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士兵自述三次尋找中國“花姑娘”犯大罪,卻為何最終被中國放過一命?
1950年7月18日清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大門哐當一聲,被蘇軍押解而來的戰俘魚貫而入。烈日刺眼,人群中一名面色蠟黃的矮個男子抬頭望向新升起的紅旗——他叫鈴木良雄,今年三十歲。
接收登記時,值勤員遞過表格:“姓名?”——“鈴木良雄。”——“部隊番號?”——“第五十九師五十四旅炮兵分隊,小隊長。”稍一停頓,他低聲又補一句:“我在中國……做過壞事。”翻譯抬眼打量他,示意坐下,筆尖落在紙上。
這名埼玉縣出身的青年,十年前被征入伍。那是日軍在華北全面推行“三光”方針的開端。上了前線,每日訓練只有一個核心詞——服從。營房墻上噴著“命令即天命”五個大字,誰也不敢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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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深秋,炮兵小隊首次被派往山東平原清剿所謂“抗日余匪”。村口新砌的青磚房還貼著喜字,屋里婦女懷著襁褓嬰兒。鈴木接過老兵遞來的火把,秸稈被點著,火舌順著窗欞躥起,哭聲與爆裂聲交織。那時的他,只記得煙塵嗆得人直流淚,卻沒誰回頭。
歲月并未停下屠戮。1941年冬,章丘東南山區陷入腥風血雨。旅部劃出“敵性特區”,命令“先封鎖,后清掃”。一場夜攻中,老兵拍拍他的肩膀:“小子,刺刀別軟。”他帶人闖進低矮土屋,黑暗里亮白的刺鋼一次次起落,泥地被血浸得黏膩。幾具年輕尸體安靜倒下,嗆人的火藥味夾雜著干草灰,直往鼻腔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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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春,濟南以東再度圍剿。鈴木的隊伍搜遍村巷,在豬圈發現一位滿身泥污的婦女。她被拖進谷倉,粗麻繩縛住雙腕。夜色里,有人踢門離去,有人掩面啜泣。他冷漠站在門口,任身后的笑聲和哭喊折射在昏暗油燈里。幾天后,他獨自追擊零散游擊隊時,趕上一名受傷的村嫂,在河灘草叢中再度施暴。水鳥驚飛,他卻只顧收拾衣扣。
戰爭急轉直下。1945年夏季,部隊南撤途中路過泰沂山區的臨河村。傍晚,士兵們威逼村民準備炊事。夜深,鈴木推門闖入灶房,再次撕破人性的底線。第二天清晨,倉皇下達轉進命令,關東軍已搖搖欲墜。
同年7月,他隨部被編入咸興方向的守備隊,迎頭撞上蘇軍坦克集群。口糧沒了,彈藥散盡,繳械投降成了唯一結局。被押往西伯利亞的火車上,零下三十度的寒風穿透木板車廂,凍裂的鐵軌咯吱作響,夜夜都有人凍死或病死。鈴木在回憶錄里寫道:“我那時才知道,死亡也會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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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軍與中國達成戰犯移交協議后,鈴木踏上撫順的土地。令人意外的是,這里沒有毆打,沒有饑餓,有的是一場場“戰爭責任討論會”。指導員遞書給他:“讀完《東京審判文選》,再寫反省。”有人不以為然,悄聲嘀咕:“他們這是想給我們洗腦?”鈴木卻沉默,他知道自己那些見不得光的往事終要攤在陽光下。
一個月后,他上交厚厚的自白,字跡顫抖卻清晰。審查員指出漏洞,他補寫;同伴質疑,他當面回應:“我親手放過火,也刺過人,再不說出來,我睡不著。”這樣樸素而直白的話,讓不少戰犯低下了頭。
撫順的改造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按照規定,凡能如實供述、認罪悔罪者,可獲寬大處理。統計資料顯示,至1956年共有1000余名日本戰犯被相繼釋放回國。鈴木正是其中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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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舞鶴港海風咸腥。下船時,日本記者舉起閃光燈,問題如雨點般砸來。他脫帽鞠躬,只說了九個字:“我曾犯罪,我愿講真相。”回到家鄉后,他與數百名歸國者籌建“歸還者聯絡會”,沿著北海道、神戶、大阪等地宣講戰時暴行,搜集舊檔案,刊印《侵華罪證集》。有人質疑他說:“何必自揭傷疤?”他搖頭回答:“為了不再讓孩子們背上我們犯下的債。”
鈴木良雄的結局并不轟烈,他在七十年代病逝,墓碑簡樸。但在中國東北的一間展室,仍能見到那份布滿改動痕跡的自白書。燒毀的村莊、被刀尖撕裂的生命、夜色里無法平息的哭喊,都化作一行行字跡釘在紙上。它們提醒后來者:制度可以把人推向深淵,也能拉人回到人類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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