說道：“克晟先生來電，要我幫他找一張照片。今日弄得，發給你，請幫忙轉呈是荷。照片原效果不佳，只能如此。鄭老之日記，猶時刻不能忘懷，總是心病，多年縈繞，漸成‘心魔’矣。一笑！”也大概是那個時候，克晟先生說姐弟中三人已同意。之后，我也還是一如既往地每年詢問兩三次，特別是春節過后的那次聯系，最是令人期待！

二〇一六年八月底，衛國兄來電，說克晟先生讓他告訴我，日記可以出版了。九月一日，又發來微信說：“如果兄近期能來，我們就可啟動鄭老日記的整理工作。”當即復之曰：“老兄之力也！小弟十來年之努力與等待，終于‘落聽’！”遂于九月九日到東村，拜訪克晟先生，觀看日記原稿，摩挲不能置！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日，為了制作插頁，再次到東村，克晟先生與鄭泰先生取出日記原稿、書信及相關文獻（如鄭天挺先生的北大畢業證），掃描若干。其中有一張傳單，很有史料價值，后來我們也用到了書上。

本文作者與鄭克晟先生合影二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在二〇一八年一月正式出版，正好趕上《無問西東》電影上映，應時形成了熱點。三月十七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聯合中華書局，在天挺閣舉辦了“鄭天挺先生新刊遺著發布會”。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山東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河南大學、江西師范大學、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以及南開本校等十馀家單位四十馀位學者出席了發布會，會后《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中國出版傳媒商報》《城市快報》等多家媒體給予了關注與報道。

鄭天挺先生新刊遺著發布會現場照片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為拍攝《但是還有書籍》紀錄片，我陪著攝制組，來到南開，來到東村12號。為取景若干鏡頭，用了整整一天，克晟先生一直陪著我們。傍晚，我攙著克晟先生出去，轉了一大圈，樹叢與墻角間還留有一些殘雪；津門八里臺的夕陽，穿過枯荷的間隙，灑落在馬蹄湖冰面，散發出橘黃色光影，溫暖了整個冬季。

三、北大日記與翠微校史日記繼續整理

二十年來，克晟先生一直支持我們整理出版鄭天挺先生的日記。就在《西南聯大日記》出版之后，我們即商定了《北大日記》的出版。由克晟先生執筆，署名為“鄭嗣仁”的《北大日記》序言，作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最后說到：

鄭先生在西南聯大時期的日記，已由中華書局單獨出版。這里展現的是一九二二年（僅一日）、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及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的相關日記，大部分是敘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與五十年代初在北大的校務、教學、科研情況，故名《鄭天挺北大日記》。

抗戰前日記當時即已裝訂成冊，“文革”時幸未完全遺失。此次交付俞國林先生點校，悉依日記原稿，保留原貌。

這里最為重要的是最末一句，是“悉依日記原稿，保留原貌”。這既是學者的眼光，更是歷史學家的史識。

今年三月六日，為了準備《北大日記》的插頁，再一次來到東村12號。家中陳設，與克晟先生在時無異，我自然地坐到了之前的客位，但是左側椅子上的主人已經不在。面對空座，相對泫然，靜默良久……

本文作者坐在原來的客位上

鄭泰先生取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資料，擺在了桌子上。我特別留意各種聘書，自蔣夢麟聘為北大秘書長、胡適聘為史學系主任，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葉劍英、譚政鈐印的第〇〇九號《委狀》：“茲委任鄭天挺為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等等。

當然，鄭先生之工作自北京大學“調崗”南開大學，也是有正式文件的。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五日，蓋有“京津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北京大學籌備委員會”大章的公函，寫道：

鄭天挺同志：

頃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通知：……。按照通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先生之工作崗位為南開大學。北京大學籌委會謹祝先生為祖國需要在上述光榮的崗位繼續努力工作。并對先生在此次人事調整中自覺而愉快地服從祖國需要的表現致以熱烈的敬禮。

一張泛黃的紙張，油印的制式公文，只是填上了姓名與供職的機構，關防一蓋，從此就決定了個人的去留；至于當事人的心情，已經提前做了“自覺而愉快地”的設定。多少人的一生，就是這么著被決定了的，其幸也歟？其不幸也歟？

克晟先生曾回憶說：“他走前一人不訪，只身離開了北京，離開了北大”，因為“別人似也顧不上看望他”。《莊子》所謂“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泉涸之際，心照不宣，各自安好。自此之后，鄭天挺先生前半生的“功業”，隨著一些人的離開，一些人的凋零，一些人的沉默，作為當事人的鄭先生亦不再與旁人談起，真正的“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了也么哥。

