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劉湘打敗劉文輝卻選擇不乘勝追擊，部下疑惑，他為何說讓幺爸安心留在雅安？
1928年冬，成都陰雨連綿，省城街頭的茶客談論最多的是“四大首領”分據川省的局面：上川東有楊森，川北是田頌堯，嘉陵江東岸由鄧錫侯掌兵，而在川南、川西的，則是兩位同出劉氏宗族的領袖——劉湘與劉文輝。表面上井水不犯河水，底下的暗流已然躁動。
若把四川軍閥格局畫成一幅棋盤，劉湘占據成都與重慶這兩處“要津”，握著省政府和兵工廠；劉文輝則靠宜賓、敘府南六縣與雅安的門戶，手握二十四軍，與兄長劉文淵、四弟劉文彩合力，把長江以南的米鹽茶運牢牢攥在手心。這一“川南財閥、川西兵強”的組合，使得他短短數年便集結出十多萬兵力，槍炮從上海走私、從地方兵工坊收購，算得上富可敵省。不得不說，早年在保定軍官學校練出的眼界，加上安仁劉家的鄉紳網絡，讓他如魚得水。
然而，追溯到十年前，二人還是彼此倚重的盟友。1917年起，劉湘以保定陸軍速成科出身的背景，在川軍第二師中逐級上行；1919年，他把尚在師部任副官的堂叔劉文輝從成都帶到前線，“宗親同心，何愁寡眾”，這是士兵當年聽見的原話。數年后，劉文輝憑借劉湘的舉薦，坐上了混成旅旅長的位置，鎮守宜賓，掌控滇蜀咽喉。此時的劉湘也在1921年成了四川省長。叔侄互惠，你漲我也旺，這段同盟是所有對手都忌憚的“劉氏連線”。
形勢在1922年驟變。那年春夏“劉熊大戰”爆發，熊克武、劉成勛聯手沖擊重慶。劉湘措手不及，被迫退守大邑。出人意料的是，正是劉文輝傾力相助——捐軍餉，派兵支援，穩住上游后路。秋末第二次鏖戰打響，劉湘卷土重來，以川南補給為后盾收復重慶，一躍成為川中首席。彼時，劉文輝也從影子助手變成川南新貴，聲勢漸與堂侄比肩。
資源決定成敗。成都兵工廠歸劉湘所有，每年能產迫擊炮百余門、子彈千萬發；而劉文輝的優勢在于稅銀滾滾的鹽井、茶馬古道上的馬幫運費。他們心知肚明：彼此都不是能隨意驅使的小弟。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劉湘為“川康綏撫委員長”，并授二十一軍軍長；同年，劉文輝得了四川省主席與二十四軍軍長的頭銜。紙面上的分工其實暗含競爭——一個要打通嘉陵江入江漢，一個惦記大渡河以西的廣闊腹地。
矛盾真正刺破表面，是在1929年“川滇同盟軍”沖突之后。劉文輝的地盤向南延伸，他卻發現自己仍被擋在成都政治核心之外；劉湘則警覺于這位叔父麾下兵力逼近十萬。1931年春，重慶碼頭出現一批拆箱零件，托運人寫著“川南農具”。劉湘手下一看封條，赫然是德國造戰機配件，當即扣下，并解釋“燃料查驗例行公事”。劉文輝勃然大怒，暗地里阻斷了重慶糧道，兩邊的火藥味從江面一直蔓延到成都城墻。
同年夏天，劉湘母喪歸鄉。川西將領奔喪送禮，劉文輝卻派人送來一封措辭強硬的電報，要求歸還被扣貨物。局勢僵到極點，雙方都在暗練新兵。到1932年10月，瀘州與榮昌的炮聲終于炸開了“二劉爭川”的戰幕。劉湘一面調用成都兵工廠庫存，一面與鄧錫侯、田頌堯結成攻守同盟；劉文輝則仰仗川南財力，增編川康邊防軍，企圖拖住對手。
打到1933年初夏，勝負已現。川南防線被撕開，劉文輝自知難支，率兩萬余人退走漢源。雅安一帶山險水急，既可掩護殘部，也能為未來西進康藏留下咽喉。追隨劉湘多年的軍參議看形勢大好，屢次請令乘勝進剿。劉湘沉吟良久，只拋下一句：“棋盤不能只有黑白兩子。”他讓手下暫停前推，隨后借川北將領冷寅東向劉文輝遞話：雅安可留，部隊保留，待中央批準西康建省，另有差遣。
幾日后，劉文輝在雅安城樓上收到電文，沉默良久，對幕僚低聲說：“這一步，咱認了。”就此，雅安以西仍屬劉氏，卻已在劉湘視線之內。鄧錫侯的上川東軍因無借口越境，也只能偃旗息鼓。四川大局至此歸于“一強多撫”。
此后五年，劉湘著手整編川軍、修整成渝公路，備戰全國抗戰；1938年1月，他在漢口病逝，年僅48歲。劉文輝則按協議北上西康，改建邊防軍為西康省保安司令部，抗戰時期以雅安、康定為后方，兵力維持在萬人規模。1949年，他隨部接受改編；1976年病逝，終年81歲。曾經的堂侄與幺叔，一場權力交鋒后，一個葬于武漢黃鶴樓畔，一個長眠寶島，無人再提當年瀘州的炮火，卻都被寫進了四川近代史的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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