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楠迪揚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5月17日是第三十六個全國助殘日，今年的主題是“保障殘疾人平等權益，促進殘疾人融合發展”。“十五五”規劃綱要指出，要“加強公共設施、信息交流、社會服務無障礙環境建設”。無障礙環境建設從來不是少數人的“專屬福利”，而是關乎全社會福祉的民生工程，亦是衡量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光明智庫民生論壇第6期邀請相關學者，共議無障礙社會的理念內涵，探討無障礙環境建設的實踐路徑。

與談人：

邵磊，清華大學無障礙發展研究院院長；

張楠迪揚，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肖林，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城市社會學研究室主任。

1、理解無障礙環境的幾個維度

光明智庫：無障礙環境強調哪些維度的“無障礙”，主要針對哪些人群？很多人認為無障礙建設只是為殘疾人設置專屬設施，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肖林：無障礙是一個動態概念。在早期階段，它主要針對身體殘障人群，后來逐漸擴展到老年人、孕婦、兒童、臨時傷病者、精神障礙等其他有相應需要的社會群體。從全生命周期來看，每個人都可能遭遇諸如疾病、事故等意外風險，會經歷從年幼到年邁的轉變，從這個意義上看，無障礙并非殘障人士專屬的概念，而是為了滿足所有人和全生命周期的基本需要，能夠讓所有人受益。

無障礙設計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的國際討論，1974年聯合國殘疾人生活環境專家會議提出建設無障礙城市的方向。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起逐步開展無障礙環境建設，1982年將保障殘疾人勞動、生活和教育權利寫入憲法，2009年深圳出臺全國首部無障礙城市建設條例，202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障礙環境建設法》正式施行，標志著無障礙建設進入法治化階段。無障礙環境建設法明確了無障礙設施建設、信息交流和社會服務三大維度，提出“強制性+倡導性”的規范模式，將受益人群從殘疾人、老年人擴大到全體社會成員。當前，無障礙理念受益對象從特殊群體擴展到全體公民，實施范圍從物理空間擴展到數字空間，實踐維度從消除物理行動障礙擴展到保障平等參與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的各方面，成為文明的尺度。

邵磊：說到無障礙，很多人腦子里馬上浮現出盲道、坡道、輪椅專用通道，覺得這是少數人的“專屬福利”。但實際上，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孕婦、推著嬰兒車的家長、骨折后臨時使用拐杖的人、嘈雜地鐵里聽不清聲音需要開啟字幕的普通上班族——很多人沒有意識到，他們每天都在享用無障礙環境帶來的便利。

“無障礙環境建設”是法律法規針對環境建設的用語，“無障礙社會”這一概念更強調理念和內涵，“無障礙建設”則強調這項工作的推進。無障礙環境建設法第一條即指出，無障礙環境建設的目的是“保障殘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參與和融入社會生活，促進社會全體人員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這說明，無障礙理念的視野從一開始就不是某個特定群體，而是整個社會；無障礙建設不是單一的設施建設，而是跨領域、跨層級的體系建設。值得關注的是，我國近年來在國際舞臺上持續推動無障礙議題從“設施建設”升維到“人權保障”。2024年10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57屆會議協商一致通過了由我國代表30個國家共同提交的“無障礙建設促進所有人享有人權”的決議，這是聯合國歷史上首次就這一專題通過決議。

