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深秋,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舊址的一間密室里,一份偽造的文件被悄悄塞進檔案。
文件上寫著:薛畊莘,曾任法租界特級督察長,在職期間抓捕中共地下黨員數十人。這份偽造的“反共功績”本是為了救人:當時,薛畊莘被軍統以“通共”罪名抓了起來,家人買通中統偽造了這份文件,好證明他從來都是“反共”的。
于是薛畊莘被放了出來。
然而五年后,正是這份文件成了他被判處無期徒刑的鐵證。命運同他開了一個驚天的玩笑。
母親的遺言
故事要從1904年說起。
那年秋天,上海浦東陸家嘴一個特殊家庭里,一個混血男嬰呱呱墜地。父親薛仲江是中國人,英商鴻源紗廠的棉花部主任;母親孫美莉(Mary Sangster)是英國人,出身大戶人家。他們給兒子取名薛畊莘,字仰衡,法文名約瑟夫·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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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照片
薛畊莘5歲那年,父親病故。母親把他送到比利時讀書。他天資聰穎,法語、英語、中文俱精,日后竟與比利時首相廷德斯曼成了同學。
13歲那年,母親病危。他從比利時星夜趕回上海,跪在母親床前。母親拉著他的手,用盡最后的力氣說:
“你爸爸是中國人,你要愛你爸爸的祖國,不要受你舅舅的影響加入英國籍。中國是個有高度文明的古國,雖然現在很貧窮,將來一定有希望的。”
說完便與世長辭。
這句話,薛畊莘記了一輩子。
1930年,26歲的他考入了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從翻譯做起,靠著過人的語言能力和處事手腕,一路升遷。1939年底,他升任特級督察長,成為法租界巡捕房職位最高的華人警官。
審訊叛徒
薛畊莘說自己當年“只是同情共產黨”,但做的卻是掉腦袋的事。
1931年4月,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后叛變,整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地下網絡面臨滅頂之災。6月,總書記向忠發又不聽周恩來的再三告誡,私自外出夜宿姘婦處,被巡捕房抓獲,隨即叛變,聲稱自己能帶人去抓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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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發
薛畊莘聞訊大驚。他利用職權,把向忠發“請”到自己在環龍路的辦公室單獨訊問。
“聽說你能抓住周恩來,真的嗎?” “是真的。” “你怎么能抓住周恩來?” “我有周恩來住宅的鑰匙。” “你怎么會有他住宅的鑰匙?” “顧順章叛變后,中央擔心我的安全,安排我和周恩來住在一起,所以有鑰匙。”
薛畊莘壓住心頭的憤怒,繼續追問周恩來的住址。向忠發說不清路名和門牌號,卻供出了一個致命的細節:周恩來告訴他,樓上窗口若擺著花盆,表示安全;若無花盆,表示危險。
“無恥!”薛畊莘在心里暗罵一聲,穩住向忠發說:
“你先休息一會,我馬上就來。”
他關好房門,抓住這寶貴的幾分鐘,把這個情報傳了出去。
他找的是法租界巡捕房的華人翻譯曹炳生。曹炳生在咖啡館遇到了老同學陳志皋,判斷同座的女子黃定慧是中共黨員,便將消息傳遞了出去。黃定慧大驚失色,立即找借口離開。
當晚11點,周恩來、鄧穎超、蔡暢等12位中央領導人緊急轉移,躲過了叛徒的出賣。事后鄧穎超曾專門就向忠發叛變問題向中央書記處寫過材料,其中記述的細節與薛畊莘的口述完全吻合。
一箱金條與一張存折
1934年,又一樁事考驗著薛畊莘的膽識。
這年春夏之交,薛畊莘與法國查緝班長席能奉命前往巨籟達路(今巨鹿路)上的一所民宅執行搜查任務。在一只皮箱的夾層中,他們查出了戶主李嘉德存在英國銀行的27萬元英鎊存折。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
薛畊莘當機立斷,趁人不備將存折藏了起來。片刻之間,另一批法國警員與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憲警趕到,將李嘉德拘捕,卻因搜查一無所獲,最后只得將其無罪開釋。臨行前,薛畊莘與席能將存折如數歸還。
原來,這次搜查本是宋慶齡獲悉國民黨當局要查抄中共財產后,請求法租界巡捕房先行進行的保護性搜查。數日后,經李嘉德介紹,薛畊莘見到了時任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的秦邦憲。秦邦憲當面向他表達了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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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邦憲
收養與牽連
