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曾被毛主席10次親自接見，還被寫進文章的干部，1978年為何被免去全部職務？

1953年秋，華北平原剛收完玉米，遵化西北角的那片洼地卻傳來“又得去縣里領救濟糧”的嘆息聲。地瘠、人多、耕畜少，分到手的幾畝薄田難撐一個年頭，這就是土地改革后的現實底色。

河北當年旱災頻發，小戶分散經營風險驟增。縣檔案可查：1952年全縣因災減產幅度接近四成，單干農戶中有近十分之一需要外援。怎樣破局？王國藩盯上了合作這條路。

起步條件寒酸得驚人。23戶貧農合計只有“三條驢腿”——三頭老驢卻少一副套具，耕作靠錯時輪換。有人搖頭：“這不是瞎折騰？”王國藩只回一句：“散著干，年年要糧；合在一起，也許能翻身。”

第一年，合作田里畝產比周邊多出三成，省下了兩萬多斤口糧。王國藩趁熱打鐵，換犁頭、修水渠，次年社員驟增到83戶。縣干部來調研時，青石磨旁一段對話流傳開——“這賬怎么算都不虧？”“把驢腿拴到一根繩上，賬就好算了。”短短一句，把集體化的門道點透。

1955年秋收，社里賣出余糧三萬多斤，還騰出人手上山造林。社員自建的新瓦房排成了三行，過去的土窯洞留作倉庫。全國合作化高潮到來時，這個小社已擴展為552戶的高級社，社員人人有工分、有分紅，卻依舊執行一條鐵規——花錢必議、節儉為先。木工要買新鋸子，得先把舊鋸齒磨到再也磨不動；犁杖壞了，優先找鐵匠打補丁。

節約作風惹來非議。有人勸他擴大馬隊、多修場院，理由是“典型就該排場”。王國藩把賬本往桌上一攤：“先把籽種、肥料、校田渠這些細賬算清，再談排場。”緊接著，畝產再上一層樓，地方報紙用整版刊出數據，全國推廣會也援引了這份報表。

高層關注隨之而來。從1957年到1973年，王國藩被請進北京十次。人民大會堂里，他依舊穿著對襟褂子、腳蹬千層底。有一次列隊合影前，他悄悄問工作人員：“這樣打扮，會不會寒磣？”旁邊有人笑道：“老王，你代表的是農民，這才像話！”樸素背后，其實是想讓更多人知道：節約可以走到最高殿堂。

1969年，他進入中央委員會，身兼數職。然而政治的波峰浪谷并不會因勤儉而停歇。十年風浪中，經驗主義的短板暴露，部分決策被指“左”，也為后來埋下禍根。1978年春，他被一紙文件免除了所有職務，悄然回鄉。

職務不在，公心仍在。聯產承包啟動后，不少村子忙著分家，而遵化這家老社卻轉向辦企業。磚瓦廠、鑄造車間、冷作小組，一個個掛牌。王國藩年過七旬，受推舉做名譽董事長。他出門跑項目從不住招待所，“我住老戰友家，省下的錢買好鋼砂”，這是他的口頭禪。

“這批爐排不合格，退！”75歲的老人舉著游標卡尺，當眾把有瑕疵的鑄件砸碎。年輕工人不解，他解釋：“今天放過一個缺口，明天就能漏進十個。”依舊是節約邏輯：質量不過關，浪費更大。

直到1995年，王家才把土坯房推倒重建，新屋四間，磚木結構。村民勸他改善生活，他只是擺手：“省下的錢可以再添一臺車床。”2005年冬天，王國藩因病去世。家里除了發黃的賬本，幾乎沒有值錢物件，可村里那座小型機械廠的流水線仍在運轉。

回望這一段歷程，人們發現：在資源極度有限的年代，節儉不僅是一種美德，更是一種能夠積累資本的生產方式。從三條驢腿起家，到高級社、再到鄉鎮企業，邏輯始終未變——靠自己，算細賬，不鋪張。把這條路走通的，不是口號，而是一筆筆看得見、摸得著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