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金融網(CFN) 大河 版權圖片/微攝

5月的中國金融界，密集上演了三場重量級活動——5月17日至20日，2026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在成都舉行；5月19日，首屆金融街·金城坊論壇在北京金融街啟幕；同日，中國平安2025年年度股東大會在深圳召開。陳元、周小川、易綱、馬明哲、李揚五位中國金融界的重量級人物，在短短數日內相繼發聲。從北京金融街到成都錦江畔，從深圳股東會場到學界研討桌前，他們的觀點密集、直指核心，信息量極大。

站在“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中國經濟正面臨內需偏弱、信貸傳導受阻、結構性分化加劇的復雜局面。4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降至4.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僅增0.2%，當月新增人民幣貸款更是出現-100億元的有統計以來第二次負增長。正是在這一關鍵時刻，五位金融泰斗從各自視角出發，系統性地勾勒出了中國金融改革的戰略路線圖，釋放出三個方向明確、路徑清晰的重大信號。

科技金融與人民幣國際化：“十五五”金融改革的兩大核心引擎

5月19日，北京金融街，首屆金融街·金城坊論壇以“啟航‘十五五’——金融賦能新周期，科創驅動新未來”為主題啟幕。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元出席論壇并發表致辭，提出了四點要求，其核心聚焦于兩大戰略方向。

第一個方向：強化金融支撐科技創新，完善科技金融體系。

陳元明確指出，要引導長期資金投向關鍵核心技術、硬科技、未來產業，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這一表述的深層含義在于：中國科技創新的金融需求，已不再滿足于短期的信貸投放和碎片化的政策補貼，而是需要一套系統性的長期資本供給制度。

科技企業，尤其是處于早期研發階段的硬科技企業，輕資產、高投入、長周期的特征與傳統銀行信貸“重抵押、重現金流”的審核邏輯天然存在張力。這正是陳元提出“引導長期資金”的靶向所在。通過發展股權融資、創投基金、產業引導基金等直接融資渠道，為科技創新提供“耐心資本”，成為科技金融的核心命題。

第二個方向：深化金融改革開放，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陳元提出，應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完善現代金融監管與貨幣政策框架，提升金融體系適配性、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意義正在從“象征意義”轉向“實質需求”。SWIFT最新數據顯示，2026年4月人民幣國際支付占比為2.85%，較3月的3.10%有所回落，全球排名從第五位降至第六位。美元仍以50.61%的份額穩居第一，歐元以21.6%位列第二。人民幣與世界主要儲備貨幣之間仍存在數量級的差距。陳元在此時重申“穩步推進”，釋放出的信號是：人民幣國際化不會因短期波動而放緩步伐，反而需要在貿易結算、跨境投融資、數字人民幣等多維度持續深耕，逐步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權重。

陳元的四點布局不是孤立的表態，而是“十五五”金融改革戰略的完整拼圖：“金融工作的政治屬性和人民性”——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本源；“強化金融支撐科技創新”——新質生產力的金融供給；“深化金融改革開放”——人民幣國際化與資本市場開放的制度基建；“堅守風險底線”——發展與安全的動態平衡。四者相互關聯，構成了中國金融改革從“理念定位”到“制度供給”再到“風險防控”的完整邏輯鏈條。

AI銀行與社會財富分配：技術驅動下的金融組織革命

5月18日，成都，2026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周小川與呂仲濤就銀行領域AI應用的現狀與未來趨勢展開深度對話。他們的判斷相當直接：當前的銀行AI應用，還處于很初級的階段，但未來的變革將遠超想象。

周小川指出，目前銀行業主要聚焦在具體崗位引入AI工具，如風險評估、定價與貸款決策等環節，整體銀行結構并未改變。他用自動駕駛類比：早期電動汽車通過雷達、信號等模塊化功能疊加實現輔助駕駛，而新一代做法（如特斯拉）直接利用海量感知數據，通過大模型“黑箱”一步到位輸出駕駛決策。AI的潛力遠超“崗位賦能”，未來將逐步替代人的思維和機構職能，對銀行的組織架構進行徹底的重構。

