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逸，1916年12月出生，上海市上海縣杜行鎮（上海閔行區浦江鎮）人，貧苦人家出身。1926年因父病故，家境貧困而輟學。

1937年5月，鄒逸考進上海郵政管理局，分配到吳淞郵局，后調徐家匯郵局、上海郵政局做郵差。他接受了革命思想，一面做投遞，一面從事抗日救亡活動，于193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1月，鄒逸任中共上海徐家匯郵政局支部書記。1942年7月，任中共上海郵政管理局工委組織委員。

1945年1月，因叛徒告密，他被日偽上海市政府逮捕入獄。在獄中，他千方百計保持同黨組織的聯系，并得到黨組織的指示。他堅持斗爭，任憑敵人軟硬兼施，始終堅貞不屈，沒有泄露黨的任何機密。在黨組織的多方營救下，于當年3月出獄，回到革命隊伍，繼續參加抗日武裝斗爭。

6月，鄒逸任新四軍淞滬支隊武工隊隊長。11月，在江蘇淮安中共中央華中局城工部學習班任學習組長。1946年2月，任中共郵局聯絡處支部書記，1948年5月調往浙東，任中共浙東臨委干部隊指導員。

浙東臨委的活動區域，主要是杭州灣西岸，滬、杭、甬三角地帶，東臨東海，南達靈江，西跨浙贛地域西側，北至上海黃浦江兩岸，是一個重要的戰略要地，也是抗日戰爭時期我黨領導的十九塊抗日游擊根據地之一。

其地理狀況十分優越，有寧紹平原，金、衢，諸、嵊和浦江盆地，經濟比較發達；寧波，舟山水域和杭州灣有較好的航運條件，港灣眾多；除平原外，大部分是丘陵和山區，有四明山、會稽山、天臺山，并與浙西的天目山和浙南的括蒼山相連。漫山遍野的青竹綠樹，大多四季常青，勝過華北平原的青紗帳。

1941年5月，我浦東武裝力量南渡杭州灣，穿插過國民黨頑固派統治的區域，到達“三北”（余姚、慈溪、鎮海三縣以北），組建起三北抗日支隊，由此形成我黨領導的浙東抗日游擊隊。

鄒逸來中共浙東臨委工作時，原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早已于1945年奉命北撤，堅持在這里的是1947年5月重建的四明武裝，當時只有幾十個人，卻干出了把浦東大潭鎮鎮長儲貴斌的武裝力量拉上四明山的壯舉，因而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度恐慌。

蔣介石親自下令浙保一個團進行拉網式“清剿”。我黨、我軍生活十分困難。鄒逸在浙東臨委時，住的是用毛竹、大簞搭建在深山密林中極其簡陋的茅房，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飯是當地群眾送來吃的，有上餐沒下頓，一天吃一兩餐或一兩天吃不上飯是常有的事。

為了隱蔽，所有人員必須做到“說話不出聲，燒飯不露煙，點燈不漏光”，環境之艱難可想而知。當時的浙江臨委，對外稱呼為“國際飯店”，聯絡站稱為“川上飯店”。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和上海局指示浙東臨委：在不妨礙堅持原有山區游擊戰爭的條件下，集中力量打開臺屬局面；部隊必須到敵人空隙的地方去“點火”，發動廣泛的群眾性的游擊戰爭，跳躍式地向前，力求面的發展；不要讓中心力量老是在原有地方和敵人糾纏不清，要把內線的糾纏防御局面變成為外線發展的進攻局面，讓老百姓知道，“三五支隊”沒有走。

1948年5月，中共浙東臨委研究決定：讓上海浦東過來的五支隊——“解放”部隊留守四明山；由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三支隊政治處主任諸敏率“堅強”部隊西進會稽山。

8月中旬由浙東臨委書記張瑞昌（即顧德歡）和三支隊參謀長張任偉率“鋼鐵”（后改為“機動”）部隊80余人、干部隊20多人到達天臺山的東麓寧海縣平溪村，與中共臺屬工委書記邵明、副書記王槐秋領導的“鐵流”部隊匯合。兩支部隊合編成浙東人民解放軍第四支隊，劉發清任支隊長，邵明任政委。

從此，鄒逸就戰斗在天臺山上，8月，任中共寧（海）天（臺）新（昌）縣工委書記兼“洪流”部隊政委，10月任中共天（臺）新（昌）縣工委書記兼“火星”大隊政委。

自天（臺）新（昌）縣工委、第十辦事處成立，到1949年5月24日天臺解放，僅8個月左右，在浙東臨委和臺屬工委領導及國內大好形勢的推動下，先后創建了北山、城區、南山和儒岙四個區。

天新縣工委、辦事處的游擊區域共有人口30余萬人，其中天臺20余萬人，新昌10余萬人；游擊活動區域的人口，天臺除城關、平鎮外，約占全縣總人口的90%；新昌占25%左右。

