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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以后，日本政壇的“失言大臣”不僅不見收斂，而且越發放肆。

2001年7月，剛剛就任防衛廳政務次官的西村真悟，就對周刊雜志《花花公子》的記者大放了一氣厥詞。西村是自民黨中著名的鷹派人物，早在1997年就乘船登上釣魚島，鼓吹以武力保衛日本的“領土”。

采訪者問他:

西村回答:

對2001年3月23日，日本海上自衛隊向“可疑船只”開炮的事件，西村強硬地表示：

當采訪者又問他作為政務次官，最想干的事是什么時，西村干脆地回答:

西村信口開河，越說越離譜，竟然鼓吹日本要發展核武器他說:

西村的“強奸理論”真是令人目瞪口呆，實在不敢相信這竟出自一位日本政治家的口中，除了暴露出他的狂妄和好戰以外，也透視出他內心的齷齪。

2002年1月18日，日本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委員長、前防衛廳長官野呂田也在秋田縣鷹巢町做了一番表演，他稱:

野呂的胡說八道立即遭到亞洲各國人民的憤怒譴責，同時也受到日本在野黨和輿論的強烈批評。在1月21日眾議院表決民主黨、共產黨等4個在野黨關于罷免野呂田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委員長的提案時，竟以184票贊成、275票反對的結果予以否決。

《朝日新聞》為此報道說:

從橋本龍太郎組閣至今，日本政治右傾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失言大臣”現象迭出不窮。諸如法務大臣中村正二、防衛大臣呂田芳成、建設大臣龜井靜香、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防衛廳次官西村真悟以及先后在國會或政府擔任過要職的山崎拓、桅山靜六、小澤一郎等人，每每都有“驚人之語”。

小堀桂一郎是明星大學教授，他曾著手編纂了一部《東京審判駁回、未提出辯護資料》，企圖利用當年被法庭駁回的資料為推翻東京審判撈取一棵稻草。

以下，披露小掘氏幾個荒唐透頂的謬論：

(一)《舊金山和平條約》第十一條屬于“誤譯”

他認為，其中的“審判”一詞屬于“誤譯”，應該譯作“判決”。

他稱：

他認為，《舊金山和平條約》之所以列出這一條款，是擔心“日本恢復獨立后，日本政府取消所有戰爭犯罪裁判所的判決，將拘禁的犯人一起釋放”，所以，第十一條款“不是要求(日本)承認以東京審判為代表的所有軍事審判團體，服從其判決理由”，只是為了讓日本“肩負起讓犯人服刑”的職責，“防止將戰爭犯罪的囚人一齊釋放”，從而傷了聯合國的“臉面”。

(二)“日本沒有領土野心，歐美諸國才是侵略者”

小堀認為，日本發動的對中國及亞洲諸國的戰爭不應稱為“侵略戰爭”，而應稱為“先制攻擊戰爭”。

他說:

小堀氏如果對從未涉足過地球的其他生物類講這番話，或許有“人”信服，遺憾的是，這位連基本歷史事實都不屑一顧的學者的“高論”，當然蒙騙不了曾經飽受日本侵略欺凌的亞洲諸國人民。

此外，小堀氏又列舉了歐美諸國曾把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納入殖民地的歷史，然后拋出“亞洲解放論”，稱:

小堀的“亞洲解放論”絲毫沒有什么新意，不過是拾人牙慧。

(三)《巴黎不戰公約》包含有“自衛權”

東京審判所依據的國際法中，除了《國際軍事審判所條例》外，《巴黎不戰公約》也是重要的國際法依據之一。為此，小堀想從這份公約中找出可以為日本侵略行徑張目或合法化的“依據”。他首先為“大東亞戰爭”下一定義是“為了自存自衛而不得已的戰爭”，同時，不惜把昭和天皇的《開戰詔書》搬了出來，大段引用，借昭和天皇的嘴說:

小堀氏對昭和天皇這段《開戰詔書》頗為欣賞，稱:

接著，他開始從《巴黎不戰公約》找“自存自衛”的“依據”，大段大段地引用了美、英、法等國政界人物當時的一些講話，指出這些政界人物在解釋《巴黎不戰公約》時都申明內中包含有“自衛權”。

小堀又從反面論述道，如果日本加入《巴黎不戰公約》:

