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先生為學堂廡之大，若求例證，可舉《糖史》。近期，《糖史》單行本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精校面世，這樣我們就有了近窺究竟，乃至試述心得的機會。

《糖史》單行本，季羨林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資料圖片

（一）

糖之為物，尋常不過。為什么季先生會不避年邁，費盡心血，選擇它來寫一部長達80萬字的歷史呢？這里問的，就是《糖史》寫作的緣起了。

　　事情的開始似乎有些偶然，盡管深想起來，自也有其必然在。季先生很早就注意到歐洲眾多語言中與糖有關的字皆源出于梵字sarkara和khandaka，于是便逐漸產生了一種猜測：西方或許原本無糖，而那里最初的糖，很可能來自印度。后來，一張敦煌殘卷輾轉落入他的手中。殘卷是20世紀初伯希和從敦煌帶走的，數十年輾轉于眾多中外學者之手，卻始終難以讀通。理解殘卷的主要障礙在于，不知卷中“煞割令”一詞是何所指。苦思之后，季先生揭破了它的意義，指出它正是印度梵字sarkara的漢語音譯。癥結由此化除，殘卷隨之通解無礙，而卷中所錄，原來是一份蔗糖制作的說明書。

記載蔗糖制作說明的敦煌殘卷。資料圖片

殘卷的解讀，使季先生進一步看到了以糖為載體的物質文化傳播。數十年來，季先生專注于世界尤其是中印古代文化研究，對于不同文化間的互動和影響始終保持著敏銳的感受，如今發現糖這種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的東西背后，竟會“隱藏著一部十分復雜的，十分具體生動的文化交流的歷史”，季先生對它的興趣，自然也就濃厚起來。以后，隨著眼界的擴大，他的“興致更高”，遂于“怦然心動”之余，發愿考究糖史，并最終完成了我們看到的這部巨著。這或者就是注定，就是上面所說的必然吧。

《糖史》的撰寫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從1981年第一篇論文發表，到1998年第二卷“國際編”出版，前后達17年。17年間，季先生做了門類不同的研究工作，但《糖史》的寫作卻是念茲在茲，曾未釋懷，其中1993年和1994年更是完全用于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內查閱典籍、收集資料，除周日外，“風雨無阻，寒暑不輟”。

季先生為寫《糖史》而選來使用的，除了一切近人的相關論著外，還有中國古代的正史、雜史、辭書、類書、科技書、農書、煉糖專著、本草和醫書、包括僧傳和音義在內的佛典、敦煌卷子、詩文集、方志、筆記、報紙、中外游記、地理著作、私人日記、各種雜著、外國藥典、古代語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以及英、德等語的西文文獻。古今典籍中凡他認為可資利用的，務必千方百計找來讀過，窮搜極討，而后心安。

用季先生自己的話說，《糖史》就是用“最原始，最笨拙，但又非此不可的辦法：把想查閱的書，不管多厚多重，一頁一頁地，一行一行地搜索”。在巨量的圖書中爬羅剔抉，“簡直像是大海撈針，苦不堪言”。這是一個漫長而又充滿艱辛的踏勘過程，甚至還是一個跌宕起伏的情感歷程。經他翻檢的圖書，總計不下幾十萬頁，每有所得，“便欣喜如獲至寶”。而徒費半日，了無所獲，當然同樣可能。但遇此時，也就只好“茫然，嗒然，拖著沉重的老腿，走回家來”。若問季先生的治學道路，此番景象，就是寫照。

（二）

為了了解季先生研究問題的具體方法，我們不妨把他最為重視的題目之一——白糖研究當作標本，圍繞它做一番切近的觀察，看看他對于其中涉及的中印文化交流問題是怎樣取材，怎樣分析，又是怎樣總結的。

在這個例子中，季先生首先為我們列舉了印度古代重要醫籍《妙聞本集》（公元4世紀以前）中5種純度不等的糖的梵名，其中最精的sarkara已較潔白。公元16世紀，另一部醫書《有光》（Bhavaprakasa）中糖名多了兩種：puspasita和sitopala。這里的sita及其音變形式sito都是“白”的意思，表明這兩種糖的質量提高了，十分白凈。另據印度學者拉伊·巴哈杜爾（Rai Bahadur）的說法，puspasita在孟加拉地區又稱padma-cini和phul-cini。cini意即中國。至此，印度的白糖就同中國發生了聯系，有了產品或者技術來自中國的可能。