張楠迪揚：無障礙環境包含現實空間、信息交流、社會服務、法律制度和社會心理等多個維度。一是現實空間的無障礙。比如，城市道路、商場景區、公交地鐵、居民小區不斷完善坡道、盲道、無障礙電梯、專用衛生間等便民設施，補齊老舊場所改造短板，減少臺階、窄道等出行阻礙。二是信息交流的無障礙。比如，各類政務公告、公共資訊、線上辦事服務不斷優化傳播方式，多用語音播報、大字閱讀、實時字幕、手語講解等形式，網站與手機應用適配無障礙操作功能。三是社會服務的無障礙。比如，校園、醫院、政務大廳、就業崗位主動貼合特殊人群需求，優化考場安排、便捷就醫流程、開通辦事綠色通道、合理適配工作崗位，保障所有人公平享有教育、醫療、就業、辦事等基本權益。四是法律制度的無障礙。相關法律法規細化建設標準、規范設施維護、明確各方責任，以制度剛性守護群體權益。五是社會心理的無障礙。全社會摒棄偏見歧視，主動相助、自覺愛護公共無障礙設施，共建人人平等、處處溫暖的無障礙家園。

2、推動無障礙環境建設的價值與意義

光明智庫：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中，無障礙環境建設對于解決殘障群體核心痛點、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有何獨特價值？

肖林：我國有8500多萬殘疾人，其中視障人士約占17%。然而，超過1700萬的視障人群以及其他殘障人士在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間中并不常見。這種不成比例的低“社會可見性”并非由于他們不想出門，而是他們難以進入公共領域。一旦邁出家門，他們所面臨的不僅是無障礙設施和服務不完善或不方便因而充滿未知風險的城市環境，更會遭遇到種種由健全人的好奇、擔心、誤解、冒犯甚至是歧視而形成的文化氛圍與社會環境。以殘疾人和老年人為重點對象的無障礙環境建設，其目的不僅在于消除阻礙他們融入社會公共生活、獲得平等發展機會的無形障礙，更可以有效提高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對于建設全民友好型城市、提高城市精細化治理水平發揮著重要的杠桿效應。

邵磊：殘障人士能不能真正走出家門、融入社會，背后有兩條相互纏繞的邏輯：一條是社會支持系統的搭建，一條是個體的發展，兩者缺一不可。

比如，盲人出行，從社會支持系統而言，除了盲道等物理設施，“定向行走”的培訓也很關鍵。這是視障人士獨立出行的核心技能，包括空間認知、感官利用、行走技巧等一整套系統訓練。一個沒有接受過這類訓練的視障者，即便外部環境再完善，也很難真正獨立走上街頭。再如，一個佩戴助聽器的觀眾，能不能去大劇院和聽力健全的觀眾一起欣賞演出，且做到聲音效果有保障？實際上，信息獲取的平等性是“雙向奔赴”的，既有助聽器幫忙，公共場所還應該有提供信號耦合、提升傳輸效果的設施設備。

這兩個例子共同指向一件事：很多殘障人士無法參與公共生活，不是因為自身條件的絕對限制，而是因為配套的專業訓練體系、輔助技術和服務供給還沒到位。無障礙環境建設的意義，不僅在于為這些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和制度規則，更在于消除從立法到執行之間的距離。

張楠迪揚：無障礙環境建設直面老年人、殘疾人、孕產婦、傷病人員等群體的現實需求，打破物理空間、信息交流、公共服務、社會參與的各類壁壘，讓每一位社會成員都能平等、有尊嚴地融入社會生活，將人文關懷融入社會建設全過程，切實保障殘障等群體的基本權利與發展機會，彰顯了現代化建設“一個都不能少”的價值追求。

過去，無障礙建設更多聚焦于補齊設施缺口、解決基本生活難題，是彌補民生弱項的應急之舉。而在當前的現代化建設中，無障礙建設體現了社會建設從追求規模速度向注重品質內涵的轉變，有助于引導全社會形成互助包容的文明風尚，破除有形的設施障礙與無形的觀念隔閡，讓公平正義可感可及。立足現代化建設全局，無障礙建設早已超越基礎民生范疇，已然成為衡量社會文明程度、城市治理水平、公共服務質量的重要標尺。

