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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死囚,凌晨在看守所辦理完了一切必要手續,被押解登上了去刑場的卡車。他的生命即將走到終點,不再可能有任何轉機,然而這時,“天崩地裂了”。
在大地震中意外“逃出生天”的他卻選擇了跌跌撞撞反悔看守所,只因為心里還有放不下的人……
由肖央、阿云嘎主演的電影《出入平安》,在唐山大地震這場載入史冊的浩劫過去整整50年后,選擇用警察與囚犯這個獨特的切入點,用“悲喜交加”的形式重現這場災難。但卻因兩次撤檔而遇冷,部份情節的設置也遭遇了一些觀眾與影評人的質疑。近日,觀察者網新潮觀魚欄目對話了電影的主創:導演兼編劇劉江江,和原創編劇兼制片黃了了。請他們還原電影的創作歷程、解讀人物塑造,同時回應電影產生的一些爭議。
【對話/新潮觀魚】
新潮觀魚:大家知道《出入平安》的上映歷經波折的,2024年國慶檔撤檔后,2026年五一檔再次調整檔期,導致觀眾對于電影“信心不足”,排片也不多。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劉江江:我和你的感覺一樣,雖然這種定檔又撤檔的操作,在業內也不是多稀罕的事,但作為創作者,我們當然愿意把電影送到更多觀眾面前,我也一度挺沮喪的。但關于定檔、排片、宣發這些工作與創作組不在一條線上,具體原因我也不是特別清楚。我只能從創作端來反思,看一些大家的評論,思考我們是不是在題材處理、講故事的調性上,有一些可以吸收的建設性意見。其他部分,我其實沒有太多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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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平安》重新定檔的海報
但我們必須承認,電影是一門風險很高的生意,現在電影還在線上,我們當然希望《出入平安》還能有轉機,希望排片能增加一些。我也看了一些數據,我們的排片和票房占比確實不太理想,從數據上看挺無力的。但如果大家真對我們感興趣,確實需要觀眾拿票來幫我們一把。作為創作者,我們只能說拜托觀眾,同時反思自己,在下一次創作里去彌補。
新潮觀魚:《出入平安》這部電影的故事背景是唐山大地震,但選取的切入點很獨特,主角是死囚——被震塌的看守所里,囚犯組成了救人小隊走出高墻進行救援,演繹了一場救人與自我救贖的故事。我想問編劇黃老師,選擇囚犯作為主角,是否與您長期從事獄警工作有關?在創作過程中,您是如何還原當年唐山發生的真實故事,并進行藝術化的改編?
黃了了:咱們現在看到的這一版電影,經過了劉江江導演的改編,之前的基礎版本,是我2017年開始寫的。我當過11年兵,在國防大學長沙政治學院上學時,參加了一個叫“萬人一幫一”的活動,我們學校分配的是去湖南省女子監獄進行幫教。從部隊轉業后,因為這段機緣,我有意識地找了北京市女子監獄的工作。我分到的分監區很特殊,有80多個女犯,老弱病殘都有,其中36個是精神病犯,殺人犯也有十多個。跟他們每天接觸久了,我對這個群體有了很多新的認識。
2008年汶川地震時,犯人們從新聞里得到消息,表現得很積極,說想去汶川救援,還問要不要捐款。因為知道我是四川人,他們覺得黃隊長的老家地震了,得去幫忙。我就下意識問他們,“如果此刻北京也地震了,墻塌了,家就在周邊,會不會想跑回家看家里人?”他們的回答非常一致:“不會的,黃隊長,如果這個時候真的地震了,我們肯定先救身邊的人。”我當時很感動,還想會不會是騙我的,結果幾乎所有人都這么回答。再到后來,社會上每次有重大事件,他們知道后都積極想捐款捐物。
2017年,我知道行業里至少有三四家公司都想做唐山地震后犯人救援的題材,這是個公共IP,源自真實報道:唐山地震時看守所塌了,幸存下來的200多名犯人在規定時間、規定范圍內救出了112個老百姓,救援后全部歸隊,沒有一人逃跑,中途有三個人跑回家看了看,又回來了。錢鋼老師在《唐山大地震》報告文學里寫到了看守所,開場就是“噠噠噠三聲槍響”。我才知道當天晚上開了槍,是為了震懾犯人。這些點點滴滴,加上我1972年出生,親身經歷過1976年唐山地震后全國范圍的“躲地震”,這些經歷和記憶,在2017年匯集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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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的唐山幾乎成為了一片廢墟
通過公安部介紹,我去了唐山,找到了當年第一看守所唯一在世的老警察普金倉老先生。剛開始老先生對我們不太友好,說來找他的“要把當年的故事拍成電影”的人太多了,最后都沒拍成,覺得我們是騙他的。但因為我是警察,他也當過兵,我們聊了很多情懷的東西。中午請他吃飯,他倒了一大杯酒,遞給我說:“你把這喝了,我給你講故事。”我拿起來一口就干了。老先生給我講了許多,還把他的手稿《廢墟上的黨支部》授權給了我。所以我拿到了更真實、更一手、更接地氣的東西。結合我在監獄工作多年的經歷,就有了《出入平安》的雛形。
新潮觀魚:《出入平安》并非一個全程催淚的哭戲,其中也有很多喜劇元素讓觀眾覺得“悲喜交集”。尤其是肖央和阿云嘎這對“警察X死囚”的組合,在電影的前半段兩人形象氣質的反差會讓人想到小品里的陳佩斯和朱時茂。劉導您是如何處理這兩個主要人物的命運交集的?