呂仲濤則從監管角度發出嚴肅警告：在強監管環境下，銀行只能對固有流程做局部工具嵌入，難以像海外初創公司那樣從零孵化全新場景。他預測，未來銀行必然從“流程銀行”演進為“AI原生銀行”。一個訓練有素的大模型可能融合五六個崗位的能力，產生“超級員工”，導致前中后臺崗位融合甚至消失。

兩人一致認為，銀行AI的終極形態是端到端的重構，但這一進程面臨兩大核心挑戰。

挑戰一：監管“黑箱”難題。 AI模型在追求極致預測準確率的過程中，其內部運算機制往往呈現“不可解釋性”。信貸審批若由AI做出，當貸款出現不良時，無法像對人類信貸員那樣進行歸因追責。現行監管框架中的“雙罰制”——機構被罰的同時相關人員同步問責——與AI的“不可解釋”特性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制度沖突。三部門聯合發布的《智能體規范應用與創新發展實施意見》已將研發金融風控智能體明確提上日程，但AI進入金融決策所需的制度建設遠未成熟。

挑戰二：責任體系重構。 當AI替代多個崗位時，傳統的“誰簽字、誰負責”的歸責邏輯將失去效力。追責機制需要從“追個人”轉向“追模型”——模型的開發、訓練、部署、監控等全鏈條責任都需要在制度層面清晰界定。

可以說，周小川和呂仲濤的這場對話，是面向“十五五”的一盞“技術預警燈”——AI正在重新定義金融機構的組織形態、生產方式和社會角色。核心問題不在于“能不能用AI”，而在于“如何讓AI可信、可控、可問責”。

實體經濟是金融根基：生產性服務業的新定位與公共金融轉型

5月21日，同樣在金融街·金城坊論壇上，易綱的發言從兩個維度展開，具有極強的現實穿透力。

維度一：金融的重新定位與AI對GDP的深遠影響。

易綱重申“實體經濟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這一基本原則。他強調，“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把金融等重要的產業定義為生產性服務業，這對于我們整個金融從業人員來說，既是一個艱巨的使命和任務，也是一個光榮的定位”。

將金融定義為“生產性服務業”，意味著金融的價值不應以機構自身的盈利規模來衡量，而應以對實體經濟的賦能效果來評價。這是一種評價邏輯的根本轉變——金融的“好”與“壞”，不再看賺了多少錢，而要看讓實體經濟活得多好。

在AI對GDP統計的影響方面，易綱提出了一個容易被忽視但極其重要的觀察：當前大量用戶免費使用的AI應用提供了巨大價值，但這些價值并未被計入GDP。隨著AI應用轉向收費模式，這部分價值才會計入國民核算。中國的算力市場和電力資源潛力巨大，在全球具有明顯優勢。這一判斷直接指向中國在全球AI基礎設施競爭中的核心優勢——當其他國家受制于電力和算力成本時，中國具備規模化部署AI基礎設施的天然稟賦。

維度二：從“公共財政”向“公共金融”轉型。

易綱在發言中提出了一個頗具前瞻性的命題——從“公共財政”向“公共金融”轉型，即通過拉長政府債期限，將政府債務管理從短期財政預算約束轉向長期金融市場運作。

他指出，地方政府的資產——道路、劇院、醫院、學校等公共設施——多為優質資產，但普遍面臨“現金流不足以覆蓋還本付息”的困境。“不管是‘公共財政’也好還是‘公共金融’也好，一定要看它的可持續性”。

從“公共財政”的角度，易綱認為其優先權首先是“三保”民生，投資部分則應“比較市場化”。“即我們有一個基準利率，我們也要有一個投資項目的評估，什么項目能上、什么項目不能上”。這一轉型命題的核心，在于重建地方政府融資的“可持續性”原則——項目投資必須經過市場化評估，現金流的覆蓋能力不能缺失。

從“地方債要化解”到“把地方債變成可持續的金融資產”——這正是易綱所釋放的最重要的政策信號：地方債管理的思路正在從“滅火”轉向“治本”，從短期緊急處理轉向長期制度安排。

聚焦中國：保險業龍頭的戰略定力與AI競爭壁壘

5月20日，深圳，中國平安2025年年度股東大會上，馬明哲的發言簡潔但信息濃度極高。

第一，聚焦中國是平安第一戰略。

馬明哲直言：“縱觀全球金融市場和保險市場，中國市場的成長性和盈利性都是最好的，所以，聚焦中國，是平安堅決不動搖的第一戰略。公司的資本將深度投資中國，為股東創造更多回報。”

