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興衰起落是經久不息的話題，人們總喜歡探討其戰略成敗，將國家的命運系于一時一事的決策。這種敘事很有史詩魅力：一個國家之所以崛起或衰落，是因為其統治者在某些關鍵的戰略節點上做出了高瞻遠矚或糊涂一時的決定。

但是，從宏觀的視角來看，大國的興衰往往蘊藏在制度、綜合國力和國家發展路徑上。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就是從國家宏觀力量和配套制度的角度分析探討大國的興衰起伏，而在更充斥學術氣息的領域，查爾斯·蒂利等關注國家理論的學者關注國家能力的建構和模式，推崇英國、法國式綜合了資本汲取和國家強制能力的國家形成路徑，認為大國崛起的密碼蘊藏其中。

政治學者喜歡關注成功案例，因為成功案例能夠給出有解釋力的、可供比較的結論。而失敗案例則只能成為缺省項，成為被對照的目標。這進一步強化了歐洲近代國家中英國和法國兩個案例的重要性。其中，英國因為對工業革命的領導和維多利亞時代的輝煌，逐漸被視為一個最重要的政治、經濟現代化案例。新制度主義學派認為光榮革命為英國奠定了能夠同時維護產權和保障市場秩序的權力平衡體系，從而鼓勵了私人投資并促進增長。國家形成理論的研究者認為英國采取了正確的國家建構路徑，通過設立議會監督行政權而增強了國家的財政融資能力，從而得以在18世紀戰勝其主要對手主導海洋。此外，國際關系學者認為英國采用了理智且謹慎的外交策略，維持了歐洲的勢力平衡（所謂“均勢”），以離岸平衡政策維護了英國的霸權。

這些評價都更加關心英國政策整體上的成功一面。事實上，英國在歷史上的成功甚至引起了一種非理性的觀點，認為英國人作為一個民族有更長遠的戰略智慧，或認為英國的議會制度有利于培養更具有高明戰略眼光的政治家。因此，英國的外交史就是在穩重和理性的思考下實現的、有助于英國利益最大化的決策史。這種輝格史觀雖然已經在歷史學界被徹底批評和修正，但在許多領域，尤其是在民間的歷史愛好者中揮之不去。英國是否真正存在一套自洽、穩定、高明的“戰略規劃”，并堅持實施離岸平衡的均勢政策，一如既往地鞏固英國的外交利益呢？

北京大學副教授梅然的新作《不列顛大戰略的神話》從國際關系史的角度，結合英國的政治史和經濟史，全面梳理了英國從萊茵行宮選帝侯王位繼承戰爭到一戰前的外交史，分析了英國在近代戰略中的十一個戰略目標，詳細討論了均勢外交和離岸平衡在英國外交決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拆解了英國存在一套高明、自洽、連貫的均勢外交戰略的神話，還原了英國真實的近代外交史：一個存在籠統、宏觀的長遠目標，但也被國內政治氛圍、王朝利益、政治家的個人野心和短期目標與錯誤信息所左右的外交過程。

撰文｜王子琛

《不列顛大戰略的神話》

作者: 梅然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2025年5月

內政、低地與漢諾威：

輝格神話與不穩定的漢諾威君主制

“光榮革命”與其說是一場革命，不如說是一場在萊茵行宮選帝侯王位繼承戰爭發生的背景下改變英國政權和其外交傾向的戰爭。從“革命”（Revolution）這個詞的本義來說，其意指星體旋轉一圈后回歸原位，正如英國國教徒精英希望英國政治回到斯圖亞特王朝導致的變異之前的原位，亦即君主權力受到國會制約的狀態。所謂光榮革命的起因并非制度史學派所關注的限制英國王權的努力。事實上，查爾斯二世復辟之后，在避免天主教徒約克公爵（亦即詹姆斯二世）繼承權問題的“排斥危機”中事實上加強了君主權力。議會在1677—1681年多次集會嘗試廢黜約克公爵的繼承權，但在約克公爵允許其女兒瑪麗嫁給新教領袖、荷蘭執政威廉后，查爾斯二世逐漸挫敗了議會的權勢，并在無議會狀態下度過了其統治末期的三年。在這一期間，英國民眾越發擁護查爾斯二世，以致他得以恢復約克公爵的繼承地位。議會和英國精英階層并未因為查爾斯二世擴張王權而發起叛亂。