還看到兩張特別的照片，一張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全體同仁合影，一張是北大歷史系全體同事合影。

前者的背面，鄭天挺先生寫著：“一九五二年九月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結束留影。”兩張照片中，都有鄭先生與向達先生，兩人的衣著與發型，以及鄭先生手上拿著的帽子，都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認定為同一天所拍攝。后者共有十五人（留系的商鴻逵、汪篯因為有事外出，未參加合影），前坐七人里有四十歲以下教師如戚佑烈、楊翼驤、鄧銳齡，后站八人中有已享學術盛名的向達、楊人楩、余遜、鄧廣銘、張政烺，感覺不合常理。但仔細辨析之后才知道，前坐者乃都是要被調離的，如此安排，北大歷史學系誠可謂重情義者也。

一九五二年九月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合影，前排左起：朱慶永、戚佑烈、韓壽萱、鄭天挺、楊翼驤、胡先晉、鄧銳齡，后排左起：李克珍、鄧廣銘、向達、張政烺、楊人楩、胡鐘達、余遜、劉克華

鄭泰先生還拿出一張一九三四年五月，故宮博物院代理院長馬衡邀請鄭先生參加二十九日午后在故宮御花園舉行的游園會請柬。估計二〇一九年六月八日，克晟先生曾取出來看過，于是在便箋上寫了一段文字，介紹了請柬與日記對照之情況，末曰：“鄭之抗戰前北大日記，今年中華書局將出版。”看到這一行字，觸目傷懷，羞愧無地，不能自已。

直到七年后的五月，《鄭天挺北大日記》才正式出版。七日，我在朋友圈發了日記相關圖片，附言曰：“自《西南聯大日記》刊行后，受?克晟先生之托，董理《北大日記》。工馀從事，前后八年，終底于成，而克晟先生已于二〇二二年歲末長往矣，未及得見，是所深恨焉！前月，克揚先生復以翠微校史日志為囑，敢不黽勉，努力努力！”

《鄭天挺北大日記》書影

當然，鄭天挺先生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借調在中華書局點校《明史》的日記，克揚先生此前曾給我看過一些，說以后有機會，再整理出版。

鄭先生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日記：

九時半，何錫麟副校長來談，天津市委得中宣部通知，促余仍入京完成《明史》標校事。余意，在京便則入京，完全服從需要。

九月十日日記：

中華書局來電話，催入京。

九月二十八日日記：

七時半，校辦來人，派車送余至站，乘96次車入京，晟兒偕行。八時二分開，十時三十八分到。中華書局肖項平、趙守儼來接，站無運行李人，自提出站，多而重。……住中華書局西北樓101號內2號。

這一時期的日記，除了標點《明史》之外，多有記載與孩子們的往還，以及拜訪各位學界老友，心情比較愉快。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克揚先生因感染新冠病毒，身體極為虛弱，特意來電，言及鄭天挺先生著作事。說了三點：一《北大日記》是否收入解放初的內容，可以再商量；二《翠微校史日記》，因為有許多記載家里人的細事，當時與克晟溝通，是待克晟看過之后若覺得可以，再交給我整理；三是希望出版《鄭天挺傳》。最后還說了一句：“我想，鄭老的事情，今后只能拜托你了。”好在，克揚先生身體恢復的比較順利，很多工作中遇到的問題，近幾年都得以交流和請益。

今年三月十八日，我到北航家屬樓拜訪克揚先生，克揚先生將鄭天挺先生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在翠微路中華書局參與“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時期的校史日記，鄭重托付，并說：“我年紀大了，希望生前能看到。”于我而言，這既是信任，更是責任！

四、鄭天挺先生友朋書札

為《西南聯大日記》制作插頁時，曾見過鄭天挺先生若干友朋書札，后與衛國兄聯系，建議可選取重要的，整理出版。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衛國兄發來微信：“對于鄭老書信整理，國林兄仍然想做嗎？我覺得需要加緊做了。”因為“克晟先生身體很不好”，“克晟先生在，就有主心骨，他對學林的人物交往也懂得比他人多”。我回復說：“整理也得花很多很多精力與時間的。書信，不同的人，字跡不一，更難整理。”聊了很久，最后我說：“現在北京疫情防控很嚴。待稍平穩，得出來，即來南開，看看鄭先生，再商量能否開展書信的整理。”

十一月十四日，衛國兄又發來微信：“今天下午去見鄭先生，特地談了書信整理之事，他已經答應我們可以動手了，終于可以開始了。不知兄有何想法？想怎么做？”我請衛國兄將已經拍了圖片的書信資料，發來一看。