這句話的背后含義值得深思：中國保險業的成長性——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醫療、護理保險需求正在大規模釋放；中國保險業的盈利性——凈息差收窄壓縮銀行利潤空間，但保險業的利源結構相對穩健，受利率下行沖擊的程度與銀行不同。

馬明哲將“科技創新”和“AI”定位為平安下一個階段的“特殊競爭優勢”。他表示，“在科技創新和人工智能的時代下，我們的科技創新在金融業和保險業都是領先的。未來公司將繼續抓住科技創新大潮，建立特殊的競爭優勢和競爭能力。當公司的能力在國際競爭中建立起特殊的競爭優勢和能力時，可能會考慮進一步布局海外。”

這里的邏輯非常清晰：AI不是工具，而是構建競爭壁壘的戰略武器。平安的AI布局，既是為了應對國內市場的競爭加劇，更是為未來的全球化儲備“出海能力”。

擴張政策必須加力：李揚的三個著力點

5月19日，在金融街·金城坊論壇上，李揚的觀點最為直接——“當前，擴張性宏觀調控政策仍需加力”。他提供了三個具體的著力方向。

著力點一：大力發展資本市場。

李揚強調，要完善股票市場各項制度，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穩步發展衍生品市場，加強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強化現金分紅。

著力點二：抓好“六張網”投資建設。

在繼續促進消費的同時，李揚提出投資的重要性不可忽視，尤其要抓好水網、新型電網等“六張網”投資建設。這些基礎設施投資兼顧短期經濟托底和長期產業升級的雙重目標。

著力點三：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李揚建議，國債供應結構要調整并豐富品種，逐步增加國債在央行負債表的比重，加大債務市場對外開放。

李揚三個著力點的邏輯主線十分清晰：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不是“缺錢”，而是“錢沒流到該去的地方”。擴張性政策不是簡單的“放水”，而是從“總量寬松”轉向“結構優化”，通過資本市場改革和財政貨幣政策協同，將資金精準引導到有增長潛力的領域。

中金評論：五位金融泰斗的“系統化共識”

五位金融泰斗密集發聲，絕非偶然的時間巧合，而是產業拐點、政策窗口與治理需求多重因素交匯下的必然。站在“十五五”開局之年，中國經濟面臨的傳統增長動力減弱、新動能培育不足、結構性矛盾突出等挑戰，需要金融體系進行一次全方位、系統性的戰略重塑。

中國金融網董事長何世紅分析認為，五位金融泰斗的觀點歸結，可以凝練為“三大共識”：第一，金融的核心使命是服務實體經濟。陳元提出的科技金融體系、易綱重申的生產性服務業定位，都貫穿了這一主線。第二，金融業的增長動力必須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優先”和“技術驅動”。周小川的“AI原生銀行”愿景、馬明哲的“AI競爭壁壘”戰略，直指技術變革對金融行業的根本性重塑。第三，金融改革必須在制度建設中推進，而非政策口號。易綱提出的“公共金融”轉型、李揚提出的資本市場制度建設，都是在強調從“政策宣示”邁向“制度落地”。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這五位泰斗從不同角度給出了中國金融的“破局思路”：陳元從戰略高度指明科技金融和人民幣國際化兩大方向；周小川從技術變革視角揭示AI對金融組織的顛覆性影響；易綱從制度建設維度規劃金融的定位重構；馬明哲從企業實踐角度展示AI賦能的商業邏輯；李揚從宏觀政策層面提出“擴張必須加力”的判斷。這種從戰略到技術、從宏觀到微觀、從制度到市場的全方位分析框架，構成了一個高密度的“系統化共識”——它不僅回答了中國金融“往哪走”的方向問題，也思考了“怎么走”的路徑問題。

“十五五”金融改革的藍圖正在清晰展開，但藍圖到現實之間，需要更多制度創新的落地驗證和產業實踐的耐心積累。五位泰斗的智慧盛宴已經開席，真正考驗改革成色的，是未來五年的每一步制度細則、每一個市場反應和每一位金融從業者的日常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