3、我國無障礙環境建設的進展與不足

光明智庫：我國無障礙環境建設近年來有哪些進展，各地有哪些好的經驗和案例，目前還有哪些短板？

邵磊：近年來，我國無障礙環境建設在制度層面實現了一系列突破性進展。2023年無障礙環境建設法正式實施，標志著這項工作從行政法規上升為國家法律，其中專門設置公益訴訟條款，推動從末端治理向源頭預防轉變。與此同時，無障礙環境認證制度逐步建立，住建部、工信部等部門也在城市更新、信息技術等行業標準、規范中強化了無障礙建設的剛性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國家無障礙環境展示館作為制度建設的外化空間產物，以沉浸式體驗基地的形式，成為法治教育與技術推廣的重要窗口。

地方實踐方面，各地城市各展其長，進行了多層次的探索：北京匯愛大廈成為專業服務機構的無障礙示范標桿；深圳以專項規劃引領國際化無障礙城市網絡構建；上海在濱水公共空間打造精品案例；南京在玄武湖探索“老殘一體化”融合場景；臨沂率先推動無障礙廠房建設和山岳型景區的無障礙示范；廣州則通過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在黃埔涌歷史水岸地帶持續優化無障礙配套。這些實踐表明，無障礙建設正從單一設施改造向城市更新全面融入。

科技助殘方面，高校、企業紛紛聚力“科技向善”的工作，比如清華大學和中國殘聯開展“科技助殘”的全面戰略合作，在腦機接口、人機交互、人工喉、盲人顯示終端等前沿領域形成從感知替代到運動賦能的完整技術鏈條。頭部互聯網企業在數字媒體領域積極推出無障礙電影，讓視障群體也能共享文化成果。這些創新正在重新定義殘障與能力的邊界，推動社會向更加包容的方向演進。

肖林：我國無障礙環境建設取得了巨大進步，但也面臨著若干突出短板。首先是地理空間上很不平衡，地區間、城市間、城市內部和城鄉之間在硬件和軟件建設上的綜合差距仍然比較明顯。其次是存在“有法律、難落實”和“重建設、輕管護”問題。據統計，建立公益訴訟機制以來，已辦理了超過1.4萬件相關案件。其中一些典型案例反映出在公共交通、醫療衛生等重點領域和商圈、景區、公園、車站等公共區域無障礙設施不符合國家強制標準，無障礙設施被改變用途、非法占用、損壞等問題比較突出。

張楠迪揚：近年來，我國無障礙硬件設施建設成效顯著，但相比于硬件設施的快速落地，社會觀念和人文素養的養成是一個更為緩慢的過程。現實生活中，不少無障礙通道、車位、衛生間時常被隨意占用，人們習以為常、視而不見；面對行動遲緩、視聽障礙、出行不便的群體，主動禮讓、耐心等候、適度協助的文明習慣還沒有成為社會常態。這并不是刻意冷漠，而是整體認知缺位、包容氛圍不足，缺少普遍的共情意識和規則自覺。無障礙環境建設不只是設施的共建，更需要價值層面的共創共享。從管理者到普通市民，都還需要進一步轉變觀念，跳出“事不關己”的慣性思維，把無障礙理念當成城市文明、社會素養的內在要求，在日常行為中自覺踐行。

4、更好推動無障礙環境建設的關鍵舉措

光明智庫：對于如何更好推動無障礙環境建設，你最關注哪些方面的方法和舉措？

肖林：系統持續推進無障礙環境建設，需要重視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轉變。一是在理念上要推動從殘障專屬向全民友好的轉變。這一點在前面已經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論述。二是在建設上要推動從局部設施向連續系統的轉變。出行看似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卻是一系列行動連貫而成的“鏈條”，很可能因某個環節出現困難而發生中斷。因此不僅要重視重要節點的設施建設，更要重視不同節點之間能否順暢地形成持續通行系統，這就要求其與社區發展和治理以及“15分鐘生活圈”建設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三是要推動從增量建設到存量維護和參與式治理的轉變。在城市化的“下半場”，城市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治理更多體現在存量改造提升、設施維護和服務完善方面。無障礙設施不僅要考慮“有沒有”，更要注重“好不好用”。這也意味著需要著力推進城市精細化治理和社會參與式治理，同時更加強調無障礙建設的可訴性和可問責。四是要推動無障礙從物理空間向數字空間、從設施無障礙向社會無障礙的轉變。在數字化和智能化時代，努力縮小信息鴻溝成為殘障群體融入社會生活、獲得充分發展的基本前提。無障礙設施建設和可及性最終是要保障和實現相關群體平等地參與教育、就業、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機會與權利。

