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政府正大力推動中韓關系改善之際，韓國民間的反華謠言卻是層出不窮。

面對這股歪風，這位韓國總統終于忍無可忍，親自在社交媒體下場辟謠，他點名“首爾經濟電視臺”，稱其發布的“中國人在韓國首都炒地產”，完全是為煽動反華情緒刻意炮制的假新聞。而在一天前的國務會議上，李在明更是干脆要求法務部研究針對此類假新聞的處罰條款。

李在明作為一國元首，短短兩天時間內，他連續在高層會議和社交平臺上，對涉及特定國家的謠言展現出如此高的政治調門與“雷霆手段”，實屬罕見。這場輿論治理行動，同時也是一次極為深刻的外交宣示，標志著李在明上臺以來，韓國在對華政策上正全面向務實主義靠攏，告別前任尹錫悅的陣營對立路線。

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李在明要想貫徹這種務實，將其從國家元首的政治意志，自上而下地轉化為韓國社會的政策共識，同樣有很長的路要走。

李在明之所以要親自辟謠，是因為這則假新聞將韓國輿論對首都房價的敏感和焦慮，以及長期存在的“反華情緒”進行了惡意捆綁，對民粹主義進行定向煽動，極具破壞力。一旦韓國政府任由此類假新聞蔓延，不僅會徹底毒化民意，更會引發社會群體性對立，甚至造成外交事件。

要知道，在審判尹錫悅的時候，后者動不動就要攀扯中國，以至于那段時間，韓國反華情緒空前抬升，更有尹錫悅支持者嘗試沖擊中國使館，引發了中方的關切。有前車之鑒在，李在明更要防患于未然，以總統的權威戳破謊言泡沫，給民間的狂熱情緒降溫。

另外，在韓國政治光譜中，媒體往往具有鮮明的黨派色彩。部分保守派媒體為了迎合右翼群體，往往會刻意炮制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等到形成一定聲量，再來對主張對華務實的政府施壓，就是沖著李在明來的。

因此李在明直接點名特定媒體，要求法務部研究處罰條款，就是要抓典型，明確政府決策和國家利益不能被媒體流量和黨派私利綁架。

打擊涉華謠言，既有助于李在明政府引導輿論，重塑理性討論的空間，也是他修復中韓關系的延續，要想維持對華互動的良好勢頭，既要通過高層往來累積互信，也要國內民意的支撐。

當涉華謠言拖了后腿，李在明就要展現嚴厲姿態，展現韓國新政府凈化輿論土壤，構建負責任外交關系的誠意。他將炮制涉華謠言直接定性為“對國家毫無益處”，無疑是劃下了一道全新的政治紅線。

李在明對國內反華情緒的警惕，反映的是韓國在生存與發展上面臨的嚴峻現實。對處于大國地緣夾縫中的韓國而言，有必要重構全面、深入且務實的對華政策。他當選總統之際，打著“復蘇經濟、恢復民生”的旗號，這就需要多在中韓關系上下功夫。再怎么說，中國都是韓國多年來的最大貿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進口來源國。

韓國很多高科技支柱產業，在供應鏈上游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普遍超過70%，在關鍵礦產和電池材料領域更是高達90%，何止是“不可替代”，用“生死攸關”去形容也不為過。

尹錫悅當權那幾年，打著“經濟自主”的旗號，盲目追求“供應鏈去中國化”，反而導致韓國對華貿易出現歷史性的持續逆差，國內核心產業因原材料成本飆升、中國市場份額萎縮而備受打擊。

這不能不讓李在明吸取教訓，韓國想要擺脫困境，就必須停止基于偏見的經濟自殘，錨定產業互補與市場規律兩大核心，重回中韓經貿合作的正軌。

在安全領域，半島局勢的穩定是韓國發展的底線。前任政府采取單邊全面倒向美日的極端路線，導致朝韓之間的溝通渠道徹底中斷，半島局勢一度滑向戰爭邊緣。

李在明政府執政后，迅速調整朝韓政策，暫緩對抗性舉措，尋求對話與共存。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半島事務的核心攸關方，其所擁有的獨特外交資源與戰略影響力是任何國家都無法替代的。如果韓國任由國內反華情緒泛濫、導致中韓戰略互信嚴重受損，韓國在半島事務中將徹底失去戰略主動權。

平心而論，盡管李在明政府展現出了強烈的轉向決心，并試圖通過“總統親自辟謠”在輿論場消毒，但韓國想要真正建立起一個健康、穩定、不受干擾的對華政策框架，仍然阻力重重。

韓國國內政治的高度兩極化，是務實對華政策面臨的首要阻力。李在明政府的每一次對華示好、每一次理性發聲，都會被在野的保守派及極右翼團體扣上“事大主義”“親華反美”的政治帽子。這種將外交政策內政化、標簽化的惡性黨爭，使得理性的外交辯論在韓國極難開展。

更為嚴峻的是民意層面的低迷。韓國年輕一代的情感逆反與盲目偏見極易被政客利用。即使李在明今天抓了“首爾經濟電視臺”的典型，不排除還有其他媒體為了博人眼球前赴后繼。

輿論的消毒與凈化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工程，李在明稍有不慎，就會在選舉中遭遇民意的反噬。

除了政治與情感因素，中韓雙邊關系的底層經濟邏輯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質變。這也是李在明政府在推進經貿合作時無法回避的結構性硬傷。當中韓在全球產業鏈上競爭更多，互補更少，韓國對華出口紅利也就不復當年的光景。

另外更不要說，韓國在制定對華政策時始終繞不開美國，美韓同盟作為韓國國家安全基石的地位長期不可動搖。

韓國的安全寄托在美國身上，而繁榮卻與中國市場深度綁定。每當李在明政府抗拒“選邊站”，必然面臨華盛頓的質疑。如何在不觸怒美國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保留和拓展與中國的經濟關系，相當考驗李在明的外交手段。

總的來說，對韓國而言，對華政策的調整不能只停留在總統個人的危機處理和輿論公關上，需要對社會理性的充分引導，時間與耐心缺一不可，偏偏這是當前的韓國最匱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