約克公爵在1685年加冕為國王詹姆斯二世，他的統治起初得到了英國精英階層的接受。他仍然是一個公開的天主教徒，沒有像兄長查爾斯二世一樣改宗圣公會。國教會精英默許了這一事實，寄希望于詹姆斯二世沒有子女，使得其長女瑪麗公主能夠繼承王位。然而，詹姆斯二世在1688年6月誕下其長子詹姆斯，使得又一個天主教徒將成為王位繼承人，致使許多信奉國教會的托利黨人放棄了幻想。此外，詹姆斯二世強制頒布第二次信仰自由宣言，試圖授予天主教徒平等的政治地位，也使得圣公會政治精英不再容忍這位國王。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光榮革命”與其說是一場政治革命，不如說是英國國教徒精英維持宗教特權并拒絕授予天主教徒平等權利為初衷的宗教沖突。“光榮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不允許天主教徒獲得與國教徒平等的地位，并阻止天主教徒成為英國國王。

輝格史觀將光榮革命建構為英國政治的根本性轉折點，忽視了1689年的《權利法案》實則只是為了避免查爾斯二世晚年和詹姆斯二世的統治對國教會造成的威脅。國教徒精英始終關切的都是避免一位天主教徒重登英國王位，這種愿望使其通過了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法案禁止一切天主教徒和以天主教徒為配偶的人登上英國王位，這導致了一個不倫不類的結果：國教徒精英一方面堅決捍衛君主制，以避免克倫威爾時期混亂且暴虐的共和制記憶，一方面又拒絕承認對君主制而言至關重要的“正統原則”。《王位繼承法》迫使瑪麗女王的妹妹安妮女王去世后，王位繼承權通過斯圖亞特王朝的第一位英國君主詹姆斯一世的女兒索菲傳給了漢諾威選帝侯格奧爾格·路德維希，使其在1711年成為英國國王喬治一世。喬治一世不會說英語，在人生的五十余年中從未踏足于英格蘭。他成為英國國王的唯一理由就是他是英國王位繼承順序最靠近前端的新教徒。

《威廉與瑪麗接受權利法案》（1902年）。

由于越過了一系列更加合法的繼承人，喬治一世和漢諾威王朝的統治從一開始就是不穩固的。在王室繼承問題上更保守并堅持正統原則的托利黨人認為詹姆斯二世的子女在繼承順序上更為優先。許多托利黨人堅持認為詹姆斯二世之子，老王位覬覦者詹姆斯·弗朗西斯·愛德華為英國的合法君主，使得他有能力在法國和教廷的支持下在英國國內發起一系列叛亂。面對這種威脅，喬治一世不得不與輝格黨人羅伯特·沃波爾合作，努力壓制托利黨人。沃波爾的輝格黨長期政府和其作為內閣領袖對行政權的控制，半數是出于喬治一世與輝格黨人的彼此需要，半數出于喬治一世不懂英語且對英國事務并無興趣。沃波爾的政權并非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議會政府，而是依靠腐敗、賣官鬻爵和建立恩庇侍從關系而維持。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梅然教授強調英國始終將內政（對漢諾威君主制的維護）、低地和漢諾威視為其重大利益關切。在整個18世紀，英國都致力于避免王位覬覦者對君主制的威脅，僅在這種威脅逐漸削弱后才逐漸授予天主教徒相對寬松的地位。由于法國很容易通過低地入侵英格蘭本土，或支持王位覬覦者的計劃，因此英國從萊茵行宮選帝侯王位繼承戰爭到拿破侖戰爭都將低地視為核心利益。甚至在法國已經明顯不可能通過低地威脅到英國本土的19世紀，英國仍維持了對低地的關切，直到1914年阿斯奎斯內閣在自由黨多數派反對參與歐洲戰爭的情況下，以德國入侵比利時為由將英國帶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英國對漢諾威的關切多出于漢諾威君主們的需求。喬治一世和他的兒子喬治二世都關注其在漢諾威的利益，美國獨立之后，喬治三世更是有過放棄英國王位而專任漢諾威選帝侯的想法。在君主的影響下，英國議會不得不宣布英國將努力保衛漢諾威的利益。事實上漢諾威無論是對于歐陸均勢還是對于英國利益都毫無價值。促使英國在外交條約中寧可犧牲其他國家利益也要保障漢諾威獨立和漢諾威利益的正是漢諾威王朝的利益。因此，恰恰是光榮革命的輝格神話事實上奠基了英國外交上的第一個困局：他們不得不保衛脆弱的漢諾威君主制，使其在歐洲大陸的主要競爭對手可以更容易地威脅英國本土，并為一個神圣羅馬帝國的小國承擔額外的義務。