邵磊：在當下的發展階段，我們進行無障礙環境建設面對的挑戰在規模、速度和復雜性上都是世界性的。在這一背景下，任何單點突破都解決不了問題，只有把“通用無障礙”確立為跨領域、跨層級的系統范式，才能真正撬動結構性變革。通用無障礙指的是面向全體社會成員，從無障礙設施、技術、服務到無障礙文化的建設范式，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將通用作為準繩。通用設計和包容性設計的根本邏輯，是把差異視為常態而非例外，把“能用”的邊界盡可能向外拓展，讓每一個人都不需要依賴特殊通道才能參與社會生活，凸顯無障礙設施是社會公共產品的基本屬性。從這個高度出發，才能理解為什么城市更新必須把無障礙作為剛性標準，而不是彈性指標；才能理解為什么信息系統、文化場所、醫療服務，都需要把可及性設計寫進最初的需求書，而不是等建好了再打補丁。第二，將參與作為渠道。無障礙建設長期以來存在一個結構性悖論：最了解需求的人，往往最少參與決策。讓殘疾人、老年人進入規劃設計過程、進入政策評估、進入標準制定，是保證系統有效運轉的前提條件。志愿服務體系如果只是情感動員，它就是短暫的；如果被制度化、專業化，它就能成為社會支持網絡的有機組成部分。第三，將法律作為利器。過去，無障礙建設缺少的是執行的壓力——標準寫在紙上，落不到地上，責任找不到人，投訴沒有出口。2023年無障礙環境建設法的一個重要突破，是引入檢察公益訴訟機制，讓“有人管、管得到、管不好要追責”成為可能。當然，公益訴訟是事后糾偏，不是事前預防。充分發揮法律的作用，需要在規劃審批、竣工驗收、運營監督各個環節都咬合到位，讓無障礙成為項目建設不可繞過的硬約束。這一點，在城市更新、老舊小區改造、數字平臺建設等當前的主要建設場景中，尤其需要被強化。

張楠迪揚：在無障礙環境建設中，要特別重視科技的賦能作用，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為破解傳統服務難題提供了重要抓手。比如，依托智能感知、數據分析等技術，出行引導、設施管護、信息溝通、健康照護等場景不斷優化，既能為視障、聽障群體提供實時出行提示、視聽信息轉換服務，也能通過智能監測設備，為老年人、殘障人士提供居家安全、健康狀況實時守護，同時助力無障礙設施動態巡查與及時維護，讓無障礙服務更精準、更高效。但也要清醒認識到，智能技術是一把雙刃劍，若應用不當，反而會加劇數字鴻溝、技術鴻溝，背離無障礙建設的初衷。當下部分公共服務一味追求智能化升級，過度推行線上辦理、智能操作，弱化線下人工服務，忽視老年、殘障群體的使用能力與實際需求，非但沒有消除障礙，反而形成了新的壁壘。推動技術真正賦能無障礙建設，必須堅守以人為本、需求導向，摒棄技術至上、盲目創新。技術研發、平臺搭建、服務落地，都要立足特殊群體的真實使用場景，簡化操作流程、強化適老化與無障礙適配，讓智能工具易學、易用、接地氣，貼合群眾實際需求，避免單純堆砌技術、追求形式化創新。

