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傳記文學研究中有一個如雷貫耳的說法，那就是“20世紀中國四大傳記”。這四部傳記一般是指梁啟超（1873—1929）的《李鴻章傳》、林語堂（1895—1976）的《蘇東坡傳》、朱東潤（1896—1988）的《張居正大傳》和吳晗（1909—1969）的《朱元璋傳》。這四大名傳的作者均來自南方，聚焦了中國歷史上的兩位著名政治家、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兼書畫家、一位由草根逆襲而成的帝王。

梁啟超的《李鴻章傳》，撰寫于李鴻章1901年死后兩月，是李鴻章的第一個傳記。全書用文言文寫成，當時梁啟超年僅二十八歲。梁氏《李鴻章傳》從維新派的視角重新審視了這位晚清重臣，揭示了李鴻章在外交上的困境和時代的局限性。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原用英文寫成，1947年完稿，由紐約約翰·黛公司、倫敦威廉海涅曼公司先后出版，20世紀70年代在臺灣地區出版了兩種中譯本，取名為《蘇東坡傳》。林氏《蘇東坡傳》對蘇東坡的才能及政治生活、文學生活等作了生動的描述和評價，掀起了“蘇東坡熱”。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撰寫于1943年，1944年由開明書店出版。這是朱東潤中年時期所撰的一部力作，完整呈現了明代改革家張居正的宦海生涯，迄今是了解張居正和明萬歷早期歷史的必讀之作。與前三種傳記相比，不論是作者生平經歷的傳奇性，還是傳主自身的生命歷程與歷史地位，吳晗和他的《朱元璋傳》當仁不讓，首屈一指。

吳晗

吳晗，原名吳春晗，浙江義烏人。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現代明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出生于1909年，時為清宣統元年，既近帝國的末日，又處在新時代的黎明。真正處于“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他，注定逃避不了“動蕩與沉浮、毀滅與新生”。吳晗的父親吳濱玨是前清秀才，屬于鄉紳階層，也算是書香門第。吳晗天資聰穎，而且早熟。1920年，十二歲的吳晗赴金華讀中學，其間廣覽群書，受到維新思想的啟蒙。1925年，十七歲的吳晗中學畢業，因家道中落，在本村小學教書，以補貼家用。兩年后，吳晗輾轉來到杭州，后考入當時中國十三所教會大學之一的之江大學預科。可惜好景不長，一年后之江大學停辦，吳晗考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后因《西漢的經濟狀況》一文，結識了他的引路人——胡適，時任中國公學校長。他與胡適的師生之宜、不解之緣，讓同輩和后學艷羨不已。

1930年，吳晗追隨胡適北上，經人介紹在燕京大學圖書館當館員。在此期間，他撰寫了《胡應麟年譜》，成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開端。一年后，吳晗先后以文史、英文100分和數學零分的成績報考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后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一時傳為學林佳話，至今為人津津樂道。1934年秋，吳晗以優異成績畢業，留校當教員，講授“明史”課。據清華學人回憶，當時吳晗的“明史”課大受學生好評，與著名教授陳寅恪的“魏晉南北朝史”、張蔭麟的“清史”鼎足而立，被稱為清華史學系“有較高水平的課”。

七七事變后，吳晗隨北平高校南遷，曾在云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受傳統文人士大夫兼濟天下精神的影響，以及現實環境急劇變化的刺激，吳晗在教書治學之余，積極關注時事，開始介入政治。1943年7月加入民盟，三年多后升任北平民盟主要負責人。1949年1月，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等，后又當選全國青聯秘書長、全國政協委員。同年11月，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此后相繼擔任過北京市文教委員會主任、北京市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全國青聯副主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學代表、北京市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1959年6月，吳晗緊跟形勢，在《人民日報》發表《海瑞罵皇帝》，鼓吹海瑞敢說真話的精神。1961年11月，他跨界撰寫的歷史劇《海瑞罷官》出版，并由北京京劇團演出，一時大獲好評，風頭無兩。1965年11月，風云突變，《海瑞罷官》被公開定性為階級斗爭的一種反映，是“一株毒草”。自此開始，他的學術生涯和政治命運開始發生大逆轉。1966年5月被錯劃為“三家村反黨集團”，三年后被迫害致死。1979年獲徹底平反。