地方武裝從原來的2人（槍）發展到400余人（槍）；干部從原來的8人發展到100余人（其中來自會稽山“浙東人民干部學校”16人）。

黨組織從無到有，計有天新縣工委及兩個區委（北山和儒岙），支部3個，共有黨員15人；提出“三抗”（抗糧、抗稅、抗丁）口號，使國民黨基本上停止了抓丁、征糧、納稅，同時實行“二五減租”，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1949年2月10日，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攻克天臺城，中共浙東臨委組織部長王起代表臨委宣布鄒逸為天臺縣縣長。

4—5月，臺屬工委和浙東人民解放軍第四支隊在三門海游整軍時，為迎接進城，臺屬工委任命鄒逸同志為中共天臺縣委書記兼縣長、縣大隊政委。5月16日，中共浙江省委發出《關于結束“前浙東臨委”工作的指示》，要求干部配備原則上以南下干部負主要領導工作。5月24日天臺解放。

6月6日，中共天臺縣委、縣人民政府成立，鄒逸任縣委書記兼縣長、縣大隊政委。從這里可以看出，鄒逸在解放浙東的重要貢獻和領導天臺工作的主要作用。

在接收國民黨縣政府各個部門中，鄒逸和副縣長張鴻云都強調《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入城守則》和《約法八章》。當年進城的指戰員和新政權的工作人員連群眾的一口白開水都沒喝。

9月，鄒逸調離天臺，去省委黨校學習。

1955年4月，在“審干”中，鄒逸那段做地下工作時，曾被捕蹲過日偽監牢的事被翻出來了，他因此被誣為“叛徒”，受到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調離工作崗位的錯誤處理。在那段特殊時期，他更是遭到無情批斗，受盡皮肉之苦。愛人被牽連，子女無法上學，其所受的壓力、打擊之苦，是難以想象的。

但他堅信自己所走的路是正確的，堅信自己所受的冤屈是暫時的，黨不會忘記自己的。

他被下放勞動，先后在臨海森工站、臨海縣供銷社桔果公司、臨海杜下橋供銷社、白塔橋副食品商店等單位當工人、當店員。他心胸開闊，沒有抱怨，踏踏實實地做好工作。

有人不理解，有人為他鳴不平。他說：“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當省長、專員、縣長、鄉鎮長等是革命的需要，當業務員、保管員、炊事員、飼養員也是革命的需要。沒炊事員就沒飯吃，怎么叫戰士與敵人拼刺刀；沒飼養員，再好的駿馬也上不了殺敵的戰場；沒營業員，工廠生產的日用工業品，農民生產的副食品就到不了消費者的手里，廣大群眾的生活也無法得到保障。這些都是基本道理，人人應該懂得，干部同群眾絕不應有高低貴賤之分。”

1968年初夏，老戰友陳日貴，在臨海白塔橋見到了在副食品商店當營業員的鄒逸。鄒逸見到老首長就像見到了父母一樣親切，把委曲和苦水一下子傾倒了出來。

陳日貴看到他工作服上寫有“叛徒”二字，氣憤難平。鄒逸卻想得開：“要相信黨，相信群眾，對自己要有一個正確的估計。是不是三反分子或反革命，自己心中有數。心中無鬼，就不要害怕，總有一天黨會做出正確結論的。”

1982年秋，天臺縣委在國清賓館召開的“天臺縣黨史座談會”。鄒逸與中共浙東臨委和浙東人民解放軍司令員馬青、參謀長張任偉，原臺屬工委書記、四支隊支隊長、政委邵明等出席了會議。

鄒逸說：“信仰和信念是人生不可摧殘的精神支柱。我們還活著，活著就要沿著烈士的足跡走下去，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

1984年8月，中共浙江省委為鄒逸平反昭雪，恢復黨籍，強加在他頭上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全部推翻，還他一個老革命的真實身份。

1984年12月，鄒逸在臨海落戶離休，享受地專級待遇。離休后，他積極參加各項社會公益活動，擔任臨海市和天臺縣新四軍研究會顧問等，積極參與原臺屬地區如寧海三門、天臺、臨海等地的黨史、新四軍歷史研究和教育、培養青少年等公益事業。

他常去天臺坦頭鎮歡岙、石梁鎮原臺屬聯絡站東峰村、下深坑、上深坑等老區走走看看，看到山區群眾生活困難，往往自掏腰包救助。有的給300元、500元、有的給上1000元，還一律讓受助群眾“保密”。到底資助了多少人，誰也無法知道。他自己生活很清苦，一直住著60年代的老房子，連空調也沒有。

2012年，黨史部門去采訪時，鄒老鄒逸已96歲高齡，仍身體健康，頭腦清晰，心情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