回看中國，關于公元4世紀至16世紀的制糖情況，季先生認為有兩件事情值得注意：

第一件，是印度先進的制糖技術在唐代傳入了中國。季先生根據《新唐書》《唐會要》《冊府元龜》以及王灼《糖霜譜》等書的記載告訴我們，唐太宗曾經遣使往印度摩揭陀國“取熬糖法”。以后不久，中國自產的糖便色味俱有提高。此外，季先生還舉出王灼《糖霜譜》所載鄒和尚的傳說，作為印度當時擁有先進制糖技術的旁證。傳說稱，唐代宗大歷年間，四川遂寧山上住著一位稱作鄒和尚的僧人。某日，鄒和尚的驢子下山毀壞了當地人的蔗田，作為賠償，鄒和尚把如何制造好糖的方法教給了田主。不久，這個人便憑借售糖獲得10倍之利。明代《天工開物》亦載其說，稱鄒和尚為“西僧”。根據這一記載，季先生認為鄒和尚無疑來自印度。這樣看來，在唐代，不僅中國曾經派人到印度學習制糖，同時也有印度人把先進的制糖技術帶到了中國。

第二件，是中國的制糖技術在唐以后的數百年間取得了長足進步。季先生給出的證據，是有一種制作優質白糖的方法在《閩書南產志》《物理小識》《竹嶼山房雜部》《天工開物》等明代典籍中頻繁提及，稱“黃泥水淋”法。這是一種脫色技術，能使糖品的顏值顯著改觀，以至“潔白異常”。季先生認為，黃泥脫色法“是中國人的又一個偉大的科技貢獻”，它的發明和改進，為明代以前已能大規模制造白糖提供了技術依據。經過一系列論證，季先生斷定，“中國制造白砂糖的技術，于公元13世紀后半葉傳入印度，而傳入的地點是孟加拉”。

一種生產技術如何在不同國家間往來傳播、獲得提高，前面所談的，就是季先生為我們舉出的實例。季先生用這樣的實例向我們證明了他的信念：人類的不同文化之間是需要而且能夠互相借鑒、互相學習的。無論近在鄰邦，還是遠在殊俗，只要有了這樣的交流，人們的生活就會獲得改善。

季羨林先生。圖源：視覺中國

季先生以他畢生的努力，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其中篇幅最大的《糖史》應屬最為珍貴的典型。表現在《糖史》撰述上的治學精神對我們的影響無疑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為突出、最有啟發意義的，是他異于常人的勤奮和堅忍。因此，讀先生的著作，我們盡可以享受他淹雅流瀉的文字，咀嚼文字揭示的道理，而切切不可忘記的，更是藏在它們背后的勞苦和艱辛。季先生的學問，自非人人都能明曉，但是他對待學問的態度，卻是我們常人能夠了解，能夠學習的。季先生天資卓異，且命途大體平坦，往往不乏機遇。盡管如此，他仍然毫不猶豫地把他的事業交付給勤奮。唯勤苦堅韌者可得天酬，正是季先生以他不倦的學術實踐向我們啟示的人生道理。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為方便印刷，本文所引梵文的書寫方式均未加變音符號）

編輯手記｜一粒糖里的文明觀

　　閱讀并編輯《〈糖史〉讀后》，是一個不斷感動和自省的過程。皇皇80萬字《糖史》，最初源于敦煌殘卷上令人費解的“煞割令”一詞。自此，季羨林先生十七年如一日，在浩如煙海的古籍中辨認文明交流的線索，將彼此割裂的史料重新聯系、審慎推演、合理存疑，不急于達成結論，不故作驚人之語，用沉甸甸的《糖史》示以治學正途。

　　《糖史》以東方視角書寫世界文明，在“全球史”已成顯學的語境下回望，開風氣之先。它的動人之處，在于始終抱持著溫厚深邃的文明觀。季先生從書齋望向世界，由一粒糖寫人類的共同命運：“人類總是互相支持，互相幫助，互相提攜，互相依存的，誰離誰也不行。”“人類應當和睦相處，共同攜手進入那一個有朝一日必然會來到的祥和如意的大同之域。”當世界再次出現封閉、對立與“脫鉤”傾向時，翻開《糖史》，我們更能讀懂一位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拳拳之心。

責編：王佳可、莊雪雅、李欣怡、張燕（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