《干草車》，約翰·康斯太勃爾，1821年。

海權、殖民與經濟：

孤立主義、藍海主義與七年戰爭

一種非常傳統的觀點認為英國在18世紀的外交成功來自其精明的均勢戰略和離岸平衡策略，這賦予英國以更好的陸上投入換取海上自由行動的空間。輔以英國財政上的成功，這種巧妙的均勢使其可以擊敗體量遠超英國的法國，成為霸權國。梅然教授剖析了均勢政策與英國其他外交目標可能存在的抵牾，強調均勢政策并非始終是英國外交政策的第一選擇，在18世紀的多場戰爭中剖析了英國戰略上的失誤。

由于寫作方式的編排，梅然教授更多關注外交史，客觀地陳述了英國外交決策邏輯中與均勢目標相悖的地方，穿插地闡述了英國在沃波爾時期、奧地利繼承戰爭時期和七年戰爭時期的一系列無利于歐洲均勢的決策如何威脅到英國的國家利益，英國對海權、殖民地的關注如何系統性損害了歐洲均勢。我們的書評則可以結合更多歐陸視角來系統性回顧這一問題。梅然教授關注到英國的孤立主義和藍海主義的影響，前者反對英國過度置身于歐洲事務中，認為英國應當盡可能避免歐洲的爭霸戰爭，依靠其優越的地理地位確保本土的和平。后者則認為英國的核心利益在于海軍，只要通過控制海洋和關鍵的商路節點就能確保足夠的政治、經濟利益。這兩種意識形態結合了英國關注的另外幾個重要的戰略目標——梅然教授將其總結為經濟、海權、殖民與商路。這使得這些目標足以與所謂的“均勢”目標形成抵牾和制衡。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末期，英國就因為公眾對投入歐洲戰局的厭惡而越發支持和平與孤立主義。托利黨人的崛起促使英國在1713年簽署《烏得勒支和約》與法國單獨媾和，使得皇帝卡爾六世對此憤憤不平。這一議和也體現出即便在所謂“光榮革命”之后，英國的行政權，尤其是軍事和外交權力仍明顯掌握在君主手中。議和是安妮女王的個人傾向所致，在英國國內招致了大量的批評。隨著喬治一世在1714年登基，托利黨政府迅速在喬治一世的不信任下垮臺，簽署《烏得勒支和約》的主要人員甚至因叛國罪被追究責任。英國退出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確保了其經濟、殖民、商路和海權方面的利益：和約迫使法國將紐芬蘭和阿卡迪亞等殖民地交割給英國、讓英國奪取地中海門戶直布羅陀、授予英國在西班牙屬美洲出售黑奴的壟斷權，使得英國獲得了豐厚的殖民地、商路與經濟利益，確保了英國的海上霸權，同時又讓英國不至于繼續卷入歐洲大陸的事務中。