言外之意，當時的日本政府之所以在條約上簽字，就是看重了其中的“自衛權”。他又借用另一位否定派學者的話說：“該條約不僅沒把戰爭視作違法，相反還確認了防衛戰爭的合法性。”

小堀之流對《巴黎不戰公約》的解釋當然是一廂情愿的，不論小堀抬出歐美那些政治家的“解釋”也好，借用否定派的“獨特見解”也好，《巴黎不戰公約》中規定了侵略戰爭屬于國際犯罪，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要追究其戰爭責任，這該是公約中最根本的宗旨。

正因為如此，戰后的東京審判才把《巴黎不戰公約》作為重要的國際法依據之一。

對此，小掘氏憤憤不平，指責國際法庭：

為什么“失言大臣”們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寧可辭職、卸任也要“一搏”呢?這種現象又說明了什么呢?

戰后以來，在美國占領政策的導引下，日本保守主義勢力始終把持著日本的政治方向，他們多是戰爭的親歷者，甚至是直接參與戰爭的一代，從吉田茂、岸信介到田中角榮(戰時從軍到過中國)、中曾根康弘(戰時皇家海軍軍需官)，他們在戰爭期間接受的皇國史觀沒有受到任何沖擊和蕩滌，甚至連他們的戰爭犯罪行為也沒有受到任何追究(如吉田茂和岸信介)。

他們所持的戰爭觀仍然是皇國史觀的貨色不足為怪。另外，從政府、國會以及各地方自治體的構成看，盡管戰后初期美國占領軍對戰爭責任者予以“公職追放”(解除公職)，但不久就解除了“追放令”，戰時的官僚(包括右翼團體要員)又重返政府各界。

財閥也被松了綁。這樣，戰爭時期軍部、政治家、官僚、財閥一體的機制，除了軍部被裁汰以外，幾乎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如池田勇人、佐藤榮作都是戰時官僚出身的政治家，他們的歷史認識不可能輕易轉變。可以說，戰后以來，日本政界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始終沒有經過深刻的反省或自我批判，并一代接一代的延續下來。

眾所周知，美國在占領期間，為了把日本構筑成亞洲反社會主義陣營的橋頭堡，通過東京審判和舊金山條約等放棄了對日本戰爭責任的徹底追究，甚至保護天皇、維護天皇制、釋放戰犯、扶植右翼保守勢力等，使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長期擱置，沒有得到認真或根本的解決。

從戰后初期到中日恢復邦交前，日本在對外關系上對美一面倒，在施政方針上實行經濟主義政治，朝野上下為建設經濟大國日本而努力。戰后亞洲始終處在冷戰(甚至熱戰)的前沿，從中國大陸的三年解放戰爭、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柬埔寨戰爭，乃至蘇聯入侵阿富汗，戰后亞洲30年來不安寧。亞洲各國沒有能力和機會去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民間被害索賠等問題更擺不上日程，致使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繼續拖延下來，并演化成戰后責任問題。

從中曾根康弘提出“戰后政治總決算”、主張建立政治、軍事大國的新保守主義路線出臺后，戰后以來沒有得到根除的皇國史觀、國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等貨色開始抬頭。反映在戰爭責任問題上，他們極力否定東京審判，否認日本的戰爭犯罪，公然為侵略戰爭涂脂抹粉，甚至攻擊戰后教育是“自虐史觀”，主張修改戰后的教科書，對青少年進行有“民族自信心”和“日本的自豪”的教育。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下，一些政府要員再也按捺不住形成日久的戰爭認識，首先圍繞著教科書問題，亮開了他們的嗓門，拉啟了“失言大臣”們大放厥詞的序幕。

尤其是強制從軍慰安婦、731細菌部隊人體實驗、南京大屠殺、強制勞工等問題浮出水面，對日本社會是一個強大的沖擊和震驚，戰后以來一直被隱匿的日本戰爭犯罪行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就引起部分政治家、政府要員以及右翼陣營的強烈不滿和瘋狂抵觸。

“失言大臣”的出現又同日本國內的政治氣候密切關聯，是日本步入新保守主義的必然產物;新民族主義和國粹主義是產生“失言大臣”的溫床，在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社會問題如山的現實環境下，“新生代”政治家們為了擺脫困境，執意用狹隘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等來統一國民的意志，諸如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國歌國旗法制化”等，而“失言”只是他們目的追求的政治手段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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