劉江江:災難來臨,警犯聯手救援,這里面天然就有警與犯、善與惡、貓與鼠這樣對立統一的矛盾。他們需要聯手把墻推開才能出去,但出去之后,又有一條涇渭分明的分界線。
在人物設計層面,我們盡量讓他們身上有一些反義詞:
鄭立棍開始就是破罐子破摔,整個人是往下走的;尉遲曉馬上要開始新生活,氣是往上拔的;一個重法,一個輕法。一邊是法,一邊是情。
我們找了一個比喻,孫悟空和二郎神。一個是想要自由、最原始沖動的“猴性”,另一個是天職,職責就是抓你回去的“神性”。
在呈現上,兩個演員也都參與了創作,是一種共創關系。肖央老師身上有一種奇妙的不嚴肅感,又很真實。我們不想把這個悲劇事件弄得太嚴肅太沉,他身上的那種破碎感、不嚴肅感和莫名的喜感正好合適。
阿云嘎老師是歌劇王子,整個人非常挺拔,不單是身材,更是氣質的挺拔。我們需要尉遲曉這個人物身上有一種不討巧、不近人情、總想束縛主角的特質,但他又必須讓人理解。我們跟一些老警察聊過,那個時代的公職人員就是那樣的,天職第一。我們采訪的普警官甚至更極致——地震時他不在單位,把家里安頓一下就立刻跑回所里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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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棍今天要去赴死,尉遲曉第二天要結婚。一個大災難,把兩個人的生活全打散了。一個本打算去死的人活了下來,另一個本要迎娶心愛姑娘的人,新生活也被打散。這就是整個故事的戲劇性前提,后面所有的情節都是順著這個前提流淌出來的。
這一天的大災難,是我們故事的大反派,它把尋常人的生活打碎了。
新潮觀魚:肖央飾演的鄭立棍在片中是一個很有“人格魅力”的小木匠,這部電影把高墻內的小社會反映得特別真實,肖央演的鄭立棍一出場就是死刑犯,在獄中也有關系很好的朋友。社會上經常口口相傳,監獄里存在“鄙視鏈”,什么樣的人受尊敬,什么樣的人被瞧不起。實際情況是怎樣的?
黃了了:首先,監獄和看守所有區別,歸屬不同,關押人員的屬性也不同。我在監獄工作時,發現當所有犯人集中到一起,他們最先了解你犯的什么罪,心里有本賬。“鄙視鏈”確實一直存在,不過會隨著社會背景變化。以男犯為例,過去最看不上的是強奸犯這種性犯罪,然后是小偷小摸。現在隨著經濟犯罪增多,鄙視鏈也在變化。他們開玩笑說“沒文化真可怕,沒文化坐不起牢”,其實有知識、有文化、有學歷的人在監獄里相對受尊重,因為獲取文化的過程是需要付出的。
你提到鄭立棍這個人的“人格魅力”,確實有的犯人,雖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好人”,但有時也會體現出人格魅力,有人甚至有那種仗義相助的特質。我的作品里,人物都是生活中點滴的原型,無非是嫁接或拆分一下。比如在我管理的監區,曾經有一個讓大家都討厭的“老流氓”式的女犯,但她會一把拽住一個往外沖的女犯,彎下腰,嘴里說著“你就等著扣分吧”,一邊很使勁把對方沒放下的褲腿抹下去,然后對她屁股拍一巴掌說“滾蛋”——她做了好事,即使方式還是很流氓。
你看鄭立棍,按理說他是死刑犯,大家應該怕他,但其實不是,他并不是那種兇神惡煞的人,也不傷害別人。包括電影里的另一個犯人牛小寶,他說“我連殺人都不怕,我還怕什么?”結果他想得最多的不是逃跑、像吳老六那樣搶劫,而是想回家吃媽媽做的一口面。這種反差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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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觀魚:鄭立棍在結尾的選擇讓人有點意難平,關于他在自己的家人母子平安、風波過去之后依然選擇“自毀式救人”最后獻出生命,很多觀眾表示不理解。也有觀眾質疑,為什么影片的最后要讓他穿上一身孫悟空的戲服去救人,會不會顯得比較“脫離實際”和“違和”?