《寵兒》劇照。

這看似滿足了英國短期的戰略利益，卻使奧地利的卡爾六世感到憤憤不平。在接下來的二十年中，英奧關系始終不夠穩定。然而，如果從維持歐洲均勢的角度考慮，奧地利和英國是最天然的盟友。損害英奧關系也意味著英國將在對抗法國的霸權時放棄一個有力的陸地強國。羅伯特·沃波爾政權，如前所述，是一個腐敗且專制的政權，依靠君主的信任、賣官鬻爵和對地方郡長與議員的恩庇關系而生存。沃波爾本人長期控制權力，并持有孤立主義的觀點，對歐洲大陸的事務漠不關心。事實上，相比沃波爾本人，國王喬治一世更關心歐洲事務，因為他更關心漢諾威的利益。1733年的波蘭王位繼承戰爭中，沃波爾聲稱英國對奧地利的同盟義務是防御性的，而奧地利首先入侵了波蘭，因此英國不對奧地利承擔軍事義務。這使得奧地利在軍事上受到重大的挫敗，喪失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島，并被迫出讓帕爾馬公國。波蘭王位繼承戰爭使得法國重新以歐洲強國的身份回到歐洲國際舞臺中，沃波爾和英國國內的輿論對此漠不關心，反而于1739年因為英國無法維系1722年《塞維利亞和約》中對西班牙負擔的義務而發起了詹金斯的耳朵戰爭。這場戰爭耗時八年之久，卻未能損害西班牙的美洲帝國，反而進一步惡化了英國與西班牙的關系，將西班牙推向更接近法國的一方。

奧地利繼承戰爭爆發后，沃波爾對救援盟友仍然冷淡，直到1742年其政府垮臺，喬治二世才積極推動英國對低地的保護。英國的干涉來得太晚，奧地利女大公瑪麗亞·特蕾莎幾乎是孤身面對一個反哈布斯堡家族的包圍網的攻擊。法軍在低地節節勝利，英國則試圖迫使奧地利放棄對西里西亞的索求，也拒絕支持奧地利繼續與普魯士作戰。最終，路易十五用相當寬松的條款和勝利者的姿態與英國議和，而英國被迫放棄了在海外已經取得的利益。奧地利繼承戰爭已經說明，當英國的本土安全和與本土安全息息相關的低地受到威脅時，英國基于孤立主義和藍海主義等傾向關注的殖民地、海權和商路利益都可能不得不被放棄。因為無論這些戰略重點如何共存，保衛本土安全總是英國利益的核心。正如梅然教授所說，如果英國在波蘭王位繼承戰爭時期更積極地支持奧地利，那么奧地利繼承戰爭可能根本不會爆發，抑或以更有利于英國和奧地利的方式發生。

《被拖去解體的戰艦無畏號》約瑟夫·透納，1839年。

無論是從均勢的角度，還是從本土安全的角度來說，英國在18世紀上半葉的外交選擇都是災難性的。沒有強有力的英國支持，奧地利就不會對奧屬尼德蘭感到關注。而如果不能對奧屬尼德蘭表現出關注，英國就不能指望奧地利幫助其防守低地。從這個角度來說，或許阻止奧地利的奧德斯坦公司都是一個敗筆。這維護了英國的經濟與殖民利益，卻讓奧屬尼德蘭對奧地利的經濟價值進一步下降。一切戰略錯誤導向了對英國而言堪稱災難的“逆轉同盟”：奧地利有意放棄奧屬尼德蘭，法國有意與英國展開進一步的對抗，俄羅斯則有意謀取東普魯士。一個在半個世紀前無法設想的同盟誕生了：奧地利與法國結盟，以奪取西里西亞，而用奧屬尼德蘭酬勞法國的協助。