5、增強無障礙環境建設的機制保障

光明智庫：無障礙環境建設涉及多個部門，如何健全工作機制、強化協同推進？在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如何充分體現殘障人士的話語權？

邵磊：無障礙環境建設橫跨住建、民政、工信、交通、教育、衛健委、殘聯等多個條線，每個部門都有合理的職責邊界，但一個輪椅使用者走出家門、乘地鐵、進醫院、辦業務，穿越了所有部門管轄的場景，誰來對這個完整的鏈條負責？

從治理現代化的角度來看，無障礙治理兼具兩種結構：縱向是分層治理，中央立法定標準、地方政府負責落地、基層單位具體執行；橫向是協同治理，多個平行部門需要圍繞同一目標聯合行動。健全工作機制、強化協同推進，需要三個支點同時發力。一是職責部門依法擔當，這在法律里已有明確規定，無障礙公益訴訟在其中發揮了有力的監督作用。二是無障礙信息共享。如果無障礙設施臺賬、投訴記錄、整改進度分散在各部門系統里互不相通，監督就會失靈，問責就會落空。三是常態化的多元監督。讓殘障組織和老年人代表直接參與項目驗收，把使用者的反饋嵌入日常管理流程，才能讓監督常態化。

肖林：殘障群體對無障礙環境建設最為敏感、利益最為攸關，但其話語權也相對較弱。增強殘障群體的話語權，讓社會更好地“看見”和“聽見”他們的痛點，提高精細化治理水平，最終也會帶動整個社會的進步。

首先，不斷完善相關法律體系，以充分保障殘障群體在無障礙環境建設中各項權利。無障礙環境建設法已經對殘疾人聯合會和老齡協會參與相關法律、法規、規章和規劃等的制定修改的法定權利做出原則性規定。實際上，不少發達國家都規定了殘障者組織或其代表應該參與到無障礙設施的規劃、設計、施工、驗收和監督等環節中，使其擁有更充分的發言權、評價權和監督權。

其次，各級黨委和政府應該為殘障人群及其組織充分表達意見和參與公共生活提供更廣闊的平臺和空間。作為無障礙環境建設中的重要能動主體，殘障人士的自發呼吁和積極行動往往在理念普及、議題設置和政策倡導等多個方面能夠起到重要推動作用，而這需要黨委政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科研機構和公共媒體等為其充分賦能并提供支持。

再者，高度重視具有信息化素養的青年殘障群體的網絡表達和網絡社區的積極作用。在網絡平臺里彼此交流討論、答疑解惑和領取科普任務，不僅對散落各地的殘障者起到排憂解難、抱團互助的作用，也部分消除了健全人士和殘障人士的觀念壁壘和社會隔膜、有效拉進了彼此的心靈距離，最終促進從認知到行動的轉變。

張楠迪揚：增強殘障群體的話語權，首先要搭建更多元、更常態化的公共發聲平臺。可以依托人大政協渠道，行業協會、社會組織等平臺和基層協商等，建立殘障人士常態化建言機制，在無障礙規劃、民生政策、城市治理等相關議題討論中，預留專門參與席位和表達空間，讓群體代表能夠有序參與座談研討、政策征詢和項目評議。同時，在制度設計和基層治理中，可逐步建立訴求反饋、意見吸納、結果回應的良性閉環。把殘障群體的意見建議納入公共項目評估、民生服務優化的參考依據，讓發聲有回應、建議有落地，形成表達—吸納—反饋—改進的良性循環。

與此同時，還要在社會層面持續營造包容尊重的公共輿論氛圍。通過常態化宣傳教育，引導社會大眾跳出固有印象，以平等視角看待殘障群體的社會價值，尊重其自主表達、自我主張的權利。在議題設置和內容傳播上，多關注現實生活需求、權益保障、就業發展等務實話題，關注他們的奮斗姿態、社會貢獻與公共思考，強化正向話語影響力。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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