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日陳寅恪先生與鄭天挺先生函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日，衛國兄陸續發來當年拍攝的書信圖片，并留言說：“國林兄：過年好！正在給您郵箱發送鄭老書信，已經發送完畢一個郵件，還有幾個郵件將陸續發送，請查收。”當我下載完畢，發現總共好幾百個文件包，大概有數千通信札。后來安排了裁圖、修圖，但由于我催得不緊，至今還沒有弄好。且工程量極大，去年與衛國兄商議，可由他組織人力，先做書札選編本。

五、克晟先生的《從未名湖到新開湖》

在多年的交往中，越健兄與衛國兄一直與我提起，關注克晟先生訪談錄或口述史的撰寫事宜。我們讀《從未名湖到新開湖》的“后記”里列的“口述自傳提綱”，就能看到，這是多么有意義的訪談！只可惜，克晟先生沒能全部講出來。二〇二〇年，在越健兄與衛國兄的反復勸說之下，克晟先生勉強同意他倆先收集編輯《從未名湖到新開湖》這本具有回憶錄性質的文章結集。

鄭克晟、傅同欽夫婦于東村家門口

二〇二二年八月一日，越健兄發來書稿電子版。十日，我與衛國兄微信：“衛國兄：鄭先生《師友雜憶》，校樣寄給老兄了。合同，是否寄給老兄？老兄帶過去找鄭先生一簽字，再寄回。可否？還是我們直接寄給鄭先生？”衛國兄回復到：“寄給鄭先生可能更好一些。鄭先生兒子鄭泰在家，他可以幫助處理。”

十月十日，越健兄寫了《編后記》。二位都命我盡快安排，早點出版，因為克晟先生身體“非常不好”。

隨后的兩三個月，大家的出行受到了很大影響。十二月二十五日夜，驚聞克晟先生仙逝的消息！中夜起長嘆，枯坐無語。次日，我在朋友圈發了幾張圖片，并附言曰：

近半月來，朋友圈竟成訃告圈矣。老成凋謝，何以如此其速耶？憶自二〇〇五年與鄭克晟先生通音信，在先生全力支持下，陸續為出版《鄭天挺先生學行錄》《鄭天挺隋唐五代史講義》《鄭天挺元史講義》《鄭天挺明史講義》《鄭天挺清史講義》《鄭天挺歷史地理學講義》《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待刊者有《鄭天挺法制史講義》、《鄭天挺北大日記》等。

先生自著之《從未名湖到新開湖》回憶錄，正待發印，然而先生已矣，竟不得見。竟成遺稿！嗚呼！

二十九日，作《感時》五十六字，中有“寒鴉萬點繞孤村”、“九州舊友愧辛垣”句，發與衛國兄。衛國兄曰：“我們在收集追念鄭先生的文字，您前兩天發在朋友圈的文字已經收錄，此詩亦錄。可否？”長歌當哭，相與感喟者久之。又說：“先生的《師友雜憶》和鄭老待刊的那兩本書，期望都能盡快問世。感謝國林兄這些年來的熱心幫助！希望以后我們繼續合作。”今日再讀，恍如隔世，摘錄數語，聊存其概，所謂此亦一時也，彼亦一時也。漸行漸遠的往事，隱約模糊的記憶，因了當時偶爾細節的文字，或能起悲天憫人之感慨，此日志、微信之所以為貴也。

二〇二三年一月九日，《從未名湖到新開湖》付型；二月十四日，樣書送審，但克晟先生已不能及見了。而我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與衛國兄微信說的“待稍平穩，得出來，即來南開，看看鄭先生”之愿，竟也再沒有機會實現矣。嗚呼！

《從未名湖到新開湖》書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衛國兄發來克晟先生追思會的安排，我也得以梳理近二十年來與克晟先生往還之點滴。因為仔細校讀了鄭天挺先生的日記，在與克晟先生最是尋常的往還中，特別能感受得到克晟先生“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之情懷，以及淡薄名利、成就他人之胸襟。

遙想若干年前，我曾與克晟、克揚先生商議的，鄭天挺先生的未刊著作，一本一本地陸續整理出來，集腋成裘，待將來時機成熟，即可編纂“及時學人全集”。隨著《北大日記》的出版，離這一目標，又近了一步。

昔年讀顧頡剛先生的日記，感動于他對學術的魄力與追求、對青年學子之厚愛與提攜；及讀鄭天挺先生日記，欽佩于他對學術的不棄與堅守、對行政事務之黽勉與忠誠；今讀克晟先生《治史五十年，彈指一揮間》等回憶文章，那種激發興趣的瞬間，持之以恒的定力，誠所謂讀其書，知其人，都是對后學之鞭策！

謹以此文，懷念東村12號主人鄭克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