七年戰爭對英國而言本身是不可接受的。這會使法國獲得低地，并使得歐洲大陸上缺乏可以展開離岸平衡外交的伙伴。在1757年的時間點上，普魯士是一個過于孱弱的小國，無法與法國、奧地利或俄羅斯相提并論。從英國本土的安全角度來看，獲得再多的殖民地也無法與法國獲取奧屬尼德蘭的威脅相沖抵。威廉·皮特采取的措施是對普魯士提供了三心二意的支持，而專心與法國在殖民地進行戰斗。若不是喬治二世的堅持，英國甚至不愿在漢諾威防衛上承擔太多義務，反倒是普魯士被迫為了漢諾威而戰斗。若非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的軍事才干，英國的陸上盟國本應更早戰敗。此外，西班牙在1761年才猶豫地加入戰爭中，而法國本有可能更早拉攏同宗的西班牙參戰。一旦如此，英國就必須承擔保護葡萄牙的責任，并面對更強大的海軍對手。英國在七年戰爭中成為最大的贏家，幾乎全因腓特烈二世超乎尋常的軍事才能，亦即俄羅斯沙皇葉莉扎維塔·彼得羅夫娜的過世。否則，英國將在1763年面對一個更團結的法國－西班牙聯盟，一個毫無陸上盟友的歐洲，一個占領了奧屬尼德蘭的法國，以及一個岌岌可危的漢諾威。可以設想的是，如果來自漢諾威的君主要英國為了漢諾威的利益而做出妥協，又會在英國國內引發新的政治波動。七年戰爭之所以爆發，既是因為英國未能成功執行均勢政策，也是因為一系列不自洽和注重短期利益的戰略選擇。英國僥幸逃過一劫，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幸運所致。

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英國就不再擁有這種幸運，甚至面對一個法國、西班牙和荷蘭共同加入的聯盟。1785年開始，荷蘭的愛國者運動也讓這個英國的傳統盟國更加接近法國，若非普魯士積極干涉，荷蘭甚至可能進入法國的陣營中。如果七年戰爭有另一種不幸的結局，普魯士被削弱、奧屬尼德蘭掌握在法國手中，那么法國就更有可能掌握荷蘭，并避免徹底改變歐洲政治格局的大革命的爆發。那么，英國在18世紀的戰略選擇就可以說是完全失敗了。

《1688：第一次現代革命》

作者: [英] 史蒂夫·平卡斯

譯者: 聶永光

望mountain｜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5年2月

憲制、民族和均勢：

“一戰”與英國霸權的終結

自由國際主義是梅然教授關注的第三種與均勢思想相對的英國外交傾向，這一傾向在維多利亞時期表現得最為突出。不過，維多利亞時代的輝煌同樣并非歷史的必然。1815年的維也納和會建立的是正統主義的歐洲，而非自由主義的歐洲。作為與拿破侖對抗的核心力量，英國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組建了捍衛正統原則的神圣聯盟，并對復辟法國產生了吸引力。歐洲的這個君主制聯盟極大地破壞了英國理想中的均勢，因為英國版本的均勢并非歐洲力量的均衡，而是英國之外歐洲力量的均衡。面對神圣同盟可能干涉西班牙，恢復其在美洲殖民地的威脅，英國甚至不得不支持詹姆斯·門羅的“門羅宣言”，呼吁“我們用新大陸來制衡舊大陸”。是1830年和1848年的兩次革命改變了神圣同盟對歐洲的控制，奧地利皇帝弗蘭茨·約瑟夫一世的盲目和短視則讓英國得以取得克里米亞戰爭的勝利，否則英國將事實上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被迫親自下場與神圣同盟對壘。

在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在海軍和商業上已經取得了不可動搖的優勢。但是，均勢仍然是捉摸不定的。受控于所謂自由國際主義的輿論，英國部分政府和公共輿論相信自由主義的憲制民族政權將會實現更廣泛的和平，并有助于英國的國家利益。這使得他們放縱拿破侖三世支持撒丁-皮埃蒙特王國擊敗奧地利帝國，將其勢力范圍驅逐到意大利之外。就如18世紀一樣，奧地利的削弱直接牽動歐洲均衡的破壞。1866年，普魯士在七周內擊敗了奧地利，掃清了統一德意志的道路。英國遲緩得未能來得及做出任何反應，其后在拿破侖三世和普魯士的戰爭中基本維持中立。短短5年時間里，普魯士成功實現了德意志的統一，孤立了新生的共和法國，使得中歐崛起一個足以徹底破壞歐洲均勢的強權。

英國出于意識形態的因素，同情意大利和德國的民族統一運動，使得外交決策受到影響。在這一期間，英國并沒有真正將均勢外交應用于歐洲大陸上。當俾斯麥嘗試推動三皇同盟體系時，一個類似神圣同盟的框架再度復活，迫使英國不得不拉攏奧匈帝國在1878年對抗威脅科斯坦丁尼耶的俄羅斯帝國。隨著德國的海軍力量迅速逼近英國、德皇威廉二世公開呼吁殖民地，索要“陽光下的土地”，德國不僅威脅了歐洲的均勢，而且直接威脅到英國對海權和殖民地的掌握。這樣一來，英國成為德國的直接對手。