劉江江:關于鄭立棍,我覺得他最后做出的選擇,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選擇,可能就是他在那一天經歷了那么多事之后,在最后一剎那的沖動。死亡,從創作上來說,它是一個主題。鄭立棍一開始是拒絕救援的,后來為了渾水摸魚被動救援,但當救了那么多人,看到別人對他的感謝,他就開始主動參與救援。主動救援,就有可能造成犧牲,所以他最后的死是符合邏輯的。
用齊天大圣做人物底色,是劇本階段就有的。棍哥從拒絕救援到主動救援,到最后靠自己,這個過程特別像孫悟空,從大鬧天宮時的“猴”,到帶著緊箍咒去取經,最后緊箍咒消失,他變成了有神性的東西。最早我們沒設計他穿戲服,只是設想他參與救援后,身上破爛的衣服在夕陽下像盔甲,是一個比喻。后來我們豐富了細節,比如他是個小木匠,給老藝人做棺材,老藝人沒錢,給了他一整套齊天大圣的戲服作為工錢抵賬。在1976年,藏這種戲服可能會惹麻煩。所以他最后穿上這身衣服,潛臺詞就是“我沒打算再活著出來”,我要用我的命去給孩子和老婆換個好名聲。在那個年代,死刑犯家屬這個身份能把一家人壓死。所以我覺得他最后那個英雄般的舉動,可能是一剎那的沖動,他不會去衡量利弊了。我寫到那兒的時候,覺得這個人物在最后一刻終于用死亡徹底完成了自我救贖,心里還挺難受的。
新潮觀魚:關于《出入平安》的情節,上映后還有一個很多人都提到的質疑或者說爭議。就是在尉遲發現了自己穿著紅色嫁衣的新娘被壓在廢墟里奄奄一息、即將死去,眾人為他們舉行了一場臨時婚禮。有部分觀眾不接受這樣的安排,兩位對此怎么看?
黃了了:關于這場婚禮,有一個點可能大家沒有注意到,那就是在情節邏輯上,婚禮是發生在鄭立棍想要逃跑這條線上的。他所有的事情都是為了逃跑,他看見當時小玉快死了,尉遲很上頭。然后他的獄友來了,說來得及,給你辦個婚禮吧。其實鄭立棍此時就是想趁亂逃跑,但是呢,這個提議同時也促成了這么一個感人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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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劇情中,眾人搜救時發現尉遲原本今天結婚的新婚妻子,身穿嫁衣被壓在廢墟里,身體已經被扎穿。兩人訣別之際,眾人決定在廢墟上為兩人舉行婚禮。這一情節在網上引發爭議。
劉江江:關于那場廢墟上的婚禮,出現在整部電影的中點,是重場戲。地震這一天,是鄭立棍的大日子,也是尉遲曉的大日子,一個白事兒,一個紅事兒,如果不是災難來臨,這場婚禮肯定要舉行,這場婚禮是尉遲這個人物一整天的心結,是我們敘事上繞不過的情節。鄭立棍想要掙脫看守,一直在制造機會,企圖渾水摸魚,從他張羅著要犯人們出來救援,到他主動下洞去救妙妙媽媽,再到他張羅著給尉遲辦這個即興婚禮,他所有的動機都是制造混亂,方便逃跑,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他也在成長,在逃跑跟救援之間人性角逐。
尉遲的行動線跟他剛好是完全相對的,他反對犯人出門救援,不相信犯人能安心救援,他一直盯著鄭立棍,他在看守跟放手之間情緒徘徊。遇見小玉的時候是尉遲最脆弱的時候,也是他最松懈的時候,鄭立棍利用了這場婚禮,給自己制造了出逃機會。婚禮這場戲是鄭立棍跟尉遲兩個人人物關系的拐點,也是戲劇的中點,不是為了婚禮而婚禮。
新潮觀魚:最后問一個技術性問題。電影為了還原唐山大地震的廢墟場景,一定下了很大功夫置景。另外,電影用了大量方言,但好像并不是所有人都說正宗唐山話,比如尉遲曉的口音就不一樣。為什么會選擇用方言?
劉江江:方言是表演的一種造型,為了讓人物更鮮活。除了尉遲曉,其他角色全是唐山話。我們組里有口音指導,也有唐山籍演員。選擇唐山話,一是為了讓故事更接地氣,二是因為唐山話本身很幽默,能稀釋一些悲情的感覺。尉遲曉的口音是設計的一部分,為了和鄭立棍做區隔。我們的人物小傳里,他是內蒙古人到唐山當兵后留下的,所以演員本身的內蒙古口音正好合適。
至于置景,這確實是最早難住我們的地方。后來我們定了策略,不在棚里搭,而是找實景拆遷區。我們在河北邯鄲找到了一片70年代的老廠區和住宅區,已經沒人住了但還沒拆。看守所、家屬院等絕大部分戲都是在實景里拍的,先拍震前,再通過爆破等手段把它破壞成震后的樣子。現場的磚石、塵土都是真的,表演區域絕大部分在實景里,這讓我們感覺很真實。
新潮觀魚:非常感謝兩位老師坦誠的回答,相信多年之后,當大家回頭看表現唐山大地震的電影,一定會想起這一部《出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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