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首次成功進行空降實戰演練之后，進一步發展這一兵種顯得順理成章。然而，要實現真正意義上大規模的空降作戰，仍需投入大量的工作。

米哈伊爾·薩維茨基——蘇聯降落傘工業的奠基人

米哈伊爾·薩維茨基

在當時，最緊缺的首先是最基礎的裝備——降落傘。在物資匱乏的 20 年代，蘇聯根本沒有能力生產自己的降落傘，而從國外進口又價格昂貴。例如，1927 年我們曾為蘇聯空軍從美國采購了數百具救生傘，每一具的成本高達 600 美元。

空軍司令部向空軍科學研究所下達了任務：要求在短時間內完成必要的研究工作。為此，空軍指派曾參加過國內戰爭的軍事飛行員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維奇·薩維茨基（Mikhail Alekseyevich Savitsky）前往研究所。自 1928 年夏天起，這位年輕的工程師便開始領導一個小型實驗室——即“降落傘工作室”，起初實驗室里僅有八名滿懷熱情的成員。

1930 年春，薩維茨基前往美國進行公務考察，在那里他接觸并了解了降落傘的生產技術。這次考察使我們能夠將蘇聯籌建降落傘企業的設計方案與美國進行對比。不過結果表明，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值得學習的地方。同年 4 月，蘇聯第一家降落傘企業便開始投產，并正式出廠了國產系列化的飛行員降落傘（PL-1）和觀察員降落傘（Pn-1）。

1931 年，由 P. I. 格羅霍夫斯基（P. I. Grokhovsky）設計的自動開啟式降落傘開始投入生產。同年年底，這些傘具被 M. A. 薩維茨基親自設計、性能更優的 PD-1 空降傘所取代。此時，薩維茨基已成為蘇聯第一家降落傘工廠的廠長兼總工程師。僅過了兩年，國內工業水平便達到了能夠完全滿足國家空軍對各種結構降落傘需求的程度。

右側為米哈伊爾·薩維茨基，左側為列昂尼德·米諾夫 —— 世界首次空降作戰行動（1930 年 8 月 2 日）的指揮官。

帕維爾·格羅霍夫斯基的“空中步兵”

1930 年末，工農紅軍空軍司令部下屬成立了一個設計部門，由天才發明家兼軍事飛行員帕維爾·伊格納季耶維奇·格羅霍夫斯基（Pavel Ignatyevich Grokhovsky）領導。他受命將空降技術納入工作計劃，內容包括：傘降物資容器、用于搭載人員的機翼下掛載吊艙，以及用棉布代替昂貴的絲綢來制造空降降落傘。所有這些工作都被統一歸納為“空中步兵”這一主題。

帕維爾·格羅霍夫斯基與 G-1 型空降降落傘

執行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這一命令具有極其重要的國防意義，這要求必須擁有自己的實驗生產基地。因此，1931 年 3 月，空軍科學研究所的實驗車間被劃撥給了該設計部門。 此后，該設計部門被重組為帕維爾·伊格納季耶維奇·格羅霍夫斯基的“特別設計局”（后升格為實驗研究所），其主要任務是為“空中步兵”設計、制造并測試各種新型降落傘技術。

實驗性空降部隊與首次嘗試

1931 年 3 月，工農紅軍總參謀部決定在列寧格勒軍區組建紅軍歷史上第一支非編制的實驗性空降部隊，編制 164 人。部隊裝備包括：重機槍和輕機槍、榴彈發射器、兩門無后坐力炮（DRP）、兩輛 T-27 超輕型坦克和三輛裝甲車。士兵們則配有汽車和挎斗摩托車。 該部隊配備了一個重型轟炸機中隊（12 架 TB-1 飛機）和一個軍級航空分隊（10 架 R-5 飛機）。部隊由列寧格勒軍區參謀部作戰人員 D. N. 尼基舍夫（D. N. Nikishev）負責組建，并由 E. D. 盧金（E. D. Lukin）擔任指揮官。

在空降部隊完成訓練之際，格羅霍夫斯基特別設計局已經研制并測試了一種特殊掛架，用于在 TB-1 轟炸機機身下方運輸汽車、輕型火炮及其他軍事物資。除了這些掛架，設計局還制造了一批實驗性的機翼下翻轉式吊艙。這些吊艙旨在利用 TB-1 飛機將傘兵運送到降落點，并自動將攜帶強制開啟式降落傘（格羅霍夫斯基系統）的傘兵投放出去。

在 1931 年 7 月 9 日于莫斯科伏龍芝中央機場進行的機翼吊艙測試過程中，L. S. 庫列紹娃（L. S. Kuleshova）與其他人一同從 TB-1 飛機上完成了跳傘，成為了蘇聯第一位從飛機上跳傘的女性。五天后的 1931 年 7 月 14 日，發明家的妻子莉迪亞·格羅霍夫斯卡婭（Lidiya Grokhovskaya）也從 TB-1 的機翼吊艙中完成了跳傘。

TB-1 機翼下方掛載的可傘降式貨物容器，用于裝載武器、裝備等。

然而，這種投放方式并未通過部隊的實戰測試。傘兵在整個飛行過程中被迫獨自仰面躺在吊艙內，處于極其緊張的被動狀態，并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突然拋出，這對傘兵來說是一場嚴峻的考驗。這不僅造成了過度的體能消耗，最終還降低了他們在著陸后的戰斗力。