即便在英德矛盾已經非常激烈的情況下，英國仍然受制于其國內政治，嘗試仍然以離岸平衡的手段維持大陸的均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已經有很多的探討，但一個普遍認識是，如果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明確向德國方面表示英國會加入戰爭，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戰至少很可能不會在1914年8月爆發。事實上，當英國最終對德國宣戰的時候，德國方面深感震驚。在漫長的七月危機期間，英國自由黨人中規模龐大的孤立主義者和自由國際主義者反對英國參與一場歐陸大戰，使得愛德華·格雷始終只能以相對曖昧的措辭誘使德國主動發起進攻。隨后，阿斯奎斯政府得以利用德國入侵中立國比利時的名義參戰，而不是履行其對法國的約定。

諷刺漫畫《英法協約》（1915）。

英國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但這次世界大戰也同時帶來了英國霸權的落幕。梅然教授認為，英國在19世紀公眾輿論對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受到孤立主義、自由國際主義和藍海主義三種與均勢外交抵牾的政治思潮的影響，并在相互抵牾的外交目標之間淡化了均勢原則，最終導致歐洲大陸局勢的失衡。但是，筆者認為，在梅然教授論述的基礎上，還可以進一步分析英國以“離岸平衡”為基礎的歐洲均勢路線的本質問題。

離岸平衡的理想假設是，英國可以通過財政援助和少量軍事干預實現歐洲大陸的實力均衡，以避免一個強大的歐陸霸權國威脅到英國的安全。嚴格來說，這一設想實現要依賴的前提非常嚴苛：英國所支持的陣營必然是弱勢方（如果是優勢方，那么其實無需英國的支持）。而且，強勢方與弱勢方之間的實力差距，必須可以被財政支持或少量的直接軍事干預所彌補。事實證明，這不過是一種空想：如果實力差距如此接近，事實上可以認為實力均衡本就接近實現，戰爭很難爆發。而一旦英國向弱勢方提供足夠的支持，即便是基于沉沒成本的考慮，也將被卷入其或許不愿意參與的歐陸戰爭。

事實上，英國每一次成功打擊霸權國的“均勢行動”都包含了直接參與歐洲大陸上的大規模戰斗。無論是在萊茵行宮選帝侯王位繼承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還是后續的拿破侖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都不得不派出大量陸軍前往歐洲大陸協助盟友參戰，不僅付出財政上的支出，更要承擔軍事損失。因此，英國置身事外的可能性從一開始就不存在。每當英國試圖以巧妙的外交手段避免親身成為歐洲博弈的一環時，英國都面對了更惡劣的外交形勢。即便英國人幻想著某些民族獨立的、基于憲制的自由國家將減緩歐洲戰爭對英國的威脅，這種幻想也往往被證明是泡影。

雖然英國的“均勢大戰略”被梅然教授證明是一種歷史敘事的神話，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英國在17世紀后逐漸崛起為霸權國。梅然教授的著作其實并非否定英國在近代的成功，而是促使我們更進一步地思考英國獲得成功的原因。很多時候，成功并非巧妙的外交行動或高明的戰略決策所能囊括。所有的政治家都會犯錯，筆者雖然致力于批評英國在不同階段的重大外交錯失，卻并不代表同時期英國的競爭對手們就在外交上完美無缺——事實上他們同樣受到種種盲目、信息不對稱和戰略誤判的影響與損害。英國能夠在諸多誤判下取得戰略優勢，不可能僅僅依賴于運氣，而必然是英國國家展現出了更強的容錯性。在不列顛大戰略神話的背后，促使英國擁有相對其歐洲同儕更強的財政汲取能力、債務信用和軍事組織能力的原因，才是真正值得后人加以思考和研究的。這也正是梅然教授此著所應不破不立之要旨。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撰文：王子琛；編輯：李永博；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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