1935年,篤信天主教的薛畊莘在街上遇到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五歲女孩,名叫方小寶。孩子瑟縮在寒風中,母親是共產黨員,已不知去向。薛畊莘心生憐憫,將她收留回家。他沒想到,這個小女孩會給他帶來牢獄之災。
抗戰勝利后,薛畊莘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的金質勝利獎章,隨后在軍統系統擔任要職:先是上海行動總指揮部特警組組長,又調任軍統駐北平辦事處、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督察處上校參議。
然而就在他步步高升之際,1946年6月6日,軍統突然以“通共”之罪將他逮捕,押回上海。罪名之一,就是他在十年前收養了那個共產黨員的女兒方小寶。
薛畊莘被關進了國民黨的大牢,被上海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他的家人急了,想盡辦法營救。最終他們找到了中統的關系,花大價錢買通內部人員,偽造了一份文件塞進檔案:薛畊莘在法租界任職期間曾親自帶隊抓捕數十名中共地下黨員。這份偽造的“反共鐵證”被擺到國民黨當局面前,加上法國駐滬領事薩拉特及陸軍一級上將顧祝同出面保釋,薛畊莘終于走出了大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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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祝同
1948年,結拜大哥程子卿還在南京路新雅大酒樓為他設宴慶賀。
出獄后,薛畊莘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繼續與潘漢年等中共地下工作者保持聯系。上海解放前夕,香港警方邀請他去當警督,親友也為他辦好了定居香港的手續,潘漢年卻托人帶來口信:憑你多年對中共的幫助,留下來,另有重用。他選擇留下。
一份文件的報復
1951年,鎮壓反革命運動掀起。4月29日晚9點15分,一群公安人員敲開了薛畊莘的家門,將他逮捕。
搜查的結果令人吃驚:金條二十多根,美金十幾萬,家里還有六個孩子。搜查人員正準備將財物抄走時,時任公安部部長的李克農發來緊急命令:薛畊莘有功于革命,抄出來的東西不許動,全部交給他夫人撫養六個孩子讀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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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農
然而,當年的那份偽造文件,卻成了薛畊莘命運中最諷刺的一筆。1951年9月18日,法院的判決書上寫得明明白白:
“薛耕莘勾結帝國主義反動派,罪大惡極,本應處死。姑念該犯對于革命工作不無有功,奉軍管會特準,改判死刑為無期徒刑。”
當年為救他而編造的“抓捕共產黨”的謊言,在法庭上變成了真罪證。他沒有為自己辯解什么。這一坐,就是24年10個月。
1975年,特赦戰犯,薛畊莘獲釋回到上海。六年后的1981年,他獲得正式平反。1990年5月起,他享受離休干部待遇,成為上海文史館終身館員。
令人意外的是,出獄后不久,他當年在英國輪船公司擔任船長的舅舅多次要接他到英國定居;法國總統辦公室也派特派員德佩雷邀請他旅居法國。他一概婉拒了。
“共產黨最后給我的評價,讓我感到了幸福”
上世紀90年代,著名作家葉永烈偶然結識了薛畊莘。這位近百歲的老人身體清瘦,記憶卻出奇地好。正是他當年的口述,揭開了中共“一大”會場被闖之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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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會場
那個闖進會場的陌生人,就是薛畊莘在法租界巡捕房的老上級程子卿。
薛畊莘晚年居住在上海市中心一條安靜的小弄堂里,常有鄰居上門探望。
采訪過他的記者回憶,他已經103歲了,坐在藤椅上,背后墻上掛著母親的照片。有人對他獲得的“離休干部待遇”感到驚訝,老人擺擺手說:“我當年只是同情共產黨,沒有想過革命。”停頓片刻,他又說:“共產黨最后給我的評價,讓我感到了幸福。”
2008年9月7日,薛畊莘在上海逝世,享年104歲。他見證了晚清、民國、新中國三個時代,橫跨了兩個世紀。
他經歷了太多不能用“好人”或“壞人”來簡單定義的事情。他為中共做過許多冒死的事,也曾被中共判了無期徒刑。他被國民黨以“通共”罪抓起來,又被一份偽造的“反共”文件救出來,最后又被這份文件送進共產黨的大牢。
但他一輩子只記住了一句話。
103歲時,面對記者的采訪,他不止一次念叨母親彌留之際的囑咐:“你爸爸是中國人,你要愛你爸爸的祖國……我聽了媽媽的話。”記者寫道,那是“一個百歲老人的由衷之言,沒有任何矯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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