人員輸送還不夠！

1932 年 2 月，根據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決議，蘇聯創造了設計和制造航空運輸及空降技術裝備的各項條件。例如，空軍特別設計局（OKB）1932 年的工作計劃中納入了 G-63 滑翔機（由偵察機牽引，可載 17 人及 500 公斤貨物）以及載重能力更強的 G-64 滑翔機（可載 50 人，由 TB-1 轟炸機牽引）。

設計局的計劃中還包括了用于 TB-1 轟炸機傘降貨物的降落傘平臺（G-37a、G-38a、G-43、G-62），用于投送 76 毫米野戰炮和“皮卡”式汽車；而對于 TB-3 飛機，則配套了投送挎斗摩托車和超輕型坦克的平臺。同時，與之匹配的貨運降落傘（如 G-56、G-57、G-58、G-59A 和 G-72 型）也同步研發。

如果不需要降落傘呢？格羅霍夫斯基的“空中巴士”

格羅霍夫斯基特別設計局的一項獨創性開發是“空中巴士”及其著陸平臺，旨在通過超低空飛行進行人員和物資的無傘投放。例如，從 TB-1 飛機上投放的 G-45a 型空中巴士，設計搭載一個“單元化分隊”——11 人；小型 G-68 型空中巴士用于從 R-5 飛機上投送貨物；G-51 型空中巴士平臺則用于投送重達一噸的物資。

“空中巴士”本質上是一個吊掛在飛機下的、帶輪子的“艙體”。飛行員在 2-3 米的超低空飛行中將其投下，艙體著陸后通過輪子逐漸減速停車。現在聽起來這很瘋狂，但在當時卻是極具創新性的設想。

設計局還研制了 G-53 設備，用于在飛行中從地面“抓取”物資和人員。此外，他們還研究了通過 R-5 飛機進行空中加油，以擴大 TB-1 轟炸機空降任務航程的可行性。

空中巴士的概念圖

由此可見，無傘投放人員和物資的想法，早在 30 年代就與空降兵構想一同產生了。

然而，最早進行試驗的是旨在將人員和物資投放至水面的“水上空中巴士”。遺憾的是，結果并不理想。從 TB-1 飛機超低空投下的兩架水上空中巴士，盡管當時海面平靜，但在入水瞬間沖擊力過大，第一架完全損毀，第二架嚴重變形并沉沒。

相比之下，陸用“空中巴士”的試驗結果則較為樂觀。1931 年秋，它順利通過了“戰斗洗禮”。P. I. 格羅霍夫斯基及其副手 I. V. 季托夫（I. V. Titov）親自躺在艙體內，由 TB-1 飛機投放。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駕駛 TB-1 的正是傳奇飛行員契卡洛夫（Chkalov）。盡管著陸沖擊力很大，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仍決定制造并交付一批三人座的空中巴士進行部隊測試。幸運的是，這些裝備最終未投入大規模實戰——畢竟蘇聯當時沒有那么多能夠如此精準執行“活體貨物”投放任務的契卡洛夫。

載機腹部下方的小型空中巴士

由于在空降技術裝備研制方面的突出貢獻，以及在測試中屢次表現出的英勇和無畏，特別設計局局長 P. I. 格羅霍夫斯基被授予列寧勛章。

1931 年——“傘兵之年”

1931 年 9 月，在基輔軍區的軍事演習中，為擴大進攻方的戰果，29 名列寧格勒空降兵在米諾夫（Minov）指揮下，從三架 ANT-9 飛機上空降至基輔附近的莫吉廖夫卡（Mogilevka）村。隨后，兩門無后坐力炮、機槍及其他武器彈藥也被投下。 基輔空降部隊的任務是奪取莫吉廖夫卡附近的降落場，并保障后續機降部隊的著陸。該任務圓滿完成。月底，該部隊返回克拉斯諾格瓦爾杰伊斯克（Krasnogvardeysk），并參加了列寧格勒軍區的軍事演習。

坦克掛架

演習后，一份關于全國空降兵發展的大型總結報告劃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僅在 1931 年，蘇聯的空降藝術就飛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領先于世界各國。短短一年內，不僅實現了大規模空降，還掌握了夜間跳傘至未照明場地、200-250 米超低空跳傘、攜帶醫療儀器跳傘、水上跳傘等技術。不僅完善了跳傘技巧，還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教官用于訓練新兵。

TB-1 掛載可拆卸的 T-27 超輕型坦克。

“空降兵”

這一切不僅極大地推動了降落傘的實戰應用，也促進了跳傘運動的普及。1932 年 1 月，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組織四個正規航空摩托化空降部隊：分別位于列寧格勒、白俄羅斯、烏克蘭和莫斯科軍區。

以列寧格勒部隊為例，其編制包括：一個兩連制的空降營，以及由一個裝甲連、一個摩托化連和一個炮兵連組成的機降集群。該部隊還配屬了一個 TB-1 轟炸機特種中隊。

1932 年 2 月，工農紅軍參謀長 A. I. 葉戈羅夫（A. I. Yegorov）將《航空摩托化空降部隊作戰戰術使用條例》草案送交第 3 航空摩托化空降部隊指揮官 M. V. 博伊佐夫（M. V. Boytsov）審閱。該條例的意義在于首次系統闡述了“空降兵”（以及“超低空空降”、“機降”和“混合空降”）的概念及其作戰形式。

條例明確了航空摩托化空降部隊在陸軍不同作戰條件下的任務。在無法與進攻部隊會合的情況下，建議空降兵在敵后轉入游擊戰。

雖然當時蘇聯已經熟練掌握了各種空降方式，并在零星沖突中進行了成功嘗試，但正是從這一刻起，空降作戰正式獲得了“官方”地位，不再被視為某種軍事上的“異國情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