與他多舛的命運相似，其代表作《朱元璋傳》也歷經坎坷。大體而言，《朱元璋傳》主要有四次較大修訂，包括1944年初版、1949年第二版、1954年油印稿本、1965年終版。1944年初版由兩家出版社分別以《明太祖》和《由僧缽到皇權》為名出版。據張國剛教授研究，1944年的兩本傳記都存在史料有限、側重道德批判、個人視角、影射現實等不足之處。吳晗本人對1944年初版很不滿意，已經在教學和參加社會工作之余，搜集更多相關史料，為修訂做準備。1948年部分修訂稿曾在報刊上發表，1949年正式出版。1954年油印稿本是吳晗聽取毛澤東等人意見后的又一次修訂本。1964年開始，吳晗按照當時主流意識形態最后一次大幅修改《朱元璋傳》，并于次年正式出版，這一版發行量最大、流行最廣。不過，學術界普遍認為，真正代表吳晗明史研究水平的，是1949年版《朱元璋傳》。中華書局上海聚珍公司推出的“中華帝王傳記”叢書第一種的《朱元璋傳》，就是以這個版本為底本。

吳晗朱元璋傳記各版書影（從左至右依次為1944年的《明太祖》《由僧缽到皇權》、1949年版《朱元璋傳》、1965年版《朱元璋傳》 ）

正如張國剛教授所言，吳晗的《朱元璋傳》“依然是目前最系統、最全面的朱元璋傳記之一，也是明史入門的絕佳范本”。以1949年版為例，吳晗用六個篇章描寫了朱元璋的青少年時期、紅巾軍將帥、南征北戰、帝王之術及其家庭生活，末附朱元璋大事年表，其中濃墨重彩剖析了朱元璋登基后的主要政治舉措。這樣的安排，結構合理，主次得當，加上行文曉暢，分析透徹，是一部值得反復品讀的歷史傳記。前三章著重描繪朱元璋從小沙彌到吳王的逆襲過程，讓人看到更多的是時勢造英雄；而第四、五兩章則聚焦朱元璋加強皇權的種種舉措，這些舉措奠定了大明王朝的基本格局，讓人看到更多的是英雄造時勢。

“胡惟庸案”是明洪武朝四大案之一，一般認為是朱元璋誅殺開國功臣的政治事件。“胡惟庸案”不僅歷時十年，前后誅殺三萬多人，而且直接導致長達1600多年的丞相制度的終結。相比1944年初版，吳晗在1949年版《朱元璋傳》中，一改此前朱元璋個人專權嗜殺的簡單分析，轉而從中國歷史上的皇權與相權之爭角度，重新解讀“胡惟庸案”等政治大案，專題研究中融合了通史視野，既展示了他在明初歷史研究領域的極大推進，增加了學術研究的深度，又讓讀者意識到歷史的復雜性和趣味性。吳晗指出，“就整個歷史的衍進說，皇帝的權力到朱元璋可以說是達到了極峰”。同時指出，“研究皇權的極化發展，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士大夫地位的下降，二是鞏固皇權的諸多約束的被摧毀”。這些論斷不僅提供了認識朱元璋、認識明朝的新知卓見，而且為后來的明史研究甚至中國古代史研究指出了方向，提供了范例。

除了上述“胡惟庸案”這類重大的政治事件之外，還有不少充滿荒誕不經、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例如，吳晗花費了不少筆墨描繪了朱元璋大興文字獄的主因和過程，列舉了很多典型事例。由于朱元璋實現了“由僧缽到皇權”的華麗轉身，坐穩帝位后大搞禁忌，諸如“光”“禿”“僧”“和尚”“紅賊”“紅寇”等，甚至連與“賊”字音近的“則”字都在禁忌之列。“低能的、護短的禁忌心理”，往往招致“砍頭、抄家、滅族”的嚴重后果。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海門衛作《謝增俸表》，有“作則垂憲”一句話，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賀萬壽表》，有“垂子孫而作則”一語，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撰《賀冬表》的“儀則天下”，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賀表》的“建中作則”，常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表》的“圣德作則”，他把所有的“則”都念成“賊”，撰寫者和進呈者均被殺。在洪武十七至二十九年十三年間，只有屈指可數的人身涉文字獄而最終幸免于難。如翰林院張某以表詞中的違礙字句出自儒家經典而僥幸脫身；另一個本意巴結討好朱元璋的和尚，則因為詩中“殊”字被認為是用“歹朱”嘲諷皇帝等理由斬首；等等。

吳晗的《朱元璋傳》若從1944年初版算起，至今已有八十余年。從1949年版算起，也近八十年。在小百年的時間里，這部朱元璋的傳記因作者吳晗的遭際和20世紀的大變局而始終受到關注，不斷再版重印。這是一部值得反復品讀的經典之作，不僅僅在于它迄今是了解朱元璋個人與明初歷史的優秀讀本，而且還是窺探20世紀知識分子家國情懷的密鑰。

八十余年長銷不衰，明史名家吳晗的代表之作

從小沙彌、紅巾軍將領、吳國公、吳王到大明皇帝

一本書讀懂朱元璋和他的大明帝國

《朱元璋傳》

吳晗 著

32開 精裝

簡體橫排

978-7-101-17619-3

7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