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說起1955年新中國首次全軍授銜，不少戰功赫赫的將帥都在那一天拿到了屬于自己的榮譽。但有這么一位打了半輩子硬仗的將領，居然沒出現在首批授銜名單里，不少老部下都替他打抱不平。這位就是后來補授上將銜的王建安，他走的時候留下的身后安排，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
王建安的資歷有多硬，華東野戰軍當過8縱司令員，濟南、淮海、渡江這些改變戰局的大戰，他一個都沒落下。濟南戰役那會，濟南城防修得跟鐵桶似的，誰都知道打攻堅戰傷亡大，搞不好還會拖慢整個戰局。王建安帶著8縱直接頂到最關鍵的攻堅方向，指揮所都貼著第一線擺，電話線炸斷了就靠通訊員在彈坑里跑著傳令。打過濟南戰役的老兵都說，老王膽子大，下命令快還從不亂指揮，跟著他打心里有底。
打完解放戰爭，1952年他又跟著部隊去了朝鮮，參加秋季反攻。朝鮮戰場跟國內不一樣，敵人有絕對制空權，裝備火力比我們強太多，后勤補給線還拉得特別長。王建安那會反復跟底下人說，看準了再打，打就要打實，就靠著這種穩扎穩打的作風，帶著部隊完成了任務。回國之后他就去了沈陽軍區當副司令員，本來按著資歷早就該順順當當晉升了，沒想到一場政治風波把他的進度拖了下來。
當年高饒事件出來之后，不少在華東、東北系統工作過的干部都受到波及，王建安也沒能躲開。他的軍銜、職務安排都被拖了好幾年，直到后來組織甄別糾正錯案，才在1956年給他補授了上將軍銜。換作旁人說不定天天喊冤，見人就說自己受了委屈，王建安倒好，啥多余話都不說，恢復工作之后照樣埋頭干活，天天盯著基層那點事。軍區里的年輕參謀都笑他，開口閉口就是基層，啥事都往連隊上扯。
1975年王建安調到中央擔任軍委顧問，按說這個年紀到了這個位置，天天坐在辦公室開開會看看文件，沒人會說啥不對。可王建安偏不，他一年有大半年都在外頭跑，跑各個軍區的部隊調研，鉆到邊防連隊的宿舍跟士兵聊天，蹲在新兵食堂看飯菜夠不夠吃。有次去老部隊調研，接待單位想著老首長來了，準備了一桌子好菜接風。結果王建安一進門就皺眉頭，直接問你們平常就吃這個？接待的營長剛要解釋這是專門準備的，直接被他頂回去，要求撤掉大菜換成部隊平常的伙食，一點商量余地都沒有。
還有一次去部隊檢查，他堅持不住條件好的招待所，就住在普通營房里。那天晚上趕上停電，士兵們打著手電整理裝具，都怕打擾到首長，放不開手腳。王建安聽見了直接跟大伙說，該干啥干啥，我就是來看看，不給你們添亂。第二天他還跟著連隊出早操，站在邊上一言不發，把看到的問題都默默記在小本子上。
王建安一輩子都不喜歡搞花架子，他總說紙面上寫的情況跟實際差得遠，得自己腳走到了，才能看見真東西。這種習慣其實跟他打了一輩子仗有關系，當年在前線當指揮員，哪能靠傳令兵說的情況就下命令，得自己盯著突破口才行。和平年代搞部隊建設，這個理也沒變，底層的士兵才是軍隊的根，根好了戰斗力才強。
1980年的時候，王建安身體已經垮得不行了，常年奔波加上戰場留下的舊傷，把他折騰得夠嗆。可他哪怕躺著，還把調研出來的部隊建設問題整理成文字，交給了相關部門，這也是他最后一份工作。后來他跟妻子聊起身后事，那會電視上正播外國領導人的國葬，場面特別隆重。王建安看完直接跟妻子說，咱們不搞那一套，我走了就按普通老干部辦。
妻子說你好歹是開國上將，總得有個排場，總得通知老戰友來送送。王建安直接擺手拒絕，說不用開追悼會，不用通知任何人，不用收花圈，也不用把骨灰放進八寶山。妻子當時都懵了，問他那總得有人送啊，他說用不著，組織知道我，部隊知道我，這就夠了。沒多久王建安就走了，家人按著他的遺愿辦，沒搞大規模追悼會，沒通知多少老戰友，葬禮冷清得跟普通離休干部沒兩樣，所以才有了“葬禮無一人到場”的說法。
不少人覺得他是受過委屈才選擇這種方式，其實根本不是，這是他一輩子刻在骨子里的性子。他從年輕時候就不看重這些虛名，授銜晚了好幾年都沒說過一句怨話，更別說走的時候要什么排場了。他總說個人功勞要服從整體，職務高低禮遇多少，都比不上實實在在給部隊做事。那些虛頭巴腦的排場，對他來說本來就是沒必要的東西。不進八寶山也不是對誰有意見，就是不想占用公共資源，想把這些留給還在干事的活人。
參考資料：解放軍